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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7月15日訊】在紐約地區“六四”十三周年紀念會上的發言中，我引用了諾貝爾和平獎得主、納粹集中營幸存者埃利.威塞爾(Elie Wiesel)的一段話。威塞爾說：“因爲有些德國人不願意他們的罪惡被記憶，因此我說無論是誰忘記了那些罪惡，誰就是那些兇手們的幫兇；無論是誰想要忘記，鼓勵別人去忘記，也都是那些兇手們的幫兇。”
威塞爾這段話無疑深刻而精闢，它對現今麻木不仁的中國無異於一記當頭棒喝。然而，我又必須指出，嚴格說來，今天的中國其實還沒有進入威塞爾的語境。
威塞爾這段話是一九七四年講的，那時，第三帝國早已灰飛煙滅，殺人元兇都受到正義的懲罰。威塞爾呼籲永不忘記，既是爲了忠於過去，也是爲了忠於現在，是爲了讓類似的罪行永不重演。說“永不忘記”，“永不重演”，其不言而喻的前提是該罪行已經成爲過去，所謂“成爲過去”，意思是該罪行已經得到清算；縱然有時候，正義來得太遲，兇手早已壽終正寢，從而永遠地逃脫了應有的懲罰，但畢竟正義的原則已經重新確立。
“六四”顯然還不是這樣。“六四”還沒有成爲過去。直到十三年後的今天，那個殺人政府還穩坐臺上，並且一再向世界公開宣稱“六四”鎮壓是必要的、正確的，宣稱今後遇到類似事件還要採取同樣的“果斷措施”；“六四”死難者的名譽還在蒙受玷污，他們的家人甚至還不能公開地悼念；自由鬥士還身陷牢獄或流亡海外，正義的原則還沒有得到哪怕是起碼的伸張：“六四”還沒有成爲過去，我們還生活在“六四”的陰影下，“六四”還在繼續。“六四”之後的十三年，是持續十三年的“六四”。
“六四”在中國還沒有成爲過去。今天中國人面臨的問題還不是單純的要麽遺忘要麽記憶的問題，而是“遺忘”與“記憶”的雙重困境。
我在《八九民運反思》裏分析過“記憶”與“遺忘”的雙重困境：“畢竟，六四是柄雙刃劍，它在嚴重地摧毀了中共政權的形象的同時，也嚴重地嚇阻了人民的公開反抗。假使中共的遺忘技巧運用得如此成功，以至於對絕大多數人民而言，六四事件就如同未發生過一樣，那固然會起到恢復中共形象的作用，但同時也會起到恢復人民勇氣的作用(想一想六四前國人高昂的精神狀態)。如果今天的中國完全恢復到六四之前的局面，那對於專制統治未必是好事而對於民主運動未必是壞事。因此，對於專制統治者而言，最好的辦法是使人民忘掉六四激起的強烈不滿而同時又記住六四造成的深刻恐懼。反過來，民運力量則應努力使人們保持對中共專制的反抗情緒，而同時又克服自身的恐懼感和無力感。”
如今，我們批評某些人忘記了“六四”，不是說他們忘記了“六四”的一切，而是說他們忘記了“六四”激起的強烈不滿，但是他們並沒有忘記“六四”造成的深刻恐懼。事實上，正因爲“六四”屠殺給他們留下了太深刻的記憶，嚇破了他們的膽，他們讓恐懼壓倒了義憤，所以他們才有意識地“忘記”，有意識地“淡漠”，有意識地遠離危險的政治禁區，並由於遠離危險而似乎“遠離”了恐懼。
充分意識到“記憶”與“遺忘”的雙重困境，我們就該懂得，我們不能僅僅滿足于提出“毋忘六四”的口號，我們要避免在強化人們對“六四”的記憶時也強化了“六四”的威懾效應。我們必須引導人們走出恐懼。我們必須要堅定人們對自由民主的必勝信念，尋找出更有實效的抗爭方式，開拓出更廣闊的自主活動空間，重新恢復人們對自身力量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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