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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6月1日訊】《六四真相》（以下簡稱《真相》）推出以後，曾得到許多當事人和研究者的批評與贊許、證實與證僞。去年旅美期間，筆者有幸于繁忙的旅遊安排中接觸到一些資料，並讀到該書全篇，覺得雖然許多質疑者的論點均有道理，但該書的大多數描述中共高層運作的資料，恐怕是迄今爲止可以見到的、距離資訊源最近的資料之一無疑。因此，該書的出版，應該是“八九—六四”研究事業的一大盛事。
對於整個研究事業來說，它的明顯功勞，在於對過去一些“坊間傳聞”的證實，對於不實謠傳的澄清。在我看來，科學研究的過程猶如用“天平”秤事——天平一端的秤盤裏放置“假說”，天平另一端的秤盤放置“證實”。每一個研究者總是先把得來的最初資料——經過整理——放在“假說”盤裏，然後再搜集其他證據放入“證實”盤中。如果“證實”的一端不夠分量，假說不能完全被證實，這項研究就不能算完成。如果“證實”的一端超出“假說”的分量，那麽，就需要修改“假說”，直到天平實現平衡。根據一定的資訊提出假說是容易的，但沒有被證實之前，它並不被賦予真正的價值。雖然出自不同渠道的“坊間傳聞”也可以互相證實或證僞，但畢竟越近資訊源的“證實”越可靠。《真相》對於研究的意義就在於此。
然而，正如筆者在接受《美國之音》記者海濤的採訪時所談到的，史書的“政治價值”與“學術價值”有時是矛盾的。當你懷抱爲某種派別或利益集團“澄清歷史真相”的目的而工作時，你很可能不自覺地掩蓋了另一些真相，而只有當所有這些真相都揭示無遺時，讀者才有可能接觸到名副其實的真相。本文的目的，就在於試圖揭示被《真相》忽略或不自覺地掩蓋了的那些真相。
一、從《八九民運史》的失誤之點開始的探索
《真相》對於筆者作于１９９４年的《八九民運史》中的一些史實陳述，是起到了修正作用的。其中最顯著者，在於它肯定了執行“六四”清場的部隊不是２７軍，而是３８軍。在１９９６年，筆者的朋友曾提出過類似問題，１９９７年《北京之春》登載的一篇關於３８軍的文章也談到這一點，但當時筆者無法斷定這些“說法”的“權威性”，因此未發表過任何更正的聲明。
在《八九民運史》第八章“六月腥風”中，筆者曾誤將３８軍政委說成２７軍政委。回想當年寫作時，之所以會採取此說，是因爲在該書脫稿之前，尚無文字與可信渠道的消息確認這支開進部隊的歸屬。筆者當時依據的僅僅是： １、“３８軍抗命、軍長被捕”的消息； ２、中國社會科學院１９８９年９月１８日“英模報告會”上，２７軍副政委的報告（見《八九民運史》附錄）； ３、解放軍文藝出版社出版的《戒嚴一日》有關文章提供的資訊。
——在這些資訊中，上述“英模報告”公開了部隊的番號，開進路線、包含兵種情況，並講述了２７軍搗毀紀念碑下“高自聯”指揮部的情節。在軍史方面，它擁有參與“老山戰鬥”的經歷。而在《戒嚴一日》中，現在已知是３８軍政委的文章，當時並未公佈部隊番號，但在上述開進路線和軍史敍述方面顯示出與前者的重合。另外，還有當時顯然是最接近資訊源的一部紀實文學作品——《王牌出盡的中南海橋局》，也公開持有２７軍開進長安街的說法。
而《真相》明確指出：“隸屬於北京軍區的第３８集團軍，是６月３日承擔天安門廣場清場任務的最重要的一支部隊。可以說，天安門廣場的清場任務基本上是由這支部隊完成的。”筆者相信，《真相》的作者如無確實根據，是不會作如此明確的“澄清”的。在此，筆者應該向讀者致歉，並在可能的情況下對《八九民運史》的有關提法作出更正。
然而就在《八九民運史》失誤的地方，筆者發現了《真相》的一個“缺陷”。
作爲一本晚出六年的、距資訊源最近、具有“權威性”的史料性著作，它至少應該在內容上涵蓋前人已經得到確證的材料，如上述２７軍已經公開承認擔任搗毀“高自聯”指揮部角色的內容，如《戒嚴一日》已經披露的１５軍參與清場與３８軍會師廣場的內容。（見《戒嚴一日》上集，第１９０～１９９頁）但是，筆者在該書的相關章節中，不僅沒有求得這方面的“證實”，相反，筆者發現，除３８軍執行清場任務這一事實外，所有參加執行６月３日至４日戒嚴部隊的開進資料均告闕如！
與這一大“空擋”相比，它對各地的、民運的、外電的材料，高層老人之間的對話材料的堆積和鋪陳，則有“不厭其詳”（當然也有明顯的省略）之嫌。在那些“不厭其詳”的“堆積”中，《真相》作者也慷慨地引用了不少群衆對２７軍“誤會”的材料。例如：
“石家莊：淩晨，約三千多名學生、市民衝擊２７軍軍部，呼喊‘２７軍劊子手’、‘２７軍鎮壓人民’、‘２７軍殺死老人、學生和孩子’等口號。零時，衝擊２７軍軍部大門。
石家莊：有三百多名學生、群衆包圍在２７軍軍部門口，其中七人靜坐。２７軍政治部負責人向省委報告：現在謠傳２７軍是鎮壓北京學生和人民的骨幹，他們非常不安。現在２７軍的軍人家屬非常擔心。一是擔心‘在外邊的人會不會受傷’，執行戒嚴任務的時間會不會很長；二是擔心自己在地方工作開始受‘白眼’，擔心有人抓住他們當人質，甚至子女受到傷害。請求地方政府做市民的工作……”
——筆者相信，《真相》作者是掌握有關於２７軍的更多材料的，但既然如此，它爲什麽偏偏要略去２７軍搗毀“高自聯”指揮部這一公開的重要的環節呢？這只能讓人認爲，作者或編者根據自己的需要，對“史料”採取了“有詳有略”的處理方法。
作者或編者爲什麽要這樣做呢？僅僅是“還歷史與真相”，還是對２７軍的處境有特殊的同情？抑或是爲了把沒有了軍長的３８軍推向前臺，去面對歷史的審判，或爲“六四”問題“圓滿解決”鋪平道路？——對此，在沒有更進一步資料證實的情況下，不便作出判斷。本人關心的也並非這些問題。因爲，本人認爲，無論是３８軍還是２７軍，在六四事件中，充當的都是“工具”的角色。不能加之于２７軍親屬的“誤會”，同樣也不能加之於３８軍及其親屬。筆者相信，當今人們的覺悟，也不會容忍把３８軍作爲“替罪羊”之類的安排以換取一樁歷史公案的了結。
俗話說，內行看門道，外行看熱鬧。顯然，“不厭其詳”的堆積，並不能滿足有心的研究者探求“完整的”六四真相的願望：一個沒有軍隊詳細動態的報道，能夠在多大程度上揭示“六四”的真相呢？筆者的著作也沒有，但筆者寫的是“八九民運史”，而不是“六四真相”。如果前者的責任是在揭示“學運—民運”的起仆線索的話，後者的責任顯然應是揭示“戒嚴—鎮壓”的推進過程。而正是《真相》在軍事問題上的某種隱諱，使筆者意識到，這正是揭開“六四真相”之謎的關鍵所在： ——如果沒有那麽多的軍隊參加，會有令世界震驚、令歷史沈重的“六四事件”嗎？
——鄧小平爲什麽會調動如此之多的軍隊，來干預手無寸鐵的學生的抗議？
二、根據民間資料編織的軍事圖景
爲了對付八九民運，中國政府到底動用了多少軍隊？這顯然是揭開“六四”之謎的第一道難題。只有通過了這道難題，我們才能夠進一步問“爲什麽要動用如此多的軍隊”進而接近事情的真相。
在一個軍隊事務仍屬機密的社會裏，作爲普通研究者，我們無法獲得關於它的準確的資料和資料。關於參加戒嚴的部隊總人數，迄今爲止，有說是２３萬的，也有說是２５萬的。報數最多的一文，是１９８９年七月號《明報》載文《党指揮槍？槍指揮党？——謎一樣的人民子弟兵》，說：“這次奉戒嚴令進京的，有來自全國七大軍區的軍隊，達３５萬人之衆。他們大多出自作爲軍隊‘精銳’的野戰部隊；軍兵種包括步兵、炮兵、裝甲兵、空降部隊、導彈部隊。其中２７軍、３８軍、３９軍、２４軍均爲經過合成改造的現代化集團軍。參加人數最多的２７軍和３８軍爲中央軍委戰略預備隊。”根據官方的報道，鄧小平１９８９年６月８日在中南海懷仁堂接見戒嚴部隊“軍以上幹部”的公開人數是“百餘人”。
除此之外，我們可以作爲依據和參考的資料還有： 其一，是解放軍文藝出版社出版的《戒嚴一日》； 其二，是《八九民運史》附錄——２７軍副政委所作的“英模報告”； 其三，是６４ｍｅｍｏ上刊載的《中國人民解放軍戒嚴部隊進軍路線——１９８９年６月３日至４日》（以下簡稱《進軍路線》） 其四，多維網“大家論壇”上刊載的《２７軍在“六四”》（以下簡稱《２７軍》）和《３８軍在“六四”》（以下簡稱《３８軍》）
在這些資料中，《進軍路線》相當集中地描述了軍隊在“六四”鎮壓中調配情況，滋錄於此，以便比照分析：
“３８軍 由西向東 該軍１１２師、１１３師１０８００人在代軍長張美遠（少將）、政委王福義（少將）率領下，於６月３日晚８點從萬壽路一帶的軍隊大院和豐台西倉庫出發，經五棵松、翠微路、公主墳、木樨地、復興門、西單，向天安門廣場推進。
３９軍 由東向西 該軍１１５師、１１６師在軍長傅秉耀（少將）率領下於６月３日晚８點沿八王墳、建國門、北京站向天安門廣場進發。
４０軍 由東北向西南 該軍１１８師、１１９師在軍長吳家民（少將）率領下，於６月３日下午３點３５分從首都機場出發，沿京順路、機場路、太陽宮、三元橋，向東直門開進。
２３軍 由北向南 該軍在副軍長劉書明（大校）、政委張傳苗（少將）率領下，從沙河機場出發，沿馬甸橋、清河鎮、和平街北口向德勝門開進。
１５軍 由南向北 該軍４３旅、４４旅在副軍長左印生（大校）、副政委田瑞昌（大校）率領下，於６月３日下午５點從南苑機場出發，沿南苑路，經木樨園、永定門、前門，向天安門廣場進發。
５４軍 由西南向東北 該軍１２７師在副政委張ｋｕｎ（少將）、師長鐘聲琴（大校）率領下，於６月３日晚９點５０分從豐台出發，沿六裏橋、廣安門、菜市口、虎坊橋、南新華街向天安門廣場開進。
２７軍和６５軍則已經於６月３日前通過各種方式進入了人民大會堂。
２８軍 該軍８２師、８５師６月４日白天仍被北京市民堵截在木樨地一帶。
６３軍 該軍１８８師在軍長齊連運（少將）、政委曲繼甯（少將）率領下與６月３日晚１０點半，沿３８軍的路線向天安門廣場開進。”
——經過筆者核對，這一資料所提到的人名、路線與開進方式，全部可以在《戒嚴一日》中得到應證。
在《３８軍》一文中，涉及到六四時期軍隊調動的內容有：
“奉命進京執行戒嚴任務的有１５軍、２０軍、２４軍、２７軍、２６軍、２８軍、３８軍、３９軍、４０軍、５４軍、６３軍、６５軍和６７軍”
——綜合上述兩文，此次戒嚴動用的部隊，報數最多的是１４個軍（包含Ｎ個集團軍）。其中《３８軍》一文只有１３個，缺少《進軍路線》中所說的２３軍。而《進軍路線》中提到２４軍卻暫缺其進軍路線。它們與上述《明報》文章中提到的部隊番號也可以互相應證。如果這兩篇文章不是出於同一作者，那麽，它們所提供的這個數位可以作爲“六四”在動用軍隊方面的參考基數。
經過筆者搜索，《進軍路線》告闕的資料，或許可以從如下線索得到補充。根據《戒嚴一日》：
１、在《將軍被圍記》中，記述了５月２０日從西山出發，在北京城西八角村被圍困的某集團軍動向。該軍的軍長是臧文清，政委是曹和慶。在１９８９年６月６日戒嚴部隊召開的“新聞發佈會”上，北京軍區政治部主任張工也介紹了這一情況。（見《戒嚴一日》上集，第２６—３１頁）
２、在《敞篷軍列搶運兵》中，記述了５月２１日北京鐵路分局“軍代處”將北京開往大同的１４１７次“空敞車”的３０節車廂扣留在懷來的沙城站，並把車輛送至部隊的“裝載地點”。此後，這次被命名爲“平２４”的列車，“不起貨票，不挂守車，不派轉運車長”，“一路綠燈”於次日早晨６時１３分到達北京站。（見《戒嚴一日》下集，第４—５頁）
３、在《一篇新聞稿》中，記述了一個來自“遼東大山裏的軍營”軍官的記錄：５月２２日淩晨１時，該趟不知從何地出發、載有至少一個團的軍列，受阻于河北安遷車站（見《戒嚴一日》下集，第６—７頁）
——這些資料，也許與上述資料所述部隊重合。但專業研究者不難通過類似途徑補足缺如。
此外，據《３８軍》所述：調配這些軍隊，牽扯到三個大軍區的兵員，它們“主要來自”北京軍區、瀋陽軍區和濟南軍區。此外還有“其他軍區”。在整個戒嚴過程中，起配合作用。從參與的兵種來看，據《戒嚴一日》：它們包括坦克與裝甲部隊、榴炮與高炮部隊、工兵與通信部隊，還有偵察兵和空軍……這些敍述，基本印證了上述《明報》文章的說法。在《真相》的下面文字中也可得到印證：
“……接到赴京執行戒嚴任務的命令後，北京軍區、瀋陽軍區和濟南軍區的有關集團軍迅速收攏部隊，進行思想動員。在向北京開進中，各部隊採取佯動迂回、隱蔽前進、多路進發、高速開進等多種辦法向北京集結。……先遣部隊第２７集團軍、第３８集團軍、第３９集團軍、第６３集團軍的有關部隊，已遵照中央軍委的命令準時開到北京城區，基本到達預定目的地，爲進行戒嚴做好準備。”
除此之外，參加了所謂“平暴”過程的，還有北京的武警部隊和頭戴防護面具、手持玻璃鋼盾牌和電警棍的防暴警察。
——這些資料，可以大致畫出１９８９年參與“六四”鎮壓的軍隊調集情況。
三、從“值勤”到“鎮壓”——軍事作用升級的三部曲
綜合上述資料可以看出，這些軍隊進入北京是分三個梯級實現的：
第一個梯級，是４月２２日——５月５日，即軍隊進京值勤時期。
這個時期以４月２０日“新華門事件”爲肇端。根據《３８軍》的記載：４月２０日淩晨“發生了‘新華門事件’。中共中央軍委爲了穩定社會秩序，遂於４月２２日，將３８集團軍第１１２師（欠３３６團）、坦克第６師（欠炮兵團）、工兵團、通信團，共８９８６人、４０９台汽車首次調赴北京。在此期間３８軍協助首都公安、武警完成了維護首都秩序，保護胡耀邦總書記的靈車安全進入八寶山公墓的任務。”根據《真相》記載，這一調兵行動的“報告由楊尚昆簽發，趙紫陽圈閱。”也是請示過鄧小平的。
至於中央軍委爲什麽要作出這樣的決定，決定的過程如何，我們原指望從《真相》一書得到更多的啓示，但是《真相》並沒有提供我們解開“軍隊介入”這個關鍵的環節。
——這是軍隊進京邁上“第一個梯級”的第一步。下面是第二步：
《３８軍》說，“四．二六社論”發表後，學運進一步擴大。３８集團軍第二次奉命率坦克第６師、工兵團、通信團一部共５１００人、２３４台汽車進京，擔任了警衛大會堂和“制止動亂預備隊”的任務。這個“制止動亂預備隊”是根據什麽命令成立的？《３８軍》沒有說，《真相》一書則作了如下記載：
“爲了對付這次遊行（指４．２７遊行——陳注）並預防突發事件的發生，經請示鄧小平，楊尚昆命令從北京軍區第３８集團軍一個坦克師、一個工兵團和一個通信團等部隊中抽調約五百余人，於４月２７日至５月５日，在北京執行警衛人民大會堂和制止動亂預備隊的任務。楊尚昆命令，軍隊必須堅決聽從中央軍委的命令，與學生或市民發生衝突，決不能動用武器。違者按軍法論處。由於４．２７學生遊行秩序井然，３８軍執行任務的部隊基本沒有介入。”
該書還記載了遊行隊伍報道的，３８軍“一個師”從天安門廣場撤離這樣一條資訊，並未作出更正。
在此處《真相》所報３８軍抽調的部隊與《３８軍》的記載一致，但數目要大大小於《３８軍》，但它告訴了我們那個“制止動亂預備隊”的來歷。而這個“預備隊”顯然就是後來擔任“鎮壓主力”的３８軍被綁上“戰車”的開始。
第二個梯級，是５月１９日—５月２２日，即軍隊正式執行“戒嚴令”時期。
這個階段起始於５月１７日在鄧小平家中召開的，有楊尚昆參加的政治局常委會議。會議以兩票贊成，兩票棄權（其中一位元“服從組織決定”；另一位“保留個人看法”），一票反對的結果，通過了“戒嚴”的決定。據《３８軍》記載，第二天（１８日）下午，楊尚昆主持了中央軍委會議，爲北京市區的戒嚴進行兵力部署。會議決定以北京軍區、瀋陽軍區、濟南軍區承擔戒嚴的主要任務，其他軍區配合，成立了戒嚴部隊指揮部。當天晚上，北京軍區司令員周衣冰向楊尚昆緊急報告，３８軍軍長徐勤先表示不能執行戒嚴命令。楊指示周衣冰立即前往３８軍駐地保定，親自處理。
５月１９日，趙紫陽以病假爲名拒絕出席向黨政軍幹部宣佈戒嚴的大會。由於開會前得悉戒嚴情況被泄露，爲預防不測，原定由５月２１日零時開始實施的戒嚴時間提前到５月２０日上午十時實施。
此後便發生了舉世皆知的、遍及華北地區的人民“反戒嚴運動”及全國性的“抗議戒嚴活動”。１９日晨，３８軍第１１２師、１１３師、坦克第６師、炮兵旅、工兵團、通信團的１５０９９人、８５１台汽車、２１３輛裝甲車和３３輛坦克及坦克搶救牽引車從保定出發向北京開進。其中６７００餘人進入五棵松至軍事博物館一帶的軍隊大院，其餘分別被阻于大井村、八角村、焦家口和六裏橋（《３８軍》）；２７軍１９日上午８時從石家莊出發，在分四路開往北京途中，分別在保定、豐台、大興和八寶山一帶受阻，２１日，他們接到暫不進城，在郊區待命的命令。５月２０日，奉命進入《人民日報》警衛目標的某部，從北京東面的通縣出發，被阻于朝陽區大北窯返回營地，改走順義縣李橋鄉、管莊，從稻田蟄入２９２醫院。５月２０日，從西山出發，以天安門爲目標的某集團軍被阻於古城。濟南軍區的部隊則因錦州發生學生“臥軌”事件受阻……除少數需要進入特定警衛目標，如火車站、電報、電視大樓的部隊，採取“化整爲零”的手段達到目的外，大部分受阻軍隊暫停執行戒嚴任務，從２２日至６月２日起，按由遠而近、由外向裏、由分散到集中的原則，將被圍部隊逐步調整到有利位置。與此同時，奉命開展了一場“熱愛首都，熱愛首都人民，熱愛大學生的教育活動”。
第三個梯級，是６月３日—６月４日，即軍隊開進“平暴”的過程。
從５月２２日到６月２日，這“漫長”的十天已經把北京學生運動的意志與激情幾乎消磨殆盡，民運除了“等待鎮壓”以外，幾乎失去明確目標。
而在軍隊一方，則對未來的行動作好了充分的物質和思想準備。通過一段時間的滲透，他們已經在天安門廣場周圍布好了一張大網——據《真相》和《戒嚴一日》記載，戒嚴部隊此時已進駐了人民大會堂、中山公園、勞動人民文化宮、公安部機關等大院；他們不僅對全北京每日的人流和活動規律進行了探測，對天安門廣場和紀念碑進行了偵察，還針對可能出現的集會、圍堵、槍殺、爆炸、縱火、放毒及自然災害等情況，制定了周密的警戒防衛方案；各軍、師、旅、團緊扣執行任務的特點，組織了三十二次較大規模的演練，擬制了十二套處置突發事件的方案。
與此同時，在政府一方則作好了政治上的準備：按部就班地取得了中顧委及政治老人的一致、各省和各大軍區的表態；與歷次重大事件發生之前一樣，給民主黨派打了招呼。更重要的是，５月２７日，取得了人大委員長萬里的書面表態。５月２８日，在中共元老確定了新一任的接班人，確定即將召開新一屆中共中央全會的同時，也確定了即將對天安門廣場進行清場的計劃。６月２日，在鄧小平主持下，中共終於作出當晚“實施清場計劃，兩天完成”的決定。當天下午，楊尚昆主持召開軍委和戒嚴部隊指揮部負責人會議，命令於６月３日零時一部份尚在郊外的戒嚴部隊進入北京市區，繼續向警戒目標開進。
此後，各路部隊在各自行軍路上都遭到北京市民的阻攔，儘管遠不如戒嚴初期所遇到的阻攔嚴重，但部隊卻前進緩慢。針對這種情況，３日下午４時，楊尚昆、李鵬、喬石、姚依林召集秦基偉、李錫銘、洪學智、劉華清、陳希同、遲浩田、楊白冰、趙南起以及國務院秘書長羅幹、戒嚴部隊指揮部副總指揮、北京軍區司令員周衣冰和北京軍區政委劉振華、以及各軍軍長開會，就部隊難以前進進行緊急磋商，並命令：戒嚴部隊一定要堅決按計劃執行戒嚴任務，不得延誤時間；部隊開進途中，如遇阻攔，可以採取“一切手段”予以排除。
當日下午５時許，３８軍政委王福義接到這個命令，以及該軍爲先導由西往東開進廣場的任務。６月４日淩晨１時３０分到達廣場，４時３０分，開始清場。於６月２日進入人民大會堂的２７軍四個連２０５人組成的一個特緝分隊，在偵察參謀趙勇明帶領下，于淩晨１時３０分領受了搗毀紀念碑下“高自聯”指揮部的任務。他們于４時２５分出發，在廣場閉燈的那一刻，到達出發地點，並於西、北、南三面突入紀念碑下的人群，完成了其實除人肉屏障外，並無抵抗的“奪取”任務。（據該隊成員說，他們的任務中原有逮捕高自聯領導成員這一項，但根據事態進展，恐怕“節外生枝”，他們放棄了這一行動。可見這個“特緝隊”的權力是很大的。見《戒嚴一日》下集，第２１６頁）由南面進入廣場的１５軍，則按戒嚴指揮部安排，把守從紀念碑東南角到前門大街的出口，于４時３０分“自南往北向廣場中央開進”，５時３０分與由北向南開進的３８軍“會師”，（見《戒嚴一日》上集，第１８９、１９９頁；下集，第２１３頁）從而基本結束了整個“清場”過程。
四、對鄧小平恐懼的探索
通觀以上軍隊由執行“值勤”任務到充當“鎮壓”工具的整個過程，我們得到兩點啓示：
其一，是十餘年來糾結在人們心頭的所謂“開槍”問題，實際上是在鎮壓前夜的６月３日，在一個清場時間限制的壓迫下，由一個既含糊又明確的可以採取“一切手段”的允諾帶來的。——這一真相的澄清，在某種程度上拂逆了“激進輿論”的感情，但卻是《真相》爲“八九—六四”研究作出的一個最大的，別無替代的貢獻！它的重要性在於使我們看到，所謂“六四”鎮壓的關鍵，並不在於“開槍”命令的發佈，而在於一個“漸進過程”的“轉捩點”。
其二，耐心的讀者從上述簡單的陳述中肯定已經嗅出了某種異於尋常的氣味：在部隊調配的每一個環節都體現了一種“雙備份”的考慮。如：安排天安門廣場清場的部隊，是兩個主力軍——３８與１５軍（中間還夾著２７軍的一個“特緝隊”）；駐守大會堂是兩個軍；東西南北四個方向、兩條路線開進，都是各爲兩個軍。在３８軍到達廣場之前，安排在勞動人民文化宮、中山公園、公安部大院、歷史博物館和大會堂的軍隊早已對天安門廣場形成了包圍圈。而在他們的週邊，還有空軍和高炮部隊。整個３８軍的進軍，如同被“請君入甕”——連後路都被封死，因爲緊隨其後，還有６３軍的一個師“督後”。這些現象，使得整個圍繞廣場的“清場”活動，看上去更像是一場小心謹慎的忠誠測驗！
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如果當時３８軍的將帥真的接受了某些民運人士提出的“凱旋在子夜的大進軍”，在天安門廣場與學生“會師”的話，他們將立即被一同埋葬在這個帝國的中心！
到此，我們已經不可避免地要面對這樣一個問題：“國之重器，不輕以示人”，鄧小平顧慮的到底是什麽？解開了這個結，也就解開了軍隊由“值勤”到充當鎮壓工具的“轉捩點”。
讀者一定已經注意到，在上述三個梯級的遞進關係中，第二個梯級是整個事情發展的關鍵。而第一個梯級也並非無關緊要。
如前所述，這第一個梯級的第一步，是由“新華門事件”邁出的。但胡耀邦追悼會後，似有縮回這一步的迹象。而真正登上第一個梯級的一步，是鄧小平的４．２５講話。
在公開的資訊中，我們只知道，鄧小平講話的結果，是在４月２６日發表了那篇使學運“升級”的“４．２６社論”和與學生的對話，但不知道高層在幕後到底做了什麽。六四後，不少文章說，在戒嚴以前，鄧小平有一個會見各大軍區、集團軍首長的動作。香港《爭鳴》雜誌１９９８年６月號《鄧小平“六四”言行錄》上說，這個會見的時間在５月８日至１２日，地點在武漢。較早出版的《王牌出盡的中南海橋局》說時間在５月１９日至２３日，地點也在武漢。這兩說的時間雖然不一致，但所述會見地點均在武漢，時間跨度均爲５天，這一“巧合”似可以給這件事以某種程度的“證實”作用。
在《真相》一書中，沒有記述鄧小平的這一動作，但是它沒有記載從４月２５日以後，直到５月１１日這段時間鄧小平去向的文字，而自５月１１日後，根據它記述的鄧小平的每日活動日程，鄧在此期間似無離開北京的迹象。如果《真相》的時間報道是可信的話，那麽我們可以設定，在４月底與５月上旬的一段時間裏鄧小平不在北京。從５月１１日楊尚昆向鄧小平彙報情況的內容看，鄧小平的確有可能一段時間不在北京。那麽，鄧小平這段時間去了哪里？根據《鏡報》月刊１９８９年６月號刊載的《中南海高層鬥爭真相》和羅點點的《流血的改革》的報道，我們可以設定他去了北戴河。而陳一諮《十年改革與八九民運》中說：“５月８日，鄧小平開始召見各大軍區、軍兵種負責人部署調兵。”我們大致可以設定，鄧小平確有一個和各大軍區與兵種首長會見的情節，地點也許在武漢，也許在北戴河。如果這個情節是存在的，那麽，不僅３８軍是不被信任的，連楊尚昆本人也是被提防的。至於鄧小平這些會見的性質，綜合各種資訊來看，與其說是“調兵”，毋寧說是“打招呼”或“摸底”，更加確切。有了這個“底”，他才會回北京坐鎮，而沒有後顧之憂。
以後的事態證明，第二個梯級的出現，顯然早已超越了“軍民”這一對矛盾的存在，而是更加側重了“黨軍”和“軍軍”兩對更加棘手的矛盾。
從《真相》記載的５月１１日，鄧小平和楊尚昆的私人談話，我們可以看出事情這一階段的情況。
那一天，是鄧小平主動提出了“你怎麽看待趙紫陽的亞行講話”這一問題。楊向鄧談了自己的看法後，又透露趙紫陽私下對他談的修改“四二六”社論對學運定性的想法。鄧小平隨即又問：“常委中別人的意見呢？”楊尚昆說：“他的這個看法只是私下裏對我說，還沒有在常委和政治局會議正式提出來過。依趙紫陽的估計，喬石、胡啓立可能會同意，李鵬、姚依林大概不會同意。”於是，鄧小平提出：“在重大政治問題面前政治局常委一定要果斷，要敢於堅持原則。當然，我們要盡力採取平和的手段解決這次學潮。”這時，楊把話題轉到“戈巴契夫過幾天就來了”的問題上。但最後，鄧又回到“學潮”問題，並詢問了“部隊思想狀況怎麽樣？”在得到楊的有把握的回答後，鄧小平最後對楊尚昆說：“趙紫陽、你、我，我們三人認真談一談。”
通觀這次談話，我們可以看出，鄧小平決定在“用兵”問題上“再上一個臺階”是由對趙紫陽的“亞行講話”不滿開始的。從楊尚昆那裏，他摸清了趙的真實用意和常委態度後，開始考慮“用兵”問題。但此時，對“學潮”（這是鄧私下講話中採用的調子）尚未確定鎮壓方針。
經過這次“鄧楊交底”，我們只需看看５月１６至５月１９日發生的幾件大事的要點，便能清楚瞭解這“第二個梯級”是如何上去的：
５月１６日，趙紫陽與戈巴契夫會談，公開中共高層決策內幕。會後，趙紫陽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緊急會議，提出改變“四二六”社論對學運的定性。中國人民解放軍某部全體青年軍官致信廣場學生，表示堅決支援民主運動。
５月１７日，播發趙紫陽代表政治局常委勸學生停止絕食，承諾不搞“秋後算帳”的“書面講話”。趙紫陽率政治局常委向鄧小平彙報。李鵬、姚依林提出趙在在“四二六”社論問題上的出爾反爾，亞行講話與社論聲音不一致的問題。鄧向趙提出亞行講話“是一個轉折”，從那以後學生就鬧得更凶了，再次重申以社論口徑爲最後底線“不能退”，並說“再這樣下去，我們都要被管制了”，並建議政治局考慮戒嚴問題。趙表示，對鄧的方針難以執行。天安門廣場出現“結束老人政治”、“打倒鄧小平”的口號。
５月１８日晨，天安門廣場學生廣播了中國人民解放軍部份軍官致中央軍委的信。信中提出決不要鎮壓學生；敦促政府領導與學生對話；促進軍隊改革，削減軍費等要求。李鵬與學生代表對話無果。３８軍軍長徐勤先抗命被捕。
５月１９日淩晨，趙紫陽到廣場看望學生，發表告別講話。
根據陳一諮《十年改革與八九民運》，５月１５日到１８日，“首先提出不贊成動用軍隊的，是人大常委會三個軍內副委員長。離休的八百多個將軍中，有五百多個將軍都明確表示反對動用軍隊鎮壓。”
——顯然，在這個過程中，不僅暴露了“黨軍矛盾”，還暴露出另一個在“鄧楊交底”時被掩蓋起來的“軍軍矛盾”。這兩個矛盾，無疑是主宰鄧小平思維的關鍵問題。這一點，我們從其後的四件事中也可得到應證：
第一件，是５月２１日，尚在“病休”中的趙紫陽命中辦機要局急電在加拿大訪問的萬里，結束訪問後立即回國。鄧小平聞訊後立即要中辦、人大常委會辦公廳，發特急電通知萬里提前結束在美國的訪問，即行回國，先到上海，由江澤民通報北京的有關情況後再回京。５月２２日，趙紫陽“病休”結束前往正常上班時，發現自己已經被“架空”了。
第二件，是戒嚴以後，爲“以防萬一”，在中南海以及未入住中南海的元老們的住宅，警力都比原先加強一倍，都架設了輕機槍，備放了紮車胎的帶刺鋼板。中南海的新華門內側沿南海和瀛台一帶都部署了部隊。楊尚昆經李鵬勸說，“從工作大局出發”，與李鵬們一道搬進了中南海。而當楊尚昆勸鄧小平是否也到中南海“避一避”時，鄧小平說：“我哪兒也不去！”
第三件，是５月２４日楊尚昆在中央軍委召開擴大會議上的講話。據《真相》稱：“這個會議完全是根據鄧小平的授意召開的，開會的目的，就是通報趙紫陽的問題，統一部隊高級將領的認識，以防軍隊高層産生思想分歧。”楊尚昆說：
“一段時間安定了，中央某人說話或者一篇文章出來，又起來了。然後又下去一點。接著又起來了。到了最後，搞得北京不得不宣佈戒嚴。爲什麽會出現這種情況？爲什麽搞得首都這樣失去控制？全國都發生大的遊行示威……經過分析事情發展的過程，得出這樣一個結論：這件事發生在學生裏頭，但根子是在黨內。就是說政治局常委有兩個聲音，兩個不同的聲音，按照先念同志概括的說法，就是有兩個司令部。”
接著，他歷數了趙紫陽在“四二六”社論、亞行講話、會見戈巴契夫講話，和５月１９日“告別講話”的錯誤，以及他對待戒嚴問題的消極態度，透露了中央“勢必要換領導。然後，他談到軍隊問題時說：
“特別重要的是軍隊無論如何要鞏固。軍隊是不是都思想通呢？這就要靠你們去作工作，我想大軍區一級的同志沒有問題，但軍以下會不會有人有問題呢？現在還有人說，軍委有三個主席，爲什麽鄧小平一個人就能夠調動執行戒嚴令的部隊。這些人根本不懂軍隊，只能欺騙學生，軍隊實行首長負責制，我們這些人只是協助主席工作，起參謀作用……紫陽同志做這些工作，老實講，我們給他貼了不少金。這幾年的成績，根本上就是由小平同志提出經政治局集體決定的，他只是執行。”
第四件事，是６月２日，在作出“清場”決定的會議上，鄧小平說：
“我們要實現自己的發展目標，必不可少的條件是要有安定的國內環境與和平的國際環境。我們不在乎別人說我們什麽，真正在乎的是有一個好的環境來發展自己。只要歷史證明中國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就夠了，別國的社會制度如何我們管不了。可以設想一下，如果中國動亂，那將是個什麽局面？現在要是中國亂起來，就決不只是文化大革命那樣的問題……如果再亂，亂到黨不起作用了，國家權力不起作用了，這一派抓一部份軍隊，那一派抓一部份軍隊，就是個內戰的局面。”
這些當事人的言論，結合５月２０日張愛萍、肖克、葉飛、李聚奎、楊得志、陳再道、宋時輪等七名退休上將致中央軍委，反對以軍事行動解決問題的聯名信；以及當時的軍人動態（見筆者《八九民運中與學生站在一起的軍人》）；聯繫到後來如縷不絕的關於３８軍與２７軍矛盾的謠言；以至在“六四”後，由解放軍總政治部文化部出版的第一部與真相比較接近的《戒嚴一日》與中央口徑的微妙差別；以及鄧小平在去世前解決“楊氏兄弟”問題和籠罩在楊尚昆父子死亡問題上的迷霧；還有把這些矛盾資訊延續至今的《真相》傾向性，等等這些，都說明，鄧小平、楊尚昆當初的那些恐懼並非子虛烏有。或許，被掩蓋的比被揭露的要多得多！
他們所憂慮的一個是“政變”，另一個是“兵變”！動用如此龐大的軍隊，進行如此周密的部署，他們的確不是爲了學生而去的。
五、一個可能被忽略的“隱形殺手”？
在以往的歷史研究中，人們習慣于用傳統思路，從當事人的政治、經濟、文化與利益關係分析事物的矛盾。在探索鄧小平的用兵之謎時，筆者和大多數人一樣，喜歡從他的武夫出身，他本人的“家長”性格出發；從“楊家將”在軍中的利益，以及鄧小平、趙紫陽對楊的依賴去求得結論；以及最終歸因於中國的政治體制弊端，等等。這固然是十分必要，也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和不同的角度內，揭示“六四”鎮壓的原因的。然而，這些不同的條件只是事物演化的背景，它們最終只是六四“用兵”的“或然性”，而不是其“必然性”。對於不同的人，它一定還存在自身的特殊問題。對於鄧小平來說，這個特殊性就是他的“老年”問題與疾病問題。因爲根據常識，一個人只有在對自身極無信心，對周圍事物極無把握的情況下，換言之，在認爲自己別無“退路”的情況下，才有可能在“雙倍防範”的情況下，使出一些極其拙劣的、後患無窮的、最後的手段。
事實證明，在１９８９年６月４日之前，除鄧小平和幾個老人外，並沒有人看到中共的政權有什麽危機。相反，倒是在那一天之後，這種懷疑空前地生長起來。所以，當時的情況，用一句“衆人皆醒君獨醉”來形容，絲毫不爲過分。出自百姓的最樸素也最直觀的判斷就是：“你糊塗了，小平！”“不管白貓黑貓，過了八十都是老貓”……
也許，真理有時就存在於常識、常情與常理之中！
懷疑、自卑、莫名的恐懼，是老人的通常難以克服的毛病。隨著生命逐步離自身而去，他們控制周圍事物的能力日益降低，而同時，受事物支配的現象則與日俱增。他們愈是意識到這一點，他們的恐懼就愈是強烈。而所有那些支配老人的因素中，藥物，往往起著決定性的作用！
由於資訊的封鎖和專業限制，本人無法從生理的角度探討，在那些非凡的日子裏，鄧小平作爲一個前列腺癌症患者（１９７６年經過手術），一位年屆８５歲的帕金森氏病症晚期的病人，一個享受著中國醫療技術“最高級待遇”的人（換言之，也是一個被醫療技術科學最高成果的權威統治和控制著的人），一個八年後因該病的並發症——呼吸迴圈功能衰竭而辭世的老人，在堅持與疾病搏鬥同時，會給政治決策帶來何種影響。他的“沒有退路”的感覺，有多少是他本人生命狀態的描述？有多少是他的黨和改革事業或政局控制能力的描述？他對於局勢所採取的施“猛劑”以攻“毒症”的手段，有多少是醫生施之于其病情的“急就章”的一種“摹寫”？作爲一個力求嚴肅的和科學地探討問題的學者，我知道，引用紀實文學作品的描述是危險的。但是，坦誠地說，在對現存結論心服口服之前，筆者不得不從更廣泛的文字裏去搜尋答案的所在……
在《王牌出盡的中南海橋局》一書中，作者江之楓曾提到鄧小平的身體與醫療問題。他指出：爲出席重大國事活動，鄧小平曾大劑量地被施以藥物。而這樣用藥，事後會給病人到來“嚴重不適”……
順著他的這個思路，我們考察一下，在１９８９年４月至５月，鄧小平出席了哪些“重大的國事活動”呢？這樣的活動共有兩次：
第一次，是１９８９年４月２２日胡耀邦的追悼會。根據江之楓的敍述，爲了自始至終參加這個會，鄧小平服用了大劑量藥物。正因爲這樣，鄧小平才能夠以一個身患多種疾病的８５歲的老人之身，在追悼會上站立了“整整一個小時”而無倦意！這個結果是有目共睹的。
第二次，是１９８９年５月１６日與戈巴契夫的會見。爲了成就這一中蘇兩黨歷史上的“盛會”，江之楓說，鄧小平事前也服用了大劑量的藥物。他同樣出色地履行了自己作爲“最高首腦”的職責。其結果，也是人們從電視上已經看到的。
而通過本人的前述研究，我們發現，這兩次重大國事活動的時間，與“八九—六四”事件的兩個重大轉折不無“巧合”：
第一，４月２２日出席完胡耀邦追悼會後，４月２５日，鄧小平便發出了那個他終身難以挽回後果的“４．２５講話”！
第二，５月１６日會見戈巴契夫以後，５月１８日，便作出了可以葬送他終身榮譽的“戒嚴”的決定！
以後的事態，均是這些“意外”事件在已經形成的對立格局中順勢推進、互相激蕩、合理演化的結果！
——在這些事件中，我們無從斷定“藥物的副作用”扮演的是什麽角色。但如果江之楓的言論確有事實依據的話，我們確鑿無誤看到，兩次“大劑量”用藥後，鄧小平都出現了“非理性的暴力思維傾向”，這就絕不能被看作是“偶然”！
作爲參照的類似事物，我們還可以在決定世界命運的１９４５年找到，衆所周知，在那一年舉行的“雅爾達會議”奠定了美蘇“瓜分世界”的格局，但兩位主演中，美國總統羅斯福兩個月後離開了人世；而蘇聯的獨裁者史達林的健康狀況由此急轉直下……
歷史與偵探一樣，它不喜歡“巧合”！
２００２年５月９日於北京
－－原載《民主中國》2002年6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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