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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5月28日訊】在小布什訪華前夕，中共執政后創辦的第一份《人權》雜志誕生。在一党獨裁的國家出現專門討論人權問題的刊物，也應該算個進步。盡管這份雜志仍然是中共的御用喉舌，不可能討論中共政權對人權的制度性的剝奪和壓迫。但是，它也表示在人權高于主權的時代，在經濟上努力加入全球化的中共政權，特別是在与推行人權外交的美國打交道時，不得不用某种方式應對國際社會對中國人權狀況的持續批評。中共在應對國際社會的批評和譴責之時，最常用的方式就是提倡“以對話代替對抗”，實際上是要求西方國家以私下對話代替公開譴責，這份人權雜志正是這一策略的產物。討論人權總比完全不承認人權和拒絕任何討論好，做出對話的姿態總比全封閉好。但是，代表中共高層對《人權》雜志的創刊表示祝賀的人，居然是六四大屠殺的元凶李鵬，這不僅非常反諷，而且無疑是對人權神圣性的褻瀆。
与此同時，新華社還發表了《人權》雜志對國務院新聞辦公室主人趙啟正的專訪，標題是《中國人民享有前所未有的自由和人權》。之后，參加聯合國人權大會的中國代表沙祖康也向全世界宣布：目前的中國人權狀況正處在最輝煌的時期。我也注意到，最近，中共外交部的新聞發言人在例行發布會上，只要有外國記者提及人權問題，發言人回答的基調与沙祖康的整篇發言、趙啟正的說辭基本雷同，連用詞和句式都沒有什么差异，几個不同的人在不同的場合戴的是同一付假面具。如此妄顧基本事實而又統一口徑的自我吹捧，只能來自中共高層決策的定調。無論改革開放以來，大陸的人權狀況出現了怎樣積極的變化，也無論中共做出多么渴望進行人權對話的姿態，趙啟正專訪的標題都是一句謊言，只能起到欲蓋彌彰的作用，加深國際社會對中共是否真心改善人權的怀疑。一句謊言，對政權形象的敗坏作用，足夠了。
下面，我只以趙啟正的專訪為藍本，從觀念和事實兩個方面來討論中共制度下的人權問題。
先說觀念。其實，如果趙啟正据實說話，而不強詞奪理地說“中國人民現在享有前所未有的自由和個人權利”，不是用生存權代替其他人權，這篇專訪的基調還是挺開放的，他所提及的人權進步，較之完全不承認人權觀念和毫無自由的毛澤東時代，也大多是事實。比如，在對人權的態度上，趙啟正說：“人權的基本目標、理想和內容是共同的、一致的，但是，不同歷史文化、不同發展階段的國家實現普遍人權的方式、方法和模式有所不同，人們對人權保障的看法和理解也有差別。”“我們愿意吸收世界其他國家的好的經驗，充分利用人類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真誠地希望一切關心中國人權的國家、組織和人士，對中國人權發展提出好的建議和善意的批評。”“改善中國的人權狀況，是一項符合中國人民根本利益的事業，是中國促進社會全面發展的一個重要目標，中國政府和人民愿意為之付出長期不懈的努力。”這种態度，較之過去的一味地“反對干涉內政”的蠻橫，一味地把國際社會對中國人權現狀的批評視為別有用心的敵意，一味地以特殊的傳統和國情來否認人權的普世性，已經有了很大的進步。過去，西方國家在人權問題上批評中共政權，就是基于人權普世性的共同標准；而中共回應這种批評的狡辯，就是不承認人權的共同標准，而專門強調人權的特殊性、民族性和國別性，即西方的人權標准不适合中國的特殊國情、民族特色和文化傳統。而趙啟正作為官方的發言人公開承認人權的普世性，這在中共与西方之間的人權較量中，還是不多見的。
但是，趙啟正一旦進入對“前所未有的人權進步”的闡發，由于其辯解的前提本身是自吹自擂的謊言，而又要盡量把謊說圓，就不得不強詞奪理、老調重彈，強調文化傳統及國情的差別所導致的對人權的理解不同的。而具有中國特色的人權，說到底，也就是遵循著官方的粗俗唯物主義辯護，把生存權和發展權放在首位。生存權主要指國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貧困人口的減少和醫療及健康水平的提高；發展權主要是指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和社會日益多元化的現實。這些論證都有詳盡具體的統計數字。而對其他方面的人權如公民的社會權利和政治權利的改善，雖然有所論及，但只是抽象的泛泛而論，拿不出具體的統計數字。
自從中共公開討論人權問題以來，一直人為地割裂普世人權的整體性，只強調經濟的發展和肉體的溫飽，也就等于把中國人只當作不配享有其他人權的動物性生命，只要統治者恩賜的面包能夠填飽了肚子，民眾就該滿足并謝恩了。而自由与否、權利平等与否，對國人來說毫不重要。這种露骨的豬哲學，一方面是為了對外應對西方的批評，另一方面更是為了對內灌輸犬儒化的生存觀念。而一切專制社會的歷史教訓告訴我們，對于人權的保障來說，自由遠比面包重要。當人的自由被強制剝奪之后，也就失去了獨立生存和平等相待的權利，面包也只能靠獨裁者的恩賜，分配面包大權握在獨裁者的手中，他可以完全按照自己的意志賜予活剝奪，面包也就成為了統治者要挾民眾馴順的殺手，所謂“不服從者不得食”是也。這种只有恩賜的面包而毫無自由的日子過久了，人就要變成被飼養的動物，只能等待主人的喂養，甚至連獨立獲取面包的能力都將喪失。
再看事實陳述方面。趙啟正所列舉的人權進步也大多是事實：就中共高層的決策而言，人權白皮書的出現，与西方國家的定期人權對話，承諾簽署聯合國的兩個人權公約并批准了社會文化權利公約，對西方的壓力有所顧及等等，都是明顯的進步；就個人自由而言，除了政治權利方面的進步不大之外，其他方面如經商、文化、擇業、遷移、言論、法律保障等方面，也确實都有了一定的進步。
這些事實上的進步，本來能夠贏得積極的評价，然而，這些進步只是經濟改革的附帶結果，而在制度的根本方面并沒有真正的改變。特別是那句“中國人民現在享有前所未有的自由和個人權利”的明顯謊言，又暴露了中共政權的根深蒂固的獨裁心態和權力狂妄，而中共又知道自身在人權問題上的道義劣勢，既要為維持獨裁而迫害人權，又要做強詞奪理的自我辯護，這种處于自相矛盾的悖論中的尷尬和無奈，只能使之無視最基本事實。中共執政后所制造的人權災難舉世矚目，作為駁斥謊言的事實證据，我以前多有論述，就不再一一列舉。因為現政權自稱“中國人民現在享有前所未有的自由和個人權利”，那么就讓我們簡要回顧這种執政前的中國的人權狀態，看看中共的發言人趙啟正是怎樣無視和抹煞歷史事實的。
無論是軍閥混戰還是國民党治下的中國，國人的政治權利和言論空間都遠遠超過現在的中國。袁世凱時期的中國，地方自治很有成就，議會制政府也初見端倪，反袁的各种勢力可以向政府公開叫板，袁世凱也因暗殺宋教仁、賄選丑聞和复辟帝制而最終身敗名裂。北洋軍閥制造過“三楔@八”慘案，但是与六四大屠殺比起來，不過是太小的烏見太大的烏。“三楔@八”慘案過后，社會各界紛紛抗議，許多名流在報刊上撰文公開譴責這一暴行。當時的政府首腦段祺瑞迫于社會的巨大壓力，不僅懲罰了命令開槍的軍官，而且向死難者和民眾下跪賠罪自責，并終生不再食葷。而六四大屠殺過后，中國卻陷于死一樣的沉寂，中共不但強詞奪理地為大屠殺辯護和嘉獎屠戮有功人員，而且至今仍然沒有一絲公開的悔意。如果當年的中國象中共執政后的大陸，后人肯定無法看到魯迅的名篇《紀念劉和珍君》，大罵蔣介石的郭沫若也不會幸存到成為中共的第一御用文人。
更能夠揭露中共的人權謊言的事實是中共自身的歷史。中共能有今天的執政地位本身，在很大的程度上得力于民國時期有限的政治上和言論上的自由。中共曾經兩度作為合法的在野政党存在了很長時間，即便被國民党追打的非法時期，中共的報紙《新華日報》也能在國統區合法存在，發表了大量反對蔣介石獨裁并要求諸項基本人權的文章。其他的民間政治組織、大都能合法生存。即便是由大量親共反蔣的左派名流成立的政治性組織，也有遠比今天自由的生存空間。抗戰結束后國民政府召開的政協會議，國內各主要政党性組織都有代表參加，中共的代表人數只比國民党少一人。如果沒有這些半吊子的自由，中共不可能最終生存下來并奪取全國政權。1981年，陳云針對制定新聞出版法的要求作出內部批示，明确拒絕了這一合理要求，拒絕的理由恰恰是：“過去，我們就是利用國民党的出版法和國民党作合法斗爭。現在，我們絕不允許別人也利用這樣的東西和我們作合法斗爭”。陳云之言所道出的獨裁秘密，至今仍然被中共政權視為金科玉律。所以，中共執政后才嚴格禁止結社自由和言論自由，對民間組織和异己言論的打壓，一貫采取消滅于萌芽狀態的絕對專制。偌大的中國，至今還沒有任何其他与執政党的宗旨相左的政党存在，甚至沒有一個可以完全脫离中共操控的合法民間社團。
同樣，民國時期的政府和社會之中的异見者，雖然時常遭受整肅、逮捕甚至暗殺，但其嚴酷程度与中共執政后實在不可同日而語：國大代表的進言可以導致政府要員的下台，在野社會名流可以公開批評蔣介石和政府，蔣介石能夠出面接見示威請愿的學生，當時的報刊、出版社大都是民間性的；民國政府沒有野蠻地剝奪所有人的財產權利，沒有把人划歸入不同政治等級的身份歧視制度，沒有嚴重歧視農民人權的城鄉二元隔离制度，沒有把所有新聞、出版等傳媒當作一党喉舌，更沒有對民間的宗教組織進行過大規模的鎮壓……在民國時期創辦自由主義刊物《觀察》的儲安平，并沒有因為激烈批評政府而下獄，他當年預言：國民党治下是“自由的多少問題”，而中共掌權后則是“自由的有無問題”。儲安平不幸而成為自己這個預言兌現后的殉難者。
歷史的基本事實是：1949年以前國民党執政的民國時期，中國社會處在“有限的自由”之中，中國人（除了現在的港台地區之外）在財產權、政治權、言論權、結社權、示威游行罷工權上的自由，遠遠超過中共執政的五十年。1949年之后，此前國民具有的諸种半吊子自由，在中共執政后全部被剝奪。中共政權“大膽獨裁而全無民主”，特別是毛澤東，很鄙視蔣介石的“獨裁無膽而民主無量”，而是要無所顧忌的獨裁。最近，魯迅之子周海嬰的回憶錄披露：1957年在上海，羅稷南老先生問毛澤東：“要是今天魯迅還活著，他可能怎樣？”毛澤東回答：“以我的估計，（魯迅）要么關在牢里還是要寫，要么他識大體不做聲。” 真是直率得毫無顧忌，完全符合毛澤東的自我評价——“和尚打傘，無法無天”。對他自己親手樹立的文壇偶像尚且如此，逞論其他！
因此，如果中共政權真心要改善人權并逐漸進行保障人權的制度創新，就應該首先從不偽造歷史和不粉飾現實開始。
2002年2月13日于北京家中
（《爭鳴》2002年5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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