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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4月3日訊】重讀《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筆者記下了這麽兩句話，其一是馬克思《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序言》中的“人本身是人的最高本質”，其二是恩格斯《反杜林論》中的“對於缺乏自我規定的意志來說，平等是無效的”。用這兩句話來比照中央電視臺一年來推出的幾部還算出色的國產電視劇，不難發現中華民族與中國文化迄今爲止的大缺失和大空洞：“自我規定的意志”的缺乏和“人本身是人的最高本質”的現代人道的缺位。
《大宅門》、《康熙王朝》、《桔子紅了》都屬於歷史題材，其主旋律可以用一句話來概括：把人不當人。
《大宅門》中最具傳奇色彩的人物，是二奶奶白文氏生下的那個只會笑不會哭的寶貝兒子白景琦。揭穿了看，白文氏的奇與白景琦的奇中之奇，只在於他們有意無意中把握到了中國傳統宗教神道戰無不勝的根本點：搶佔“存天理滅人欲”的精神制高點以理殺人。用白文氏的說法，就是把對手“一個個咬死”，用白景琦的話說，就是“殺他個乾乾淨淨”。通觀全劇，被以理殺人的白文氏“咬”得最“死”的是妓女出身的弱勢人物楊九紅，被以理殺人的白景琦“殺”得最“淨”的則是太監出身的已被“淨”身的弱勢人物王喜光。對於強勢朝廷和強勢官府，母子二人表現出的卻是不擇手段的攀附巴結。對於日本侵略者，白景琦也並沒表現出面對面的英勇抗爭，反倒關起來門繼續搶佔“存天理滅人欲”的精神制高點對付起了自家人。
《康熙王朝》中的康熙，是宗教神聖化的“天”的兒子和天下人獨一無二的主子， 8歲登基時，孝莊太后就有過“大清的天由你來撐，大清的地隨你來踏”的豪言壯語，16歲除鼇拜時，康熙就知道運用買下大臣蘇克沙哈的人頭換取朝廷兩個月太平的治人權術。康熙所謂的“天意”、“王道”、“天下人的大清”，說到底只是包裝他一人獨裁下的“存天理滅人欲”的極權專制的騙人鬼話，與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現代法理和“人本身是人的最高本質”的現代人道格格不入。在這樣一個專制暴君的統治下，國家統一反倒比地方自治來得更爲恐怖。
《桔子紅了》中“春去春又來，花落花又開，冥冥之中安排……”的主題曲連同劇中一系列富於詩情畫意的煽情場面，所渲染出的無非是“存天理滅人欲”的無奈宿命和黑色詩意。在這無奈宿命和黑色詩意的大空洞、大圈套裏，所凸現出來的並不是男女雙方平等相愛又敢作敢當並且需要相當經濟基礎的“真愛情”，而是比舊式的一夫多妻更不人道的通姦有理的假“覺醒”和假“愛情”。通姦有理的耀輝和大偉，所扮演的是遠比老一輩的耀華和大太太更爲無恥也更爲恐怖的角色。文化大革命中打人吃人還自以爲造反有理的紅衛兵，就是耀輝、大偉之流的登峰造極。
《大法官》和《劉老根》是歌頌所謂改革開放的現實劇，落到實處的依然是劇中人物“缺乏自我規定的意志”的不能自主和“人本身是人的最高本質”的現代人道的大打折扣。
《大法官》中最大的法律盲區，就在於一方面把金城縣縣長王玉和與《紅燈記》中的李玉和及王連舉挂起鈎來，一方面又把法院院長陳默雷與《赤桑鎮》中敢於告禦狀的反貪官不反皇帝的包龍圖挂起鈎來。劇中擁有執法權的司法人員不但執法不力而且自身難保，只能夠把最後一線希望寄託在更高或最高級別高官身上的做法，無非是打著替天行道的旗號反貪官不反皇帝的舊式清官包拯、海瑞之流的借屍還魂。
由當紅笑星趙本山導演並主演的《劉老根》，顯然是把男主人公劉老根當作改革開放年代的英雄人物和模範人物來塑造的，大煞風景的是，這位當了一輩子村支書的老光棍，並不是靠著本人獨立自主的“自我規定的意志”和本村人自生更生的資本積累取得成功的，而是先在城裏巧遇一位名叫韓冰的有錢寡婦，然後靠著韓冰來歷不明的投資回村辦起溫泉飯店；在本鄉官員一再干擾溫泉飯店正常經營的情況下，又靠著結識更高級別的現代清官縣委書記，來尋求淩駕於市場規則之上的政治庇護和權力支援。這種既要靠外來的金錢又要靠外來的權力才能夠大團圓的情節模式，正是傳統戲曲“戲不夠，神來湊”、“做戲無法，出個菩薩”之類神道設教的老戲法的現代流變，與“人本身是人的最高本質”的現代人道根本不是一檔子事。
對於這樣一個沒有自由傳統和人道觀念的人種和國家，除了像五四先驅所主張的那樣，從文化精神到社會制度全面地西方化、民主化之外，再沒有第二條出路和活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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