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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4月25日訊】賣血賺錢
中國文化忌諱獻血, 這就意味著這個國家長期以來血供應短缺. 中國平均每人可得的輸血供應量(blood per capita available for transfusions)是0.8 milliliters, 遠遠低于世界衛生組織規定的7.0 milliliters. 不幸的是, 安排的獻血也意味著中國的血源有很多來自賣血者. 而賣血在典型的情況下不如自愿獻血安全. 中國太晚才明白艾滋病毒可以輕易地通過污染的輸血渠道傳播到總人口.
買賣血在中國是一种賺錢但是管理很差的產業. 雖然中國1998年頒布的<獻血法>規定賣血非法, 但是, 供求規律使得非法采血禁而不能止. 現在又轉入了地下, 這樣一來國家規定就對其完全不起作用. 舉例, <北京晚報>的一些報道說, 在政府下達了義務獻血的指標之后, 有一些國營工厂的工人付錢給 “血頭”, 讓他們尋找流動工來替他們 “獻血”. 只要自愿獻血一天不能基本上滿足國內的需求, 這樣的做法就難以消除.
出賣血漿尤其有吸引力. 要是僅僅賣血漿, 而不是賣全血, 賣血者不會損?鶡撗y, 那末就可使賣血者相信, 他們可以賣得更多而不會得貧血症. 一個賣血者的血液在抽出來之后, 常常与其他同血型賣血者的血液混合后放在同一個离心机里. 血漿就從全血中分离出來, 余下的血細胞和血小板的混合物再被輸回供血者. 整個過程僅僅30分鐘, 有報告說, 人們在連續5天甚至更長時間內每天賣血漿多達3次. 但是, 這种把不同人的血液放在一起又重新輸回給每個人的集中賣血漿方法意味著靠血液傳播的疾病可以一下從一個人傳播到許多人. 還不僅如此, – 作為節省投入的方法, 在集中采血過程中, 反复使用同一個注射器的情況是普遍的. 很少有采血者為賣血人員篩查他們血液中是否帶有艾滋病毒和肝炎病毒, 或者其它血液傳播的疾病. 在他們把血液賣給醫院和需要用血的個人之前, 也不對血液進行測試篩查. 由于中國醫療費用日益高昂, 許多需要用血的個人被勸告直接到采血站去買廉价的
血, 這樣一來就徹底繞過了醫院的篩查過程.
一些不屈不撓的醫務工作者, 艾滋病人和病毒攜帶者們, 還有中國和西方的一些新聞媒體現在都在披露以往近10年中中國農村的非法賣血造成的災難性后果. 結果是許多當地官員竭力掩飾他們曾經介入過這些活動, 并阻止記者和政府的衛生專業人員到有艾滋病傳播的村落和城鎮中去. 中央政府的衛生官員無法知道農村中艾滋病傳播的全面狀況, 几乎要完全依賴各地農村干部和他們的信息网絡來了解艾滋病的形勢. 而許多當地官員則竭力掩飾農村里艾滋病發病的情況. 這樣一來, 不僅剝奪了患病公民的醫療需求受到關注的權利, 而且更近一步推動了疾病的蔓延.
衛生系統的問題
災難性的賣血現象只是更嚴重問題的一部分: 中國的衛生醫療系統處于衰退中. 在經濟壓力下, 國家被迫退縮, 改變其已往作為唯一的醫療衛生提供者的角色, 遺留下很大的未經過規范的真空. 雖然富裕起來的中國人能夠獲得良好的醫療技術服務, 但成千上万的中國人不再能夠得到哪怕是最基本的醫療服務, 農村地區更是如此. 1978年的時候, 國家20%左右的醫療投入要放在農村, 到了90年代中期, 國家醫療投入已經下滑到4%. 中國的9億農民中只有不到10分之一的有某种醫療保險, 但是中國的醫療費用在大幅度上漲, 許多地方診所因在市場經濟中競爭不過而被迫關門. 在這些變革中受害最大的是中國城市里的流動人口. 他們不僅受到艾滋病和其他疾病感染的威脅, 而且, 因為他們要么居住在工地的工棚里, 要么住在城市的邊緣, 他們甚至得不到最基本的醫療服務, 而且也最不可能得到任何形式的預防教育和治療.
中國的醫療專業人員強調, 目前中國到處都提供病毒測試, 盡管有時費用高昂. 很少有艾滋病人能夠付得起西方醫藥公司生產的抗艾滋病毒藥品. (在北美, 一個療程的經過仔細斟酌并在監測下服用的 “雞尾酒”療法在一年中的費用是1.5万到3万美元). 有些主要的醫藥公司宣稱, 他們在中國銷售抗艾滋病藥物時將降低价格, 中國政府也在通過談判試圖得到更低的价格. 雖然這些措施會有所幫助, 但是目前發明出來的絕大多數療法是主要用于對付西歐和北美發現的病毒類型的, 有可能對肆虐于中國的艾滋病毒類型不那么起作用. 由于以上兩种情況的影響, 中國的醫生被迫側重于艾滋病的症狀治療, 比如咳嗽, 發燒, 皮膚泡疹, 腸胃不适, 以及肺炎, 但是無法減緩致命的感染過程. 邊遠農村地區的居民甚至得不到最基本的治療.
至于采血, 另一個問題是反复使用針頭和注射器. 在中國, 許多治療是通過注射方式來實施的. 中國存在龐大的銷售使用過針頭的地下市場, 使用過的針頭經過清洗, 重新包裝, 又重新賣到其它省份的醫院和診所. 為了節省開銷, 有些診所也反复使用針頭和注射器. 這种不洁淨注射目前正在迅速地擴散著血液傳播疾病, 比如乙型和丙型肝炎. 有些專家認為, 在未來不洁淨注射將成為中國艾滋病傳播的又一個主要模式.
太少, 太晚?
外國的公共衛生官員注意到中國的艾滋病傳播模式主要有三种: 來自南部邊境, 通過靜脈吸毒方式傳播; 來自東部沿海地區, 通過性接触傳播; 來自中部的內陸省份, 通過非法和不安全集中采血傳播. 北京在90年代后期開始警覺并付諸于行動. 早在1996年, 中央政府就建立了一個國家級委員會專門協調艾滋病行動. 后來又于1998年和2001年兩次頒布正式的行動計划. 但是, 直到2001年政府才開始采取嚴肅的公開行動迎戰艾滋病. 根据衛生部長的講話, 國家在2001年對艾滋病的年度投入增加到1億元人民幣, 并投入9億5千万元人民幣建立血站. 國家還在衛生部下屬的中國預防醫學科學院建立了一個國家級的艾滋病預防中心.
在2001年年中中國公開了災難性的艾滋病危机之后, 又采取了几個引人矚目的行動. 中國于2001年11月召開了第1屆國際艾滋病大會, 有來自20個國家的2000名代表參加了大會. 總的來說, 中國的官方媒體對艾滋病的報道和播出越來越自由. 在12月1日艾滋病日那天, 中國政府 除了在主要城市推出的大規模教育活動以外, 中央電視台在黃金時間播出了一個電視劇, 描寫一個商人如何由于偶然的异性戀性行為傳染上了艾滋病. 中國效仿其他亞洲國家比如泰國已經開始對新兵, 尤其是對其中從貧困的農村地區來的19歲以下的男性青年進行艾滋病病毒測試. 政府還采取專門措施對河南文樓最有名的 “艾滋病村”的受害者提供特殊的關怀. 甚至還有若干法庭報道了對由于輸血過錯造成艾滋病感染的受害者提供賠償的案例.
面對未來, 中國政府提出了一些宏偉的目標. 在去年國家艾滋病大會上官員指出, 他們的目標是在2005年把中國的艾滋病毒感染年增長率控制在10%以內. 在最近發表的一個行動計划中, 中國衛生部預計將通過增加預算和發行國庫券獲得更多資金. 但由于這些資金仍然有限, 他們將主要通過教育, 咨詢, 和改造農村的獻血系統來達到目的. 北京希望, 到2005年, 將有至少75%的城市人口和45%農村人口了解基本的艾滋病預防知識, 所有的醫療服務提供者全部完成艾滋病知識在職培訓. 該文件還呼吁做到在至少半數的艾滋病高危險人群中促進安全套使用. 其它目標還包括讓至少50%的中國艾滋病受害者能在當地接受治療. 但是, 考慮到中國艾滋病目前泛濫程度, 這些目標似乎過于樂觀.
中國要對付艾滋病危机, 還要面對很多困難. 雖然官方媒體討論的問題已有所增加, 但關于河南農村的集中采血丑聞或中國的醫療衛生系統接近全面崩潰的消息卻很少被提到. 半獨立報紙<南方周末>的一些調查報告披露了一些河南集中采血問題, 但該報紙的發行人被省政府施加壓力剪掉這些內容. 艾滋病毒受害者出現在會場里和電視上是通常是經過掩飾而無法辨認的, 更加重人們把這种疾病看作恥辱的傾向. 中國衛生部為了完成其教育群眾和治療受害者的任務, 必須要得到比現在多得多的政府支持和政治影響. 但是, 即便得到了這些也仍然遠遠不夠. 因為, 艾滋病是從最基層泛濫的. 那么, 要對付它也必須從基層做起. 但是, 中國要把重點放到基層, 既缺乏相應的專業能力, 也沒有資金. 采取列宁主義的 “民主集中制” — 即, 自上而下, 共產党領導的方法 – 仍然盛行于中國, 使中國全面迎戰艾滋病問題的能力复雜化.
道路是曲折的
為了避免步步逼近的災難, 中國政府和國際社會必須采取更加積極的行動. 世界各國的經驗顯示, 廣泛的艾滋病傳播除了給人民帶來災難以外, 還會造成社會不穩定.
除了增加投入以外, 中國抵抗艾滋病的戰略應該把重點放在以下三個方面: 加強教育, 改進醫療服務, 以及加強政府的監測能力. 中國的公共衛生專業人員認識到, 從近期來講, 教育和預防是最重要的策略. 該方法應當包括通過教育進一步加強公眾對艾滋病問題的認識, 包括促進安全套使用和在學校里開展性教育. 要向社會提供更高質量的信息, 還應加強流行病學研究, 并加強對疾病流行狀況的監測.艾滋病知識教育尤其要把重點放在高危險行為發生的地方, 如公共浴室, 發廊, 按摩室, 夜總會等.
要想戰胜艾滋病, 中國的醫療服務系統還需要自上而下地改進. 應當給予各地的公共衛生工作者更大的權限來确認易感人群, 建立相應的門診部, 實施預防項目并建立咨詢中心. 醫療衛生工作者還必須尤其應當為高危險人群如性工作者中診斷和治療其他性傳播疾病. 因為性傳播疾病 如herpes 和 gonorrhea 會有助于艾滋病傳染. 此外, 還應當積極采取措施, 建立并嚴格執行的國家關于采血, 捐獻器官, 使用清洁的針頭和其他醫療器械的規定.
治理采取以上步驟的政治環境也同等重要. 國家和地方必須制定相關的法律和政策: 防止艾滋病受害者受到歧視; 為艾滋病攜帶者的病毒測試結果保密; 加強公眾對艾滋病問題的認識; 鼓勵自愿獻血; 嚴厲打擊非法集中采血. 政府領導人需要對艾滋病問題投入更多的資源, 這并不僅僅是資金的投入, 而且還要打破官僚主義的障礙, 讓衛生官員, 開業醫生, 計划生育部門, 教育部, 國家藥品管理部門, 官方媒體, 公共安全部門更有效地合作, 共同迎戰艾滋病. 總之, 中國領導層需要把艾滋病的預防和治療放到重要得多的位置上. 不幸的是, 以往的經驗說明, 中國的政治机器無法通過動員來解決大范圍的社會問題(就如同腐敗問題一樣), 直到它自己的某個高層官員受到影響.
國際社會應當起到更多的作用. 全世界的許多政府間組織, 各國政府, 和非政府組織已經開始向中國提供技術和資金迎戰艾滋病. 比如, 世界銀行最近向中國貸款2億5千万美元在中國的4個省支持艾滋病預防項目. 美國政府与中國的合作包括派遣美國疾病控制中心(CDC)代表團兩次訪華, 并計划同中國交換專家. 据美國疾病控制中心的官員說, 今后將開展的項目將把重點放在監控, 流行病學研究, 教育, 安全用血, 和社區醫療服務上. 美國國家過敏和感染疾病研究所也与中國同行建立了合作項目. 此外, 美國藥品和食品管理局, 國家癌症研究所也都建立了与中國的艾滋病預防項目. 中美之間在迎戰艾滋病問題上的合作是將是兩國關系一個潛在的, 有建設性的領域.
直到最近, 中國政府對艾滋病的反應還體現為否認和沿襲以往制度的慣性. 當80年代中期發現首例艾滋病時, 中國政府立即把這個問題當作一個公共安全問題處理, 譴責外國人, 妓女, 吸毒者, 和把這种疾病引進中國的少數民族. 直到不久前, 政府才意識到, 試圖孤立和清除受感染的人的做法僅僅會把問題近一步隱藏到地下. 對中國政府和那些希望幫助中國政府的外國机构來說, 首要的問題是准确估計艾滋病危机的真正范圍. 但是, 承認問題的存在只是遏制艾滋病的曲折道路上走出了第一步. 中國還必須在國家變得更加現代化和社會更加開放之后出現的危險并呈現的前途之間學會權衡.
關于作者: Bate Gill, 布魯金斯學會外國政策研究高級研究員; Jennifer Chang,布魯金斯學會外國政策研究項目研究助理; Sarah Palmer, 國家衛生學會, 國家癌症學會艾滋病毒藥物抵抗項目病毒學家
摘自:美國政界核心刊物《國際事務》（Foreign Affairs）,3/4月號(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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