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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3月17日訊】康原(John Kamm)是一個知名的大陸人權問題活動家,他曾擔任香港美國商會主席,近年致力於大陸異議人士的營救工作,但他與中共官方的交涉方式,也招致人權組織的非議。据《中國時報》17日摘譯自紐約時報曾經獲得美國普立茲新聞獎的蘿森伯格(Tina Rosenberg)的報導:
沒有人會想到,康原竟然變成一個人權鬥士。十幾年前的康原,不但是香港美國商會的主席,更是一家美國化學公司在香港分公司的副總裁。他除了擁有令人欽羨的優渥薪資外,公司還配給他一棟豪華公寓,一部賓士轎車,一個司機,兩名女傭,並享有包含子女就讀私立學校學費在內的各種生活補貼。這種生活待遇,外人實在找不出康原最終選擇在虎口拔牙的原因。
一九九○年五月,在康原準備遊說美國給予大陸貿易最惠國待遇,並到華府參加國會關於大陸人權問題的聽證會前,他參加了一場中共駐香港代表周南主辦的宴會。康原回憶說,這場宴會的經歷,改變了他的一生。
宴會中,周南感謝美國商會的努力,並舉酒向他致謝時,他忽然想到早上才看到的報紙頭版消息說,一個香港學生在「六四」後於上海被補,目前還在監獄遭受虐待,於是康原隨口問起周南說:「你們為什麼不放了他?」誰知周南在眾目睽睽下當場翻臉,並指責康原是在「干涉中國內政」。稍後,當康原上洗手間時,據知,他的美國同僚代他向周南道歉,但大約一個月後,那名香港學生獲得了釋放。
一九九○年底,康原在香港美國商會主席的一年任期屆滿,又六個月後,他的繼任者以美國商會的信函通知他,希望他能提供保證,未來媒體提到他的人權評論時,不要再把美國商會扯進去。
但那個時候,康原已經變成一個極具使命感的人了。一九九一年三月
,他帶著一份由人權團體處蒐集到的大陸政治犯名單,先到廣州,後來又轉到北京,一一拜訪中共有關官員請求會見,並要求中共官員提供名單內政治犯的訊息。經過康原兩年的努力,這份名單中的所有政治犯都獲得了釋放。
康原說,後來他發現,當年那名香港學生之所以獲釋,和他與周南的對話並沒有一定關聯。第一個真正因為他的努力而獲釋的政治犯,是兩名來自湖南的工運人士李林和李志。他說,一九九一年七月間,當李林、李志兄弟獲釋來到香港時,他們曾經一起吃過飯,當時兩兄弟身上還帶著在監獄中被毆打的傷痕。李林告訴康原,他介入他們案子的當天,就是他們兄弟監獄生活改善的開始。康原聽到這段話後忍不住流下眼淚,並且開始認為自己可以在大陸人權問題上有所作為。
一九九一年九月間,康原辭去了那家待遇優渥的化學公司副總裁職務,開始自己做生意,由此才能專心於大陸人權事務。現今的康原,則幾乎已經完全脫離商界,他和妻子、兒女於一九九五年搬到舊金山居住,並成立一個「對話」基金會,專事處理大陸政治犯的營救事宜。
康原估計,透過他在「對話」基金會的工作,至少已經有二百五十名大陸異議人士獲得釋放,或至少獲得較好的生活待遇。包含美國國務院在內,世界上沒有一個組織或個人援助大陸異議人士的成就能超過康原。
美國商界一般認為,介入民運將影響自己公司的商機,但康原則反是。他認為,商人比「國際特赦組織」這類機構更容易成功,因為中共會把商人視為朋友,而不是敵人。中共外交部主管人權事務的高層官員李保東在談到康原時就表示:「他愛中國,他尊重中國,他是建設性的、務實的」。
去年十二月,本文作者到北京觀察康原的實際工作方式。一個寒風凜冽的早晨,康原在北京「中國最高人民法院」的一樓接待室中,與法院的外事辦公室主任劉賀華(音)對坐著。只見康原從手提包中拿出一封信交給
劉,他說:「我的好朋友,海戚參議員要求我把這個東西交給你,他告訴我,他希望能和他的好朋友蕭揚(最高人民法院院長)敘敘舊」,「他說他們兩人好久沒有通信了,希望我能為他把信帶上」。
劉用懷疑的眼神看著康原,並問說:「這裏面主要說些什麼?」康原回答說:「主要是祝賀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你知道,我和參議員是很熟悉的朋友,事實上,我是參議員的外甥」。康原並提醒劉,海戚參議員是美國參議院司法委員會的共和黨領袖,「他希望最高人民法院能協助他了解一些案子的訊息」。
顯然,康原熟悉的不僅是北京話、廣東話,甚至還包含中共黨的語言,而後者也是至關重要的。
雖然康原的名單中也包含一些知名的異議人士,但他主要集中在外界還不清楚的異議人士身上。康原表示,他擁有超過二千名大陸異議人士的名單,裏面有百分之八十不為外界所知。
康原二十五年和中共政府官僚交往的經驗,使他了解到應該如何利用中共官僚系統內部的屈從性格和憂懼心理,說服一些重要官僚為政治犯出頭,要求下級部門提供相關資料。
康原與中共官員打交道的方式,也對美國國務院造成影響,一個美國駐北京大使館官員就說:「我們從他的工作中學到必須有耐性,蒐集好資料,還要鍥而不捨的追蹤後續發展」。但即使如此,康原也必須經常向華府高官們弄到厚厚一落的信件,並以這些信件來讓中共官員們相信:得到我康原的同意,就等於得到華府的同意。李保東就說:「我們把這些案件看成與雙邊關係有關」。
即使如此,外界對中共政府與康原的交往,或多或少仍持有異議。有人認為,這根本是一種人質談判,康原只是一個被利用的棋子。對此,康原並不否認,但他說:「真正的問題,是你被利用去做些什麼」,「難道我們不應該試著去救出那些人嗎」?
「人權觀察」組織香港辦公室前主任孟羅認為,康原對人權工作的態度太過天真,這可能與他早年與大陸政治犯的接觸經驗有關。
總部設在紐約的「中國人權」組織執行主席蕭強認為,如果一個政治犯獲釋之後,不能對當初他為什麼繫獄發表任何意見,對改善中國大陸法律體制或防止下一個政治犯被抓完全沒有助益,人權問題等於沒有任何進展。(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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