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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3月14日訊】編者按：談及2001年度小說重要作品，不少評論家不約而同地提到兩部長篇：閻真的《滄浪之水》和李洱的《花腔》。兩部作品都涉及到人的生存的重要命題，讀後令人長嘆深思。我們特邀兩位作家和作品的責任編輯，表述他們各自的體會。
問：你的長篇《滄浪之水》發表後有較大的影響，並獲得了2001年度《當代》文學大獎，你自己此前是否想到了這些？
閻真：這部小說的命運完全在自己的意料之外。首先沒想到能在《當代》發表。在《當代》發一部長篇是我多年的夢想，但中國文壇高手如林，《當代》的地位又擺在那裏，我抱著試一試的心情，自然投稿到《當代》，沒想到發表了，更沒想到還獲了獎。獲獎後引起了比較廣泛的關注，這對自己是一次超越，也是以可能的方式，盡了作為知識份子的一點社會責任。
問：你寫這部小說的主要動機是甚麼？
閻真：西方有一種說法，叫做「知識份子死了」，是指在當代技術化社會中，知識份子失去了身份特徵。中國知識份子傳統的責任意識和人格意識淡化，而這正是知識份子的精神標記。世俗化、功利化成為主導價值觀，虛無主義在蔓延，知識份子成為自然意義上的「生存者」。我寫這部小說，指出這個事實，是對「死亡」的憂慮和抗拒。
問：那麼你認為傳統的精神資源在當代仍有效嗎？
閻真：這的確是當代知識份子面臨的重大問題。從屈原到曹雪芹，古代知識份子形成了一種關於責任和人格的傳統。知識份子傳統的精神資源，關於責任、良知、人格等，受到了歷史性挑戰。我們首先應該有勇氣正視這種挑戰，有勇氣正視新的歷史處境和自己內心可能發生的崩潰。鴕鳥式的姿態是無法面對現實世界的，那種姿態的實際結果只能是理想與現實脫節，使自己成為一個蒼白的理想主義者。我自己就深切感到那種力量在內心深處的存在，它動搖著一個人最起碼的信念。
問：在你看來情況令人絕望嗎？
閻真：至少是令人沮喪的。要考慮建立能夠面對現實的新的標準，咬住傳統不放也不是解決問題的辦法。但一味解構也不是辦法，把形而上的價值解構完了，人就是剩了生物性功利性慾望。人作為人總是需要有一種精神性的東西，形而上的東西，因此堅守是必要的，徹底的物質化功利化，徹底的虛無主義也是很恐怖的，是對人性的扼殺。問題的困難性在於堅守甚麼？我至少還在認真，還在考慮這個問題，這在有些人看來，也許是犯傻，是不識時務。用甚麼來拯救人文精神？我提出了問題，但沒有答案，這個問題困擾著每一個中國知識份子。
問：告訴讀者小說的創作過程？
閻真：小說構思有兩年，把思路理清、框架搭好。寫作又是兩年，還有修改，這四五年就做了這件事。我寫得很慢，要對自己負責，更要對讀者負責。抱有這種心情就不敢輕易下筆，如履薄冰。寫得水了，自己看著都扎眼。比如書名，從開始構思想起，前後十多個，《當代》決定發表了，還沒定下來。排版的前夕才在編輯的啟發下想出現在比較理想的書名，真有點後怕。
問：你對小說藝術自我評價如何？
閻真：比較滿意，畢竟是小心翼翼寫出來的，但離自己的審美眼光仍有距離。具體來說，心理描寫還算到位，語言還算靈動，也有若干能給人較深印象的細節，最滿意的是小說結尾。有人批評說在思想表達方面有重複之處，這個意見是中肯的。
問：向讀者介紹你自己並談談今後的打算？
閻真：1984年北京大學中文系畢業，後在湖南師大中文系讀文學碩士。十多年來一直在大學教書，現為中南大學中文系教授。八十年代末去加拿大三年多，回來寫了長篇《曾在天涯》，也是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以後還是寫長篇，寫知識份子，多讀書，多觀察，爭取寫得更透些。
轉自 : 北京青年報(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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