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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12月3日訊】 剛剛閉幕的中共十六大，實現了中共五十年來首次最高權力的和平轉移，江澤民在黨內外巨大壓力下交出總書記之權，但是黨和國家為這一轉變付出了沉重代價：個人崇拜的復活。十六大全部進程籠罩在江澤民個人崇拜的陰影下，這將作為十六大的特徵而載入史冊。
個人崇拜，神化領袖是極權主義最鮮明的標誌。也是國際共產運動最醜惡的遺產。二十世紀三大暴君希特勒、斯大林、毛澤東，無不以此給人類帶來罕見的浩劫。中共經濟改革初具成效，完全是文革後擺脫毛的個人崇拜的結果。出人意表的是，來到新世紀，曾給中國人中國文化帶來空前災難的個人崇拜這個妖魔又君臨神州。如果說毛的個人崇拜是瘋狂的、野蠻的，那麼，江澤民的個人崇拜就顯得極其滑稽可笑。近十年來，這個人的「戲子」之名，早已深入人心，按照共產黨的標準，江比之那些紅色殿堂的偶像，既無理論，也無革命、戰爭和政績的創舉，只是千萬技術官僚中的一員。卻公然把自己擺上神壇和馬列毛鄧並列。
江和他的少數造神者，倚仗中共傳統的權力壟斷，在組織和理論兩方面製造了這場鬧劇，高潮就是中共十六大。
組織上：退出常委 走上神壇
從組織上來看。首先，十六大的議事程序，突破了共產黨專斷獨裁的紀錄。觀察家都看到這次大會只是江澤民一個人的獨腳戲，卻沒有留意到它已經遠離了共產黨的傳承倫理，尤其對極端重視香火永續培養接班人的中共而言。一九五二年蘇共十九大斯大林讓接班人馬林科夫作中央委員會總結報告，五六年中共八大，六十三歲的毛澤東只作開幕詞，政治報告由劉少奇作（另有鄧小平修改黨章報告與周恩來五年計劃報告），以後每況愈下，但都沒有改變黨代會讓接班人亮相的做法，毛晚年的九大、十大都有林彪、甚至王洪文作報告的重要角色。毛死後，鄧復出，十二大、十三大都是讓新領導胡耀邦、趙紫陽作主題報告。
因此，如果江澤民有誠意交班，在他已經作過十四大、十五大兩屆大會報告，年屆七十六，行將引退之際，十六大的中央報告完全應該給已經候任十年（史無前例）即將接任的胡錦濤來作。為了突顯江的至尊地位，他可以致開幕詞或閉幕詞，而完全無損報告中貫穿他的意旨。會前我即以此作為重要的觀察指標，果然，江沒有如我所想，而是獨攬一切，並不嫌其醜地創下共產黨大會報告只唸摘要的紀錄。江為甚麼這樣獨斷獨行？
從報告中對新老交替世代換班這樣重大的事隻字不提，突破黨代會以總結本屆五年工作為主的慣例，大談他當權的十三年，可以看出，江是蓄意貶低和忽視胡的接班而不放過他最後一次黨大會作秀的機會，以強化他明退實不退的地位。大會開得之封閉保守，了無生氣更不在話下。
其次，所謂三個代表寫入黨章而不冠以江之名，早在意料之中，當然不是北京御用學者所說乃是「出於江的謙虛風格」，而是「有賊心，無賊膽」。但是公眾仍被耍弄了。會後公佈的新黨章中竟在總綱中塞進了一句「以江澤民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和前文以毛鄧為代表的兩段文字相並列。這有兩層含義：一是破了毛之後健在領導人不寫入黨章憲法的定規。鄧在世，其「四項基本原則」早已寫入黨章，尊榮之高，不在江下，但生前並未列名於黨章，一九九二年十四大、江大捧「鄧小平理論」，也未把鄧小平之名列入黨章，只是在鄧死後的十五大才將鄧名入黨章。何故？因為黨章第十條明文禁止「任何形式的個人崇拜」，鄧小平不願破例。二是江要給自己打一個萬全之策的保票。在中共的體制內，任何英雄榮譽稱號，遠比不上名列聖壇，黨章具有憲法一樣聖神不可侵犯的至高法定地位，名列黨章就成了共產黨的聖人，即使以後發生甚麼變故，要否定其人也非易事（文革亂來，列名林彪入黨章憲法當屬例外）。
第三，安插大量親信於黨政軍權力高層及要害部門。這項部署尤以鄧去世後，十五大以來最為頻密。表現在這次十六大上，有兩個大動作，一是將李瑞環從留任的政治局常委名單中拉下來。按照十五大高層的約定留任年齡以七十歲劃線，李現年六十八歲，只比新上任的常委羅幹大一歲。因為李江二人一直存在不咬弦的情況，江恐李留任，會成為未來新班子中的異己力量。二是最高權力常委班子原定七人，已有四人是江系人物，後在大會期間取九人方案，江系人物增至六人，即曾慶紅、吳邦國、黃菊、賈慶林、李長春、吳官正。他們或為上海幫親信，或為勸進擁江的地方諸侯與京畿大臣。其中民望甚低、涉嫌貪腐的賈慶林，黃菊，江更是在大會前將二人上調中央，擺明入常委的架勢。江這輪人事佈局已達肆無忌憚的地步，以圖權力上操控新的黨中央。
總之，從組織部署上顯示，江澤民雖已經讓出了黨權，但是，經過十六大這黨的最高權力機構的認可，除留住軍委主席繼續控制軍權而外，還確立他可以名留黨史僅次於毛鄧的第三號人物的歷史地位，未蓋棺而論定，野心不可謂不大。難怪北京有學者敢對香港記者公開罵他是「太上皇」。這樣，黨權的卸任也就失去交班的實際意義。退出常委，走上神壇，這不過是另一種終身制而已，甚至其權威將超過其有限的生命，一如毛鄧成為與專制共存的一具圖騰。
胡錦濤這個被稱為中南海托兒所長大的兒皇帝，面對這樣一個終於暴露出他的袁世凱心態的太上皇和一班弄臣的環伺，想有所作為，當然很難。
理論上：迴避實質 矯情虛誇
江澤民經過十六大把他的「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寫進黨章，勢必明年十屆人大也要列入憲法，成為共產理論的第五個里程碑，來規範十三億人的思想行為，我們就有必要追尋它的來龍去脈，看看究竟賣弄的是甚麼貨色。
共產主義原是西歐一個烏托邦思潮，流行於十九世紀後期左翼工人運動，直到第二國際時期仍有濃厚的知識份子論壇色彩，考茨基、恩格斯、伯恩斯坦等一批學者深入探討過許多對於當代世界仍具有普遍意義的命題，只是到了革命家列寧手上，為了號召工農民眾奪取政權，共產理論才成為革命的利器和實用的工具。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的成功，一舉奠定馬列理論的正宗地位。直到戰後斯大林去世，相沿半世紀的馬列教條才受到有力的挑戰。蘇共二十大以揭露斯大林個人崇拜為引信，對共產陣營面對的一系列當代重大課題，二十大以揭露斯大林個人崇拜為引信，對共產黨陣營面對的一系列當代重大課題，作出理論上的修正，包括戰爭與和平、議會道路、資本主義總危機、無產階級專政等著名課題，開啟了蘇聯三十多年的民主化和平演變。一九九一年共產黨執政七十四年的超級大國蘇聯宣告解體，是馬列主義理論過時和破產的證明。睿智的中共前領袖胡耀邦一九八六年六月訪問倫敦，他寧可參觀莎士比亞故居而不去馬克思墓拜謁，馬列在這位總書記心中的地位可想而知（筆者去倫敦尚有好奇心去馬墓一遊）。
毛思想已不必贅言，其荒謬惡毒早已為稍有知識的中國人所不齒。毛被立為正統也是因為一場內戰的勝利，然而，其建國執政二十七年，不是與時俱進，而是大開歷史倒車，反右大躍進，弄死幾千萬人，晚年還要搞一場文革，搞得黨國癱瘓，瀕臨崩潰邊緣，只有他一人高居神位，說明他那些「七億人，不鬥行嗎」的狗屁理論，不僅一文不值，而是禍國殃民的證據。一九七六年毛死後，上億的受害者包括倖存的中共高幹們，都要求批毛。復出的鄧小平老謀深算，生怕批毛狂瀾牽連全黨的罪責，以宜粗不宜細的保毛手法，讓大災星毛澤東得以免遭鞭屍。這就是毛思想迄今仍高居神位的由來。
值得一談的是鄧小平理論。鄧畢其一生是一位活動家，不是理論家。鮑彤說「他的特長是拍板」，這是知人之言。指鄧有決斷之力，敢於使用權力。從指揮反右到六四鎮壓，顯示鄧具有敢為天下敵的獨裁性格。但鄧在理論上並不狂妄，他自認連白貓黑貓說都是從劉伯承那裡聽來的，文革後復出主政，更公開主張「不爭論」。負責過中蘇論戰的鄧小平，心裡當然明白，理論問題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何況實踐已證明中共之反修已完全破產，中共文革自認浩劫，走資已超過蘇聯，還有甚麼道理好說？他只崇拜權力，只要有權拍板就行，「摸石頭過河」這句俗話最能表達他執政的真諦。
那麼，鄧理論又怎樣出籠的呢？原來是出自江澤民自救的策略設計。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後，江上台大搞「反和平演變」，要讓個體戶傾家盪產，企圖動搖鄧的經改路線（鄧認定這是救黨的唯一出路），鄧察覺後，以「南巡」方式放出狠話：誰不改革誰下台，江一聽大勢不妙，為免蹈胡趙覆轍，被大家長再度拋棄，便設一計，在九二年鄧南巡後迅即指示起草報告，在同年十四大上大樹特樹鄧理論。其實，鄧提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已有十三年之久，此時此刻奉為理論，若非江為解脫困境，應別無解釋。鄧此時已八十八歲，對江打出這一招也只能半推半就。據新華社記者鄒愛國等報導，鄧看了報告還是說了這樣的話，對他的功勞「一定要放在集體領導的範圍內講，絕不是一個人的頭腦可以鑽出新東西來……要寫得合乎實際。」
評「三個代表」的文章已經很多，江澤民自捧為是對馬列毛鄧思想的繼承與發展，是甚麼「強大理論武器」，對於一名讀過從蘇聯二十大以來所有中共黨大會主要文件的人來說，我實在看不出十六大報告與「三個代表」有絲毫「創新」，更不用說「理論勇氣」。代表先進生產力，八大就提出過要解決社會制度和生產力的矛盾；代表先進文化，十二大很強調精神文明；至於共產黨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從延安到北京，即使六○年餓殍遍野，六八年屠殺廣西數萬名四二二派時，共產黨「始終」都是以代表人民的名義行事的。所以，中共說「始終代表」人民利益，只是自欺欺人罷了。
允許資本家入黨，保護合法的「非勞動收入」，被認為是破天荒的創新，那是對中共統戰政策的無知。中共從來就有「不拘一格降人材」的海量，從打天下到坐天下，招降納叛、三教九流，只要歸順者，封官厚祿，何止千萬。紅色資本家王光英、榮毅仁之流早已名滿天下，現在增加一批有錢的新黨員又何妨。而且，讓他們參與嚴格的「組織生活」，讓他們代表黨去控制日益膨脹的私人企業，不是比派黨代表更好？
其實，真正從理論角度看，今日中共確是遇到一系列挑戰。本期首選李銳先生致十六大書中所提十項建議，就涉及到重要理論問題，如質疑「全黨服從中央」、「無產階級專政」的提法，建議允許非執政黨「唱對台戲」等。中共自一九七八年「三中全會」改航轉舵以來，實行以資本主義經濟挽救共產黨統治的策略，按正統理論視之，離經叛道，修正主義已經問題一大堆，至少面對馬克思唯物論最基本的原理：上層建築必須與經濟基礎相適應，就不能自圓其說。
中共採取的對策是：一迴避，不爭論；二以大話、空話、假話敷衍了事。江澤民報告就是大話空話的標本，不僅與蘇共赫魯曉夫到戈爾巴喬夫的報告有雲泥之別，比之中共八大，十二大的報告也差之甚遠。顯然，中南海的官僚們有難言之苦，他們這五十年浸透血淚的一本賬，如何說得清？只有將其模糊化，蒙混過關是也，理論創新不說也罷。因此，這點上，老鄧比耍花槍、愚弄百姓的江澤民來得誠實。他看清了蘇聯垮台的教訓，讓人說話，天就會塌下來。於是，大家閉嘴，說些「發展是硬道理」一類的空話，聊以自慰。
概言之，江澤民三個代表的「理論創新」只是一場迴避中共真正面臨的諸多重大理論挑戰、為一個專制政黨歌功頌德的文字遊戲，其態度之矯情虛誇，反映了社會普遍的理論淡漠，也暴露了中共宣傳班子的理論貧乏與怯懦。當然，這都與江本人的人格特質有關，要登上神檯，在共產體制內沒有一塊理論創新的踏腳板是上不去的。
中共遭到毛澤東無法無天的獨裁的重創後，八十年代試行趨勢良好的分權制，而且鄭重地將「禁止任何形式的個人崇拜」寫入黨章︵第十條︶，鄧小平一篇《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講話，勝過他所有的豐功偉績。但是，一九八九年的六四事件及蘇東波使那班視民主為洪水猛獸的元老們，驚恐之餘，重回毛模式，相信權力高度集中是救命符，於是突然把黨國全部權力集中在江澤民身上，絕對權力造成絕對腐敗，這是江澤民今天敢於如此厚顏地復辟個人崇拜的根源，也是江公然違反黨章第十條卻無人敢於站出來譴責的原因。
江把自己擺上神壇，延續個人的權威事小，拖延中國民主化的進程事大，因為十六大上任的這批工程師常委，他們更欠缺理論膽識和政治魄力，在幾代祖宗神牌的層層壓力下，面對積重難返的體制，他們只會更形孱弱，期待體制內和平變革的希望，在今後十年內就會更為渺茫。
（2002年11月26日 開放雜誌12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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