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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12月25日訊】據新華社最新消息，大陸影星劉曉慶及其所辦公司“涉稅案”調查終結。該消息稱：自1996年以來，劉曉慶及其所辦公司所偷逃的稅額實際爲1458.3萬元。有律師稱：劉曉慶最多可能被判無期徒刑甚至死刑。與此同時，官方評論說：劉曉慶稅案“是中國查稅風暴掀起的信號，顯示出政府對貧富懸殊問題的重視。不想納稅的富人，相信更不願步劉曉慶的後塵”。有幫閒者爲此進行了以下的“學術論證”。中國人民大學錢晟教授說：“偷稅就是偷大家的錢”錢教授還強調說，“中國社會缺少這樣的觀念。”這位學者說：“爲什麽說‘偷稅是偷大家的錢’？因爲稅收是從全體公民那裏收來，並爲公衆服務的。大家享受好處的建橋修路辦教育等等，錢都來自稅收；富人車多，路用得勤，更不應該自己偷稅，占更多納稅人的便宜。”（中國青年報）
首先我們需要明確一個常識性的問題：什麽是稅及徵稅的合法性？稅就是指國民産品從個人或企業手中轉移到政府手中，其目的是支付公共費用。換言之，用於公共目的是徵稅的合法性。爲了保證這一目的，稅收制度就不僅僅是一個事實問題，更是一個權利問題。這一“納稅人的權利”一般來說需要有三個方面的法律保護。首先是“積極權利”，它表現爲政治參與權和知情權，這方面的權利是通過代議制和言論自由等制度安排來保證實現的。其次是“消極權利”，即“無代表不納稅”（no taxation without representation）。這一原則拉開了近代社會的政治序幕，它先是爲英國憲法的基本原則，後爲美國獨立戰爭的“政治常識”。最後，如果政府濫用權力徵稅，公民不僅有“不服從的權利”（Civil Disobedience），而且有抵抗暴政和重建合法政府的權利。
毫無疑問，中國政府不是一個代議制政府。在這一前提之下，它根本不具備徵稅的合法性。因此，政府對劉曉慶的“征服”就不是“顯示出政府對貧富懸殊問題的重視”，而是顯示出政府對自己和劉曉慶之間貧富懸殊問題的重視。同樣，劉曉慶根本不是偷“大家”的錢，因爲沒有任何法律理性使人們確信，這錢在此之前的“國有”狀態就等於是“大家”的，或者被“政府”收上去了以後能服務於“大家”的利益。上面那位教授說稅收用於“建橋修路辦教育”，這在一定程度上是一個迷天大謊。當然，不能說中國稅收一點也沒有用於這方面，但即使如此，這種“公共開支”的合理性和有效性同樣是可疑的，至少對於不同納稅主體來說，是充滿爭議的。比如，黑龍江的納稅人有什麽理由爲北京“五環路”的建設付費呢？而全國農民有什麽理由爲城市的教育“埋單”？不過更重要的問題是，國家“轉移支付”中究竟有多大比例被用於具有爭議的公共事業上了呢？各種政府慶典會議之鋪張、行政開支、軍費開支的不合理增長、特別是“權貴私有化”和“取之于民用之於民”的各種“管制費用”，等等，不僅不服務於公共目標，而且是公共利益的敵人。在這種條件下，公民不服從具有自然法上的當然正義。
進而言之，無政治合法性的政府稅收不會是別的什麽，只是一種搶劫。它起源於軍事征服之後的“朝貢”，然後豐富於“初級地租”、進而吸收了“保護費”等徵收方法——但最後，它的不公義超越了上述三種非法徵收。“朝貢”在某種意義上仍然存在自願的成分，或者數量可能是有限制的。“地租”具有相當的穩定性，雙方當事人發生糾紛也可以得到更高的法律救治。“保護費”在某種意義上也服從習慣法關於“取人錢財爲人消災”這一不成文規範。但“政府”收稅呢？它是絕對強制的、它是缺乏合法根據的、它是只管收錢而不管消災的——不僅如此，它本身就可能是最大的災禍，而且當公民需要法律救濟的時候，它又把這種需要轉變爲一個“商業專案”。想想中國打官司之難吧！首先法律公開宣佈不受理違憲性訴訟，其次司法和審批之公開費用和“灰色費用”令人望而卻步。
有什麽理由爲這樣一個“機構”付費呢？我承認在當下的“市場規則”之下，劉曉慶及其公司的收入未必沒有“問題”。然而，這不僅僅是劉曉慶的問題，劉曉慶不過是“竊珠者”，而更多的“竊國者”更可能在審判席上，在觀衆席上。退一步說，即使劉曉慶的收入是可疑的，但這錢放在劉曉慶那裏也比放在“國庫”裏更有合理性。首先，私人資本一般比“公共”資本更有效率。其次，至少這筆資金不會用於“社會穩定”，不會用於廣大“代表”們花天酒地，而更多的未成年少女就有可能因此倖免於難。再退一步講，這筆錢扔在街道上讓路人收拾也比放在國庫更公正——儘管路人不比劉曉慶更有理由獲得這1458.3元人民幣，但他們顯然比“政府”更有理由獲得這筆“無主之財”。當年，波士頓人民曾把港內船上的茶葉抛入海中，他們根據的就是這樣一種“選擇理性”。
即使是一個代議制政府，由於人的普遍局限性和政治的局限性，對徵稅也必須保持警惕。1849年，亨利-大衛-梭羅（Henry David Thoreau）向美國政府申明了一個著名的觀點：他不能向一個容忍奴隸制並且對墨西哥發動戰爭的政府交稅。我相信，在今天的中國，類似梭羅提出的理由何止千千萬萬。因此，中國人更有理由對唯一在要錢方面顯示出政府效率的“制服”們說不：“當我遇到的政府對我說：‘把你的錢給我，不然就要你的命！’，我爲什麽要忙著給他錢呢？……我不能幫它的忙，它得自己想辦法。”（梭羅）不過，對於我們今天的“政府”來說，想辦法搞錢已經成了第一職業，成了政治本身，因此它並不缺錢，更不缺少“辦法”。這不是爲了要錢哭哭啼啼的美國政府、也不是爲了要錢不得已跟議會妥協的英國國王，而是一支因戰無不勝而離職的徵收隊伍。由於50多年前征服了這片土地，它先在計劃年代對國民財富實現了徹底的“集體佔用”，然後又在改革年代打算盡可能地實現“個體所有”。這就是問題的全部真相。
不過無論如何我們要對改革年代給予積極評價。因爲“個體所有”這一政治目標的實現是和産權多元化同步進行的。儘管這一過程缺乏規範，但導致了一定程度的的自由。現在的問題是，這一自由是否能生長出一種理性的力量，使“王權”和資產階級能坐下來進行“稅率談判”。人們必須清楚，是“稅率談判”而不是“均富革命”才是現代社會的産生的政治基石。而要實現這種理性的轉型，就需要宗教精神和資本主義精神在中國發揮更大的作用，它不僅要戰勝資本的儒家式的內斂，更要說服權力的法家式的饕餮。也正是在這種意義上，劉曉慶案不僅是劉曉慶的個人悲劇，也是中國市場化改革進程的又一次挫折。
2002年12月21日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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