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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11月22日訊】11月21和22日兩天，“北約首腦高峰會”在捷克首都布拉格舉行，北約19國首腦和國防部長都與會。這是911以來，全球戰略格局和安全環境發生重大變化之後，西方國家軍政首腦的首次聚會，對於確定北約的新角色、新目標，解決大西洋兩岸的分歧和摩擦，加強美歐關係，都具有重要意義。
自冷戰結束後，美國和歐洲的關係實際上就在發生變化，主要在於蘇聯崩潰，歐洲不再有直接的安全威脅，對美國核保護傘的需求意識降低，同時增加了區域整體性意識﹕不願接受美國作為霸主的主導力，歐洲作為一個整體，要發出更大聲音，在全球事務上扮演更重要角色。因此歐洲有和美國潛在爭奪影響力的趨勢，從而導致大西洋兩岸的關係有疏遠和分離的傾向。
911事件的突發，在短期內有把美國和歐洲團結在一起的凝聚力，歐洲國家也認知到，這種恐怖襲擊下次可能目標就是法國、德國或英國。法國總統希哈克對911表態說“下次可能就是我們”。但很快就有五點因素導致這種“團結”氣氛開始消散﹕
1917年後的“歐洲”已死
第一，恐怖份子至今沒有襲擊歐洲，歐洲對911的體驗沒有身臨其境的美國人那麼強烈，同時歐洲人對恐怖份子邪惡和殘忍性的認知，也沒有美國人那麼直接和敏感。因此在誰是恐怖份子，如何對付恐怖份子上，存在心理和現實距離；
第二，美國的軍事反恐沒有需要北約出兵，而是單獨進行。這給了歐洲人更強烈的美國要利用冷戰結束後形成的世界唯一超強地位，實行單邊主義，而撇開歐洲，自行其事。歐洲有邊緣感、疏遠感和主導全球主要事務的無力感。
第三，美國反恐進入第二階段把軍事打擊伊拉克作為目標，引起歐洲更大的反彈，因為這和中東問題將糾纏到一起；由於歐洲主要大國都有很多穆斯林移民（法國和德國各有300萬，英國和意大利各有100萬，比利時50萬……），他們擔憂美國對伊拉克的軍事政策會導致阿拉伯世界的強烈反彈，而影響到他們自身的社會穩定和安全。
第四，正如美國“國際戰略研究中心”研究員西蒙．賽法悌（Simon Serfaty）在最近的論文中提出的，歐洲這個地緣政治概念已發生了變化，人們所熟悉的那個1917年後的歐洲實際上已經死了，出現了一個“新歐洲”。歐洲模型發生了四點變化﹕歐洲已不再像過去那樣是一個個單獨國家構成，而是形成了一個整體，主要國家（15國）組成了“歐盟”；歐洲建立了統一的貨幣，這種金融政策形成了它的整體性和凝聚力；北約的19個成員國，除美國之外，全部在歐洲，由此形成了歐洲的整體性防御力量；歐洲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安全、民主、對世界更有影響力。
第五，北約的地位下降，不像冷戰中扮演那樣重要的角色。北約在1949年成立時僅有12個成員，在冷戰中擴大到16個，到1999年時發展到19個（增加了波蘭、捷克、匈牙利）。這次北約布拉格的北約高峰會，將再吸收7個國家﹕羅馬尼亞、保加利亞、斯洛文尼亞、斯洛伐克、立陶宛、愛沙尼亞、拉脫維亞，從而使北約擴大到26個成員，達到建立53年以來最大的規模。但由於成員太多，難以形成統一意見，因此美國更願意和北約的成員形成單獨的雙邊關係。而且18個北約成員國的全部軍費開支才是美國這一個國家的一半，美國和北約其他成員間的軍力鴻溝相當大。這也是美國對阿富汗戰爭沒有需要北約參與的原因之一。
在冷戰時代，西方是一個整體，面對一個敵人，形成一個聯盟，一個戰區，一個霸主般的領導者，即美國的單邊主義加上歐洲的配合。現在，國際安全環境發生了巨大變化，不管北約發展到是20（加俄國），還是26（再增7國），北約都無法再扮演原來在冷戰中那種角色。
實力外交，歐洲跟進
從布什政府上台一年半來的對外政策走向，尤其是對歐洲的政策來看，美國並沒有採取單邊主義，而是在堅持保護美國安全第一的原則下，盡力和歐洲進行溝通。但在“溝通”和“美國原則”發生矛盾而無法協調時，美國基本採取了自己國家利益至上的原則，而沒有妥協，例如拒絕簽署《全球禁止核試驗條約》，拒絕了防止全球過熱的《京都條約》，拒絕參加國際法庭，拒絕簽署禁止地雷條約等等，都顯示了美國在涉及自身安全和國家利益時，基本堅持自己的原則，而拒絕做出讓步。
這既有美國為了自身原則而無法讓步的原因，也有美國利用冷戰後成為唯一超強地位，推行實力外交的因素。這從美國單方面退出1972年和蘇聯簽署的限制部署導彈防御的《反導彈條約》就可以看出，雖然美國退出前遭到歐洲幾乎一致的反對，認為這會導致新的全球軍備競賽，俄國和中共還聯手在聯合國通過決議反對美國單方面退出等，但一旦美國做出這樣的決定並強力推行，不僅獲得了成功，而且那些反對的聲音也隨之消散，並沒有形成像歐洲國家原來預測的那樣嚴重的後遺癥等。
因此，美國的實力外交的成功，也在促使美國更傾向於為了原則和國家利益而不惜和歐洲出現分歧，單邊做出決定。這次美國準備軍事解決伊拉克問題也是這樣，一旦布什政府下定決心推行這個政策，最後歐洲國家仍可能跟進，而不是杯葛到底。
歐美具有共同的價值觀
歐洲所以最後會選擇“跟進”，而不是杯葛美國到底，主要有四個原因﹕首先畢竟在根本價值觀上美國和歐洲國家是一致的，並有合作的歷史、基礎和架構；
其次，如果歐洲真的想抗衡美國的話，目前仍缺乏足夠的實力。冷戰結束之後，美國成為全球唯一的超強，在政治、軍事、經濟等三個方面，都超過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的實力。整個歐盟15國的社會生產力加起來才比美國多一點。據去年7月14日《紐約時報》引述的數字，美國的國民生產總值2000年是99,630億美元，是排名第二位的日本的兩倍多，是排名第三的德國的五點三倍，是排名第六的中國的九倍；僅紐約一個都市地區的生產總值就是整個俄國的一點七倍，波士頓的生產總值超過整個瑞典，一個芝加哥的生產總值就超過全台灣。
另外，正因為美國有強大的經濟，才有實力保持強大的軍力。雖然北約19個成員國有18個在歐洲，但這18國的軍事開支才是美國的52％。據美國“布魯金斯研究所”分析員邁克．歐漢龍（Michael E. O’Hanlon）最近發表的論文，歐洲投入軍力項目的能力和從本土調動軍隊的運輸與行動能力僅是美國的十分之一。歐盟國家的全部軍隊有250萬人，正好是美國的一倍，但軍費開支卻是美國的一半；而且在2003年，將會少於一半（美國將接近4,000億美元，而歐洲是1,500億美元）
最後，從波斯尼亞、科索沃戰爭可以看出，雖然北約在歐洲的18個成員國的任何一國的軍事實力都大於南斯拉夫，但沒有一個國家（包括具有相當軍事實力的英國、法國或德國）對波斯尼亞、科索沃採取行動，直到美國進行干預，他們才跟進。沒有美國的領導角色，歐洲難以在重大國際沖突中扮演重要角色。
歐洲高峰會，美國將攤牌
雖然美國具有政治經濟和軍事的空前優勢，但由於反恐戰爭不同於以往任何的傳統戰爭，它涉及的範圍廣泛，需要全球國家的合作，美國無法疏遠歐洲、自己單獨進行而取得完全的成功。因此，布什總統親自參加北約高峰會議，仍是在尋求平衡外交，爭取歐洲和國際社會的支持。
六月下旬，美國的“國際戰略研究中心”（CSIS）和德國柏林的“政治軍事研究所”（PMG）聯合召開了探討美國和歐洲關係的研討會，與會發言的九位美國、英國、德國的知名學者，幾乎都一致認為，冷戰結束後，大西洋兩岸的關係發生了重大變化，美國和歐洲之間出現了前所未有的鴻溝和分歧。歐洲應該認識到這種鴻溝對世界安全不利，必須採取措施彌補。其中以德國學者阿斯瑪思（Ronald D. Asmus）的觀點較有代表性，他認為，美國目前把軍事反恐列為政策優先和全球戰略目標，歐洲必須認識到，這不僅僅是美國的目標，應該成為歐洲的目標。因為恐怖襲擊的下一個目標可能就是歐洲，恐怖主義不僅對美國，也對整個自由世界構成威脅，而且這種威脅是現實的、緊迫的，致命的。歐洲應該和美國聯手來共同對付恐怖主義，就像冷戰時聯手對付斯大林一樣。歐洲如果把反恐視為美國自己的事情，那是短視的。北約成員國應提高軍費，加入美國的全球反恐聯盟之中；使北約走出歐洲，成為美國執行“世界警察”角色、打擊恐怖主義的戰略行動中的並肩伙伴。
從歐洲的反應來看，歐洲對這種角色的認知不是那麼清晰，對扮演這種角色也不是那麼情願。主要原因在於，除了歐洲並不像美國那樣對恐怖主義的威脅有強烈感覺和深刻認知，另外說不出口的理由是，歐洲主要國家想保存實力，不願增加軍費，而把保護世界安全的責任推給美國獨立承擔。在不願當“參與者”的同時，還想扮演“仲裁者”，來獲得道德高地。
這次布拉格的“北約高峰會”以及今年底將召開的歐盟年會，實際上將成為美國和歐洲的一次“攤牌”﹕要麼歐洲像冷戰時配合美國對抗共產主義一樣，成為戰略伙伴；要麼就是美國獨立承擔，歐洲“無關緊要，無足輕重”。因為從阿富汗戰爭來看，美國根本不需要歐洲或北約出兵，自己完全可單獨完成。
上述美國和德國研究所的討論會，基本調子是強調歐洲要破除本位主義和私心，破除對恐怖主義和伊拉克薩達姆等邪惡勢力的浪漫情懷，和美國再次真正聯手，建立大西洋兩岸安全關係的新架構。
北約高峰會議，以及年底的歐盟年會，可能會有助於緩解美國和歐洲國家的某些緊張關係，為促使歐盟和美國的合作，提供更好的條件。但由於上述大西洋兩岸疏遠的五個因素的存在，美國和歐洲的關係今後仍將存在相當的變數，雙方都可能要踩鋼絲，在凝聚和分歧中，平衡、謹慎地向前走；在爭吵中繼續保持這場持續了一個世紀的“婚姻”。
（原載《動向》2002年10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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