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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10月25日訊】聯合國秘書長安南在日前訪華時特別提出了中國的艾滋病問題，并召開艾滋病問題座談會，他表示，“艾滋病已經不僅僅是衛生問題，更是發展和安全問題。”
艾滋病逼近普通人群
21世紀環球報道﹐“當你拿著這份報紙站在大街上，你猜你身邊的人中有几個會是艾滋病感染者？如果你在北京、上海、廣州這些大城市，你還比較幸運，你身邊的許多人中，可能只有一兩個，但若你碰巧在艾滋病重災區的話，那就要小心了，你身邊可能就有兩個人是艾滋病人。”
和記者說這話的，是一個漂在北京的艾滋病感染者，他也是一個艾滋病感染者互助組織的工作人員，不久前才到河南做過專項調查。他叫柯望(化名)，他說用這個名字正好表現自己現在的心態。
說服柯望讓記者到他家中去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為他害怕鄰居會起疑心，但是經過記者再三要求，他還是答應下來。柯望帶著記者通過一幢住宅樓下如迷宮般的通道，到達他所住的地下室。房間很小，可是收拾得非常整齊。洁白的床單、被單看上去一塵不染，小收音机里放著流行曲，桌上可樂瓶中插著几枝紅色康乃馨，在簡朴的小屋中顯得格外搶眼，這一切顯示他在絕境中依然保持著對生活的熱情。
柯望今年29歲，他是前年在無償獻血時被檢測出患艾滋病的。“1994年，我和許多打工的人一樣到處流浪，尋找生計，后來在河南碰到血站采血，我就去賣血了，我就是在這個時候感染艾滋病的”，在被檢出之前他已經怀疑自己得病，“我自己學過點醫學知識，當時國家已經開始進行艾滋病宣傳，我的症狀跟上面說的非常相似。1999年的時候免疫力、體力下降得很厲害，2000年我獻血前到血站抽血，后來鼓起勇气去看化驗結果，非常不幸地被告染上艾滋病。”
記者接触的另一位艾滋病感染者來自河南駐馬店新蔡縣一個村庄，叫老王(化名)，也是一個艾滋病感染者組織的成員。他現在住在北京的通縣，經常往返于北京与河南之間，負責一些組織工作。妻子在通縣工作，是整個家庭的大部分收入來源。儿子五歲多，在河南老家，妻儿都不是感染者。老王其實今年才27歲，他說他們的村庄有3000人，其中有2000人是感染者，他說這個比例代表河南艾滋病疫情嚴重地區的情況。老王的父母沒受影響，6個叔叔、嬸嬸全部感染。他自己被“血頭”拉去賣過一次血，獲得45塊錢的報酬，就在這一次賣血中感染了艾滋病。政府曾經在村里組織過自愿的檢測，但是許多賣過血的人都不愿意去，不敢面對現實，不少人干脆离鄉別井到外地去打工。許多村對艾滋病毫無了解，只有恐慌，村里人都以為這是一种風一刮就傳染的怪病。歧視、誤解和逃避使許多感染者沒有采取必要的防護措施，在不知不覺間又傳給別的人。
艾滋病防治形勢嚴峻
隨著艾滋病在中國的快速傳播，這個群體正在不斷地擴大，越來越多的感染者以他們這种方式生存。另外考慮到艾滋病病情的特殊性，有多少感染者未被檢測出來而隱藏在普通人群中更是不得而知。
根据衛生部在10月15日公布的數据，我國艾滋病的防治形勢不容樂觀，目前中國感染艾滋病的總人數將近100万，較2000年增長了58%，報告指出，如果不采取積極有效的措施，到2010年中國艾滋病感染者將超過1000万。
聯合國近日也向中國發出歷來嚴重的警告，指出中國將面臨艾滋病迅速擴散的危机，并批評中國政府在艾滋病防治工作上行動不足，應采取緊急措施。聯合國報告《艾滋病在中國，新世紀——巨大的挑戰》指出，艾滋病在中國擴散情況十分嚴重，已經達至“無法想象”的地步，如果再不采取措施控制，中國可能在數年內成為全球艾滋病患者最多的國家。這份報告又批評中國政府官員沒有很好地開展防治艾滋病的工作，導致艾滋病不斷蔓延。另外，河南部分地區艾滋病流行的事件，已引起國際關注，中國在國際艾滋病大會上曾承諾撥款建立安全的血庫，但是這些行動卻沒能有效進行，政府沒有進行大范圍的檢測，很多病例沒被發現。
聯合國秘書長安南在日前訪華時特別提出了中國的艾滋病問題，并召開艾滋病問題座談會，他表示，中國正面臨著防止艾滋病擴散的良好机會，同時也面臨著巨大的挑戰。“艾滋病已經不僅僅是衛生問題，更是發展和安全問題。”
衛生部新聞辦公室的劉霞對《21世紀環球報道》說，針對目前艾滋病防治的嚴峻形勢，政府會出台一些應對措施，但是現在不方便對媒體公布，下一階段的工作仍然以加大宣傳力度為主。從2001年起，中央艾滋病防治專項經費已由原來的1500万元增加至1億元。
遭遇歧視
柯望說他時常感受到身邊的人對艾滋病人的抗拒和歧視，他還遭到過醫務人員的拒絕。2000年底他去血站抽血确認檢測結果，由于保密措施不足的原因，血站的工作人員都知道他感染艾滋病，護士不想再碰他幫他抽血，怕被傳染。后來一些醫生對她批評了一頓，這個護士才在万般無奈下帶上五六副手套幫他抽血。
盡管一直很小心地保護自己，柯望還是在無意中泄露出自己的身份。剛被驗出感染的時候，他是一個服務行業的管理人員，不小心把檢測報告丟在單位一張桌子上，很快被其他員工發現了，公司馬上陷入一片恐慌，輿論壓力非常大，雖然老板一再挽留他，他還是辭職了，然后到了另一個城市北京，過著隱姓埋名的生活。
老王說，雖然他們的村歧視情況不嚴重，但是一部分沒被感染的人仍然感到非常害怕，舅舅一家現在已經不跟他們家來往了，在濟南當兵的弟弟也一度不敢回家。老王在一個組織的幫助下在村里開展宣傳工作，組織村民學習資料、看影碟等，現在他們對艾滋病的了解已經增強很多。老王在村庄作為感染者的身份是公開的，但是在外面工作別人不知道。他們村里有不少感染者到城市里來了，他的一個表弟大學畢業后回老家時被感染，現在北京一家酒樓里當管理人員，還与其他員工一起住在宿舍里。
柯望承認，一開始确認得病的那段時間，的确有一些極端的思想，想過報复，“在絕望的時候想干脆拽上兩個人一起死，但是自己的心態還是及時地調整過來，我現在仿佛已被判了死刑，我的病早晚會發作，我無妻無儿，沒有什么牽挂，只希望能在短暫的余生做一些有意義的事情。”
在整個采訪過程中，柯望對外部環境始終保持高度的緊張，多次中斷談話，躡手躡腳地走到門邊看有沒有竊听。出門的時候，過道里的不少房客都跟他打招呼，可見他与鄰居的關系不錯，“千万不要泄露我的身份，否則我再也不能在這里生活和工作了”，他反复叮囑記者。
公共安全問題
北京愛知行健康教育研究所所長、幫助艾滋病人的愛知行動項目發起人万延海說，防治艾滋病需要全社會的參与，需要所有市民提高覺悟，而政府在這一問題上可以扮演更加積極的角色。根据他掌握的情況，一些地方政府只是告之農民他們得了艾滋病，卻沒有幫助他們預防艾滋病。在農村里，農民因為害怕歧視、輿論隱瞞自己患病的實情，這种情況形成了一种潛在的危險。
万延海說，這种例子在河南有很多，在感染者人數較多的情況下，患者在村子里不受歧視，但是一旦他們走出村子就會遭到歧視，于是許多人采取逃避檢測，或是知道檢測結果卻對身邊的人包括結婚對象隱瞞真相，導致病毒傳播的發生。万延海說，根据他們在河南農村的調查，上蔡縣500多個村中有80多個是艾滋病疫情嚴重的地區，每個村至少有10人病發死亡。
万延海又認為，艾滋病感染者不愿意以公開的身份走出社會，這构成某种公共安全的問題。衛生部性病艾滋病預防控制中心孫江平主任說，艾滋病的傳播途徑非常特殊，是可以通過個人行為控制的疾病，因此艾滋病人隱藏身份、生活在人群中不會對社會形成很大危害。
近日，蘇州市出台了《蘇州市艾滋病、性病預防控制辦法》，這是我國現行法律法規中首次明确規定艾滋病人及其家屬享有哪些權利，承擔哪些義務的地方性法規。以立法的形式确認艾滋病人的權利和義務，這是尊重病人權益、防治艾滋病的新開始，也為艾滋病人隱藏身份所帶來的公共安全問題提供解決途徑。万延海表示，防治艾滋病需要政府、民間兩方面發揮作用，尤其是社會各方的積極投入，為感染者營造公平的外部環境，關系到每個人的安全与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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