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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10月23日訊】王朔罵金庸，已經是江湖上的一件陳年舊事了。其實，當初王朔罵的不是金庸，而是金庸的小說。兩個小說家對小說的特質具有截然不同的觀念和體認，這是很自然的事情。作為一名金庸小說的熱愛者，我對王朔的看法不以為然。但是，我緊接著卻要聲明：我喜歡金庸的小說，而不喜歡金庸本人。我不同意古人所說的”文如其人”，在我看來，”人”和”文”在某種程度上是可以分開的。當然，金庸的小說是商業社會”文化工業”的產物，是茶餘飯後的消遣讀物（最初它就是在報紙上連載的），我們沒有必要把它捧到雲霄之上，也沒有必要給它扣上諸如”禍國殃民”、”破壞法治”、”毒害青年”之類的大帽子。
早在王朔批評金庸小說之前，李敖就猛烈批評過金庸的偽善。王朔評論的是金庸的小說，李敖評論的卻是金庸的為人。李敖認為，金庸擁有數億資產，卻極少參與資助慈善和教育事業。一邊是一毛不拔，一邊卻又自稱是虔誠的佛教徒。在與日本學者池田大作對話時，金庸大談”仁愛”、”慈悲”、”善行”雲雲，佛學修為儼然博大精深。李敖反問說：佛學講究”四大皆空”，金庸是否能夠”放下”自己的財產呢？金大俠如此”脫節”的言行不是偽善又是什麼？
我部分同意李敖的批評。盡管《聖經》中也說過，富人要進天堂，比駱駝走進針眼還要難，但我認為富裕並非就是罪惡。籠統地說富人都是壞人、窮人都是好人，或者採取相反的判斷標準，都是相當危險的。富人樂善好施當然是好人，值得尊重和表彰。比如捐資興辦哈佛大學的哈佛、創辦卡耐基基金會的卡耐基和許諾死後要將絕大部分財產捐出的比爾﹒蓋茨，他們都是了不起的富翁。倘若富人是葛朗太式的守財奴，一心鑽到錢眼裡，但只要他們的錢是合法賺到的，我們可以不喜歡這種人，卻不能拿著道德高線去指責他們。然而，我不能接受的是這樣的一種富人：既要談論”慈悲”和”仁愛”這些詞語、佔據道德制高點，卻又對貧弱者視而不見，這不是偽善又是什麼呢？
金庸的”第一身份”，與其說是才華橫溢、國學淵博的文人，不如說更是成功的商人。無論是寫作武俠小說，還是創辦《明報》等媒體；無論是出任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的起草人，還是擔任北大的名譽教授和浙江大學文學院的院長，金庸一切行為都是從商人的準則出發，謀求自己的最大利益。隻身來到香港半個世紀，金庸就打下了自己的天下，成為香港的頂尖富豪之一，他的成功自有其”見機行事”的獨特眼光。
最近，金庸與三聯出版社的合作終至”緣盡”。據三聯出版社的編輯透露，當原有協議需要續簽時，金庸突然提出要大幅提高版稅、每年必須達到一定印數等諸多要求。這些要求超過了三聯出版社的承受力。雙方幾經磋商依然沒有達成共識，只好終止協議，數年的合作終於走到了盡頭。盡管三聯出版社對於在大陸推廣金庸小說做出了巨大的努力，但金庸卻翻臉無情，讓編輯們感到寒心。這件事情又讓我想起了前兩年發生的”金庸小說點評本”事件。事前，金庸同意文化藝術出版社出版其小說的”點評本”，由著名學者馮其庸、嚴家炎等人擔綱點評。然而，該書剛剛問世，金庸卻突然收回承諾，提出要狀告出版社”侵權”。一個作家敢於、並善於維護自己作品的知識產權，當然是一種值得讚賞的品質。我並不認為金庸與出版社之間的”斤斤計較”有什麼不對，但是，如果他真的是”斤斤計較”的話，就應當在各個方面都貫徹到底。讓我大跌眼鏡的另一個事實是：當三年前中央電視台提出要拍攝電視連續劇《笑傲江湖》的時候，一向精明的金庸突然之間卻變得無比慷慨大方–他宣布，只是象徵性地索取一元錢人民幣的改編費。對此，央視大喜過望，乃用黃金製作一個牌匾，裡面鑲嵌了一元人民幣作為禮物贈送金庸，以感謝金大俠的”俠義心腸”。然而，我卻對金庸的這一舉動感到不可思議：出版社的數十萬稿費他分文不讓，而央視的數百萬改編費他卻只取一文，這不是明顯的”殺貧濟富”嗎？央視本來就依靠其壟斷地位獲取了巨大的社會財富，它又不是希望工程、燭光工程等慈善和教育項目，需要香港富豪們來慷慨解囊。固然，作家有隨心所欲得處理自己作品的權利，但是我不禁要問：如此赤裸裸地向央視攀親、獻媚，金大俠難道不怕江湖上的各大門派笑話嗎？
央視拍攝的《笑傲江湖》播放之後，觀眾罵聲如潮，網絡上將其形容為”瞎熬漿糊”。”金迷”們都想聽聽金庸本人的評說。那麼，金庸說了些什麼呢？一開始，他對央視的版本大加讚賞，公開表示”這是由我的小說拍成的電視連續劇中最成功的一部”、”拍得美倫美奐”。當該片收視不佳、罵聲漸起時，他的態度逐漸發生了微妙的變化。在央視的《對話》節目中，他故意迴避直接評論片子的好壞，而是輕描淡寫地說，劇組人員非常敬業、不打撲克雲雲。真是世外高人，話中有話。不是聰明人還覺察不到他態度的變化–“敬業”和”不打撲克”的背後，可能是弱智和愚蠢。再後來，當觀眾罵聲不絕乃至情緒激昂的時候，金庸也開始加入其中，回應那些”原教旨主義”的”金迷”們的厚愛。金庸向記者表示：此前基本上沒有看過片子，後來才發現編導改編太過，電視劇已經失去了原著的本色。他由讚賞者搖身一變成了一個訴苦者。金大俠還真會緊跟形勢，像變色龍一樣讓自己永遠保持”正確”和”光榮”。
金庸在現實生活中有偽善的一面，在文學創作中又深味妥協之道。在北大召開的一次金庸小說國際研討會上，金庸向記者們表示，他是一個”女性崇拜者”，他認為女性代表著人類社會中最美好的那一部分。金庸的這一觀點獲得了在場的若干北大美麗的女學生經久不息的掌聲。然而，金庸的這一”表態”多少顯得”言不由衷”。因為在他的小說中，從來都是多名美麗而聰明的女性追求一個男性英雄，後來甚至以”一夫多妻”的”完美”結局而告終–就連卑劣不堪的韋小寶也”抱得眾女歸”，享盡人間春色。無論怎樣出色的女性，在小說中都無一例外地成為男性的附庸–就連聰慧無雙的黃蓉，最後也成了郭靖的影子。這一褒一貶的錯位又如何解釋呢？
對此，文學批評家王彬彬在《文壇三戶》中有這樣一段精彩之論：”武俠小說總要寫作為主人公的大俠被一大堆外美內秀的卓越女性所愛慕、所追逐，正是為了迎合大眾心理。這裡，仍然是商業文化的鐵則在起作用。金庸既’很崇拜女性’，又明白在現實生活中更多的是多男追一女，卻在小說中屢屢寫多女追一男，其中原因，也只能從商業文化的角度做出解釋。……與其說’一男多女’模式表現了金庸對女性的輕蔑，不如說表現了金庸對商業文化模式的屈服。”雖然我並不同意王彬彬對金庸小說的全部的論述，但我認可他的這一觀點。金庸為了滿足廣大讀者的男權心態，不惜扭曲自己內心深處對女性的尊重和憐愛，而將作品中的女性定格為男權文化的玩偶。他沒有忠於自己的內心。
古往今來，那些偉大的思想家、文學家和藝術家，必然都要挑戰自己所處時代的陳規陋習，這種挑戰有可能失去廣大的讀者、有可能招致廣泛的批評，但是其價值必將隨著時間的推移而逐漸呈現出來。那些純真的天才們，寧願堅守自己內心真實的感受，而忍受因為”超前”而帶來的冷落和凌辱。他們的偉大由歷史來決定，而不是由讀者的數量來衡量。英國作家拉什迪認為：”一本書的重要性不在於它可以證明作者有寫作能力，而在於它體現出來的寫作質量。因為有的劣質作品並不缺乏作家個人經歷，不缺乏奇特的探險或作家從外面獲得的處理主題的想像力。”他特別強調指出，文學的生命就在於冒險：”唯一談得上冒險的是，當作家為了提升他對現象的思考質量而迫近可能性之邊緣時所做的努力。能接近極限，搖撼彼岸，能使藝術家為藝術不敢觸動的東西挺而走險的作品應當是好作品。”拉什迪本人進行的就是這樣的一種寫作，他不惜冒犯原教旨主義者而亡命天涯。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金庸是以商人的”精打細算”開始寫作的。金庸深知，只有最中庸的寫作才能保持最龐大的讀者基數。對他來說，獲得商業上的成功比堅持某種文學理念和生命價值更加重要。他不會輕易冒犯讀者們的思維定勢和文化心態，無論這種思維定勢是如何的陳舊不堪、無論這種文化心態是如何的骯髒卑劣。這種妥協使得金庸永遠只能是一個優秀的通俗小說作家，而不可能躋身於文學大師之林。
──原載《議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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