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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10月16日訊】引人矚目的中共十六大將于下個月召開。中共當局正在為此大做宣傳,企圖營造出一個歌舞升平的太平盛世景象。已擔任了兩屆党總書記的江澤民極有可能于這次大會—-也許是中共最后的一次盛會后被迫下台。因此我想在他即將推出歷史舞台之際評說一下這位于”六四”鎮壓后上台的國家領導人在位期間的功与過，看看這位熱衷于与過去的統治者一比高低的“君王”倒底有何賢德与功績。
最近几年來，國內掀起了一個拍攝“皇帝”題材的電視劇熱潮，而這一熱潮据說是從《雍正王朝》開始的。歌頌雍正皇帝是否与媚江有關，外界不得而知。不過，江澤民与雍正皇帝确有許多相似之處。他們都是熱衷于“以一人治天下”的大獨裁者；他們的最高權力都被人們普遍認為是通過不光彩的手段獲取的，一個是通過支持“六四”鎮壓而被太上皇鄧小平欽點上台，一個是趁先皇駕崩時巧取豪奪來的王位；連他們在位的時間也剛好相同，都是十三年。因此，通過將他与這位兩百多年前的先皇帝做一個比較來評論他的歷史功過，是再恰當不過了。
首先，我們來談談江澤民最為得意的所謂經濟方面的成就。他在位的十三年期間，人均收入最高時達6千多元人民幣，外匯儲備接近2000億美元，國民生產總值排名世界第7位。這些數据單獨來看似乎挺耀眼。我們且不說以浮夸出名的中共當局的這些統計數字包含多少水份，比如最近信譽卓著的里昂信貸公司發表了一份研究報告，認為中國政府的實際債務可能是政府宣稱的數字的六倍；就算當局的這些統計數据是可信的，當我們將它与雍正時期的相關數据進行對照時，我們同樣會發現這些成就實在微不足道。雍正上台時，國庫儲蓄不足八百万兩銀子，五年后就增加到五千万兩。根据有關資料記載，雍正所在的十八世紀，我國國民生產總值（GDP）最高時曾占全世界的約1/3，是名副其實的世界頭號經濟強國。當時全歐洲的GDP總和也不過占世界總GDP的23%，美國則只占不到1%。而如今我國國民生產總值最高時也只占世界總GDP的4%不到，而一百年前中國的GDP還佔全世界的總GDP6%左右。如今雖然我國GDP排名第七，但個人所得在全世界排在七十名以外﹐不足世界人均收入的四分之一，僅為美國的三十分之一。
事實上，雍正時期并不是中國歷史上經濟發展最好的年代，更不用說与文景之治，貞觀之治相比，他在經濟建設方面的成就也鮮少有人提及。由此可見，江澤民在這方面的政績不值得炫耀。如今流行鼓吹中國經濟騰飛論，不過是中外一些政客和御用文人們用來粉飾太平或為自己所在國家經濟上的失敗尋找借口的一种說法罷了。這种論調不久會象過去的所謂“二十一世紀是中國人的世紀”一樣隨風而去，消失無蹤。
其次，江澤民在執政期間最常挂在嘴邊的口號是反腐敗。我們不妨就以他在反腐敗方面取得的“政績”与雍正做一番比較。康熙末年，腐敗叢生，官官相護，政令不達，曾出現“規禮一行，處處通行；規禮不行，一事無成”的局面。雍正即位后，在正官風、整侵貪、倡勤儉方面狠下功夫。經過几年大刀闊斧地整治，官場腐敗之風終于得到遏制，為后來的乾隆盛世打下了堅實的基礎。据考，他在位期間，各省被革職罷官的腐敗官員多達1/3，有的甚至在1/2以上，連皇親國戚都不另外，可想而知他對腐敗的打擊力度。而江澤民上台前，雖然也有貪污腐敗現象存在，但這類腐敗犯罪無論是其數額還是情節都遠遜于如今的官場腐敗。過去貪污挪用公款超過十万元的案子都極為罕見，如今動輒上百万乃至上億。根据最高檢察院1989年和2001年的兩個工作報告資料顯示，1988年全國共查處万元以上貪污、受賄大案２９００多件，被判刑的縣級干部１９０名，司局級干部４名；而2000年共立案偵查貪污受賄5万元以上的案件18086件，其中100万元以上的特大案件1335件，被立案偵查的縣處級干部2680人，廳局級干部184人，省部級以上干部7人。過去13年間查處的貪污賄賂等腐敗案件平均每年以百分之二十几的速度增長；在此期間經濟發展才翻了一翻，而腐敗程度卻翻了好几翻。此外，以全國各級檢察机關通過查辦經濟案件為國家挽回的直接經濟損失而言，1983-1987年間為16.3億元，1988-1992年間為25.8億元，1993-1997年間則高達229億元，這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政府腐敗愈演愈烈。据報道，目前有至少4000多名貪污賄賂犯罪嫌疑人攜公款50多億元在逃。盡管如此，過去几年官方媒體仍樂此不疲地鼓吹江澤民的反腐敗“政績”，似乎黑的真能說成白的。
再次，評論一個政治人物是否表現如何，還要看他是如何對待廣大民眾的，也就是說他的統治屬于仁政還是苛政甚至暴政。談江澤民在這方面的表現，就不能不談他對民間不同聲音的壓制，尤其是對民運与法輪功的鎮壓。眾所周知，江澤民在位期間，所有的不同聲音都遭到封殺，所有的媒體都控制在官方手里。他的一句“名言”是“將一切不穩定因素消滅在萌芽狀態”。在他執政期間，數以百計的所謂“六四反革命暴徒”和少數民族自救運動的領袖遭到處決，上千法輪功學員和其他宗教信徒被迫害致死，而被關押的异議人士、宗教信徒、法輪功學員等，更是不計其數。用一句“神州遍地是冤獄”來形容今天的中國一點也不過份。而雍正也被多數史學家認為是一個對老百姓采取高壓政策的皇帝。可是，与江澤民的血債相比，他的苛政真是小巫見大巫。雍正在位的十三年，總計可查的文字獄不到十起。而且有些在今天的人們看來仍屬十分嚴重的反政府案如呂留良案等，雍正的處理方式還相當靈活与溫和。此案中積極宣傳反清思想的主犯曾靜最后還獲得了赦免。而且，雍正從來不忌諱反對他的聲音，還曾將反清言論及他的反駁結成文集公諸于眾，讓世人評价。因此，如果說雍正的統治屬于苛政，那么，江澤民的統治則無疑就是暴政。
最后，談一個政治人物的功過，不談政治制度的改革或成就似乎說不過去。我把它放在最后討論，是因為江澤民實在毫無這方面的政績可言。八九民運前，党政分開，新聞自由等都已公開推行或討論。而“六四”鎮壓后一切都倒退到七十年代。如今江澤民一人身兼國家主席、總書記、軍委主席等要職，同七十年代的華國鋒一樣，集党政軍大權于一身，“黨政不分”發展到最嚴重的程度；七十年代末全國各地尚出現過縣級人大代表直選，一批青年學生如北大的胡平、湖南師大的梁衡等還曾通過競選當選上地方人大代表，而二十年后的今天，連鄉村選舉都成了當局引以為豪的政治改革成就；八九民運前，部分省份如湖南、廣東曾出現過人大代表大會獨立行使權力、表決罷免政府干部包括省長在內的令人振奮的民主曙光，如今人大又回到了純橡皮圖章時代；八十年代后期還曾有過“各級政府都必須有一名民主党派或無党派人士出任副領導職務”的政策，如今中共連這种粉飾門面的事都省了。与江澤民的政治改革比較，雍正這個封建專制君主的政績反而有許多值得大書特書的地方。他大刀闊斧的推行賦役改革，采取“攤丁入畝”的政策，取消人頭稅；實行“火耗歸公”制度，嚴格限制對老百姓的附加征稅，有力地遏制了私征濫派之弊政，既有效地減輕了農民負擔，又緩解了腐敗問題；嚴查錢糧虧空和虧欠國庫，對任何涉及到的人概不寬貸，連自己的兄弟也不放過。雍正登基后，曾盡罷相權而設軍机處，被喻為戀權的皇帝。但他勤于政務，一天批折就達七八千字，至少還不是昏君。而江澤民卻既要獨攬大權，又不象雍正那樣盡心盡力。我們從來沒有在公開場合看見他拿出筆來，倒是常見他從上衣口袋里摸出他隨身攜帶的小梳子當眾打理他那油光發亮的稀發。一個是勤于批折，一個是勤于梳頭，真可謂“一樣的地位，兩樣的情。”
江澤民貌似雍正卻屬于東施效顰的地方還有很多：他們都喜歡通過搞群眾運動來統一思想，雍正稱之為“觀風整俗”，江澤民之流稱之為“思想教育”或叫“思想改造”；雍正親自著作《駁封建論》，《大義覺迷錄》等，要求在朝官員人手一冊。“倘有未見此書、未聞朕旨者，經朕隨時察出，定將該省學政及該縣教官從重治罪。”江澤民則依樣畫葫蘆，提出了所謂“三個代表”和“三講”的理論，讓全國人民開展政治學習，人人必須過關；雍正要求旗人也要耕种，不能再做寄生虫，而江澤民則要求太子党也要下海，不能再做“貧下中農”…….。
《清史稿》中對雍正的稱號是”敬天昌運建中表正文武英明寬仁信毅睿圣大孝至誠憲皇帝”，而据說江澤民的名字和他的“論述”也要寫進中共的党章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憲法，想必在他的偉大名字及“論述”前面也會加上“偉大光榮正确”之類的一大串贊美之詞。看來江澤民非要跟已經做古兩百多年的雍正皇帝一比高低不可。可是，論政績，江澤民實在遠遜于雍正，論苛政，江澤民卻又更甚于雍正。一個二十一世紀的統治者連兩百多年前的封建君主都不如，還如此自鳴得意。這是整個中國社會的悲哀，也是全體中國人民的不幸。
大家現在談論江澤民最多的是，這位迷戀權力的獨裁者倒底會不會主動下台，讓位于胡錦濤。讓位也罷，戀位也罷，在我看來，江澤民都已注定很快就要成為歷史—-戀位的結果只會使他更快地成為歷史，就如當年的袁世凱、張勛之流一樣。再過几天，他就要踏上美國這篇自由的土地，做最后的一次拙劣表演。這篇文章就算是我這個因“六四”鎮壓而流亡來美的東道主獻給他的“禮物”吧。
(自由亞洲電台/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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