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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10月1日訊】 直到一位新疆維族年輕人舉起一面藍底白色星月旗，在我眼前示威性地飛舞，我才知道，中共“解放”新疆四十餘年，有這麽多維族人流亡異鄉，並且想要擺脫我們漢人的統治，建立一個叫“東土爾其斯坦”的國家。
無論我們漢人對“分裂祖國”的行徑反感到什麽程度，作爲一個強大民族的成員，我們有必要克制自己的民族感情，去傾聽弱小民族的抱怨，問一問自己：人家爲什麽不願意和我們一起過？首先反對本民族暴力的人，才有資格指責他民族。
但是很遺憾，我本人和“東土”海外反抗者的接觸，遠不如我和西藏朋友接觸那麽多。因此，有維族青年不滿地質問我：“爲什麽你不像支援西藏人那樣支援我們？”我的回答也很直率：“因爲你們不像達賴喇嘛那樣講非暴力和中庸之道。”
爲什麽新疆年輕人不像西藏流亡者那樣接受和平抗爭的理念？這裏面既有宗教文化的因素，也是環境使然。 這些維族年輕人成長于中共打壓非常嚴酷的時期，他們反抗的態度，因此比曾與孫中山合作的維族領袖艾沙等老一輩更爲激烈。
多年來，從新疆逃出來的維族人，大都是流亡到一些伊斯蘭教國家，例如土耳其有三萬多新疆流亡者，他們被土耳其穆斯林接納視爲兄弟；逃亡到中亞新疆維族人，在哈薩克斯坦的有三十萬，在吉爾吉斯坦有七萬。這些逃到中亞等國的維族人，大都不被當地國接受爲難民，其生存遇到很大困難。許多人在走投無路的情況下，被伊斯蘭原教旨主義者所吸收。
在筆者看來，女人穿短裙，男人喝啤酒的新疆維吾爾族穆斯林，大概與前南斯拉夫的穆斯林差不多，生活習俗相當開放。我的鄰居－－一位科索沃穆斯林說，因爲他們不太有宗教狂熱，所以在他們被塞族人殘殺時，阿拉伯國家的原教旨主義者不肯幫助他們。但是，由於中國政府對維族人正常信仰的無情迫害，作爲一種反動力，畸形的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在新疆蔓延，並能夠在維族流亡者中招兵買馬。
有一件事可以說明維族新一代流亡者的處境。現在已經名聲很大的“東土耳其斯坦資訊中心”發言人迪裏夏提，那年剛流亡瑞典時，與我在斯德哥爾摩會議期間見過一次面，他給我留下漢語口才很好的印象。他的出身經歷也令人深思，爲什麽中國政府一手培養出來的維吾爾族高級幹部，其子弟會如此決絕地走上與中國政府對抗的道路。
有一次，迪裏夏提給我打來電話，他說他剛讀完我的一篇題爲《東方大智者：超越民族國家》文章，很有一些感受。我在那篇文章中提出問題之一是：“用什麽方式與強勢者對抗？”我介紹了泰戈爾和達賴喇嘛對此所持的立場。
我寫到：“不少弱小民族在對抗欺負他們的大民族時，採取了激烈要求獨立、不惜以死相拼的抗爭方式，他們的抗爭很難說就沒有其正義性與合理性。但是，這種以小民族主義對抗大民族主義的方式，這種冤冤相報永無休止的衝突，不僅於本民族無益，而且讓自己犯下與對方同樣的罪過：製造血腥。基於一種免除人民遭受戰爭屠戮之痛苦的理念，也基於藏傳佛教相信的善意與忍耐，達賴喇嘛願意妥協。－－”
也許是這種民族和解的態度對迪裏夏提有所啓發，他把我這篇文章的部分內容翻譯成維文，發表在中亞的一家維族流亡者雜誌上。結果麻煩來了，一些伊斯蘭宗教界人士對此非常不滿，他們指責迪裏夏提受了我這個漢族人的影響，
由此可見，像迪裏夏提一類的新疆維族新一代，他們流亡在海外，既受到國際人權民主價值觀的影響，也受到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的干涉。因此，如果我們漢人真有誠心解決漢維衝突，就應該主動與他們和解，引導這些維族年輕人向非暴力主義發展。然而，中國政府卻以反恐怖主義爲名，把維族人民的和平抗議也統統歸爲恐怖主義，這激起了更多維族年輕人的仇恨。
據我在土耳其的瞭解，不少維吾爾民族主義者並非要求完全獨立，他們只是希望獲得真正的民族自治權，反對環境惡化、核子試驗、宗教壓制，稅捐過多以及強制計劃生育等政策。即使他們要求從中國獨立出去，也不能把這種獨立目標等同於恐怖主義。因此，聯合國人權委員會和國際大赦等人權組織，一直爲新疆維族人的這些基本人權呼籲。
如果北京政權繼續以反恐怖爲名剝奪新疆維族人的權利，我擔心，會有更多的維族青年被推向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的懷抱，推向極端的暴力反抗。正是中國政府的愚蠢政策，幫助了伊斯蘭恐怖主義。
020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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