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9年01月18日訊】今年三月二十二號，在那個拉開貿易戰序幕的總統備忘錄簽字儀式上，川普總統帶著霍霍的磨刀聲，一通誇誇其談。但他的「大言」沒並不太引人注意—那不過是他說過多少遍的老生常談；倒是後面，他的貿易代表羅伯特·萊特希澤（Robert Lighthizer）和商務部長威爾伯·羅斯（Wilbur Ross）在講話中提到的兩條資訊令人為之一震。一是美國有四千四百萬人從事高科技領域的工作；二是美國專利局在今年六月將頒發第一千萬項專利。兩位官員都強到，沒有任何一個國家擁有像美國這樣高的技術密集產業；一千萬項專利更是有史以來任何國家都無法匹敵的，迄今無人望其項背。（原文是There’s no country in the history of the world that remotely approaches that.世界歷史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接近過這個水準，哪怕是遙遠地接近。）遙遙領先的高科技產業不僅是美國經濟的脊樑，也是美國在經濟面臨困難時仍舊泰然的重要原因。當你有巨大創造力的時候，你是不怕困難的。更何況，創造力正是蓬勃生命力的具體表現。沒有生命力，創造力無從談起，生命力是創造力的土壤。美國便有著滋生創造力的肥沃土壤。
今年四月二十九號，美國國家廣播公司（CBS）播出的《60分鐘》 （60 Minutes）節目，就像一個小視窗，讓觀眾在四十多分鐘內對美國的生命力窺豹一斑。它首先裡報導了一項叫CRISPR的生物技術，可以像讀書一樣 「閱讀」 人的DNA，並根據指令找到 「有拼寫錯誤」 的DNA，改正拼寫錯誤；也就是從基因裡找到疾病的病源，並將之改正。這意味著人類的許多疑難病症，包括癌症、老年癡呆症等不治之症不僅將得到簡單、迅速和有效的治療，甚至可以從胚胎就得到預防。科學家們認為這可能是本世紀最驚人、影響最深遠的發現，今後十年內將有數十億美元計的市場。這項專利的持有人便是36歲的麻省理工學院教授、兒童時代從中國移民美國的張鋒先生（音譯，Feng Zhang）。這個被主持人善意地稱為「長著娃娃臉（baby-faced）」的後生，僅僅三十幾歲就取得如此驚人的成績，足見美國具有讓任何人在任何年齡都可以釋放全部能量獲取成果的環境。這不僅僅意味著一個良好的、自由的教育和科研環境，也意味著一個良好的法律環境。發明家們不用擔心自己的智慧資產被無情地掠奪，不用擔心自己的辛勤只是為人作嫁。在這個社會裡，你的發明創造不僅僅得到尊重，更得到法律的保護。沒有「海盜」 閹割你的創造激情。
接下來的節目講的則是美國社會對社會疾病做出反應的一個實例。貧富差距加大的現象在當今世界的許多國家都已經出現，包括美國。除非具有特殊才能，良好的教育是一個人在社會裡得到垂直流動（即提高自己的階層）的必要條件。由於學費的昂貴，教育資源更容易、甚至僅僅被富人獲取，窮人不敢問津。這將導致一個社會的貧富階層無法改變。美國的有識之士們看到了這個前景的可怕：它不僅僅會毀滅個人，還會毀滅社會。這些有識之士不僅有眼光，更有行動。代表人物便是那位微軟公司的創始人，比爾·蓋茨。他以自己的財力對抗這一社會病症，為那些優秀的窮人孩子提供獎學金。普林斯頓大學立馬跟進，校長愛斯伯格（Christopher L. Eisgruber）力推一系列計畫，讓普林斯頓，這座被左翼作家辛克萊（Upton Sinclair）戲稱為「美國最典型的勢利眼大學」 （the most perfect school of snobbery in America）對那些品行優秀但家境貧寒的孩子們，尤其是第一代低收入移民家庭的孩子們，敞開大門。孩子們的成績是和家庭背景聯繫起來評估的；家庭背景是個重要的加權。的確，同樣是全A的兩個學生，一個父母是律師和金融家，另一個父母是太會講英語的清潔工和車衣工，這兩個學生怎能等量齊觀呢？社會是不是應該讓年輕人在起跑線上站的地方儘量高低差不太多呢？2013年，十一所公立大學成了了「大學創意聯盟」 （University Innovation Alliance），增強美國大學的多樣化。僅僅三年時間便把畢業生中低收入家庭的比例提高了百分之二十五。
低收入家庭的孩子們不僅僅得到學費的資助和入學的某些優先考量，在學校裡，他們還得到各種幫助，包括演說、準備履歷、建立關係網絡等等方面的訓練，讓他們掌握這些重要的社會技能，以彌補他們在家庭背景、文化背景和社會關係方面的先天不足。
當你普林斯頓大學那些第一代低收入移民家庭的孩子們在自己的T恤衫上寫上FLI is Fly（「第一代低收入意味著翱翔」 。FLI是first generation low income 的字頭）的時候，他們已經拋掉了家庭貧寒的自悲，驕傲地面對著無限的前景。他們當中可能會出現下一個愛因斯坦、下一個羅斯福。
這便是一個社會自愈力的表現，而比爾·蓋茨和愛斯伯格之類的有識之士不正是美國社會機體裡的CRISPR嗎？他們和CRISPR一樣，自覺地發現社會機體裡那些「有拼寫錯誤」 的細胞，並將之改正。一個有CRISPR的機體是不怕疾病的。
節目的最後十幾分鐘留給了一個叫布蘭·史密斯（Bren Smith）的「海上農場主」。他是個瀕臨破產的漁民，卻勇於改寫自己，放棄了「追逐越來越少的魚群」，而是在海上「種植」起了一種叫sugar kelp的海帶，並在海帶之下放養牡蠣、帶子等帶殼的可食用海產品。海帶像陸地的樹木一樣，吸收二氧化碳吐出氧氣，同時又為帶殼海產品提過了鈣，從而形成了良性生態迴圈。生意日益紅火的史密斯開始幫助其他在傳統漁業裡失利的人，複製自己的成功。他的」海上農場」雖然讓人耳目一新，但是最感染人的還是史密斯強烈和的生活激情。也許大海本來就讓人浪漫，史密斯那些平淡的話那麼有詩意。他熱愛自己的工作，熱愛到認為那是世界上可以為之」作頌詠歌」的工作之一（「jobs we write and sing songs about」），他希望永遠做下去，直到有一天死在自己的船上……
這就是美國，一個歡迎聰明、勤勞和浪漫之人的社會，一個有對於疾病的頑強抵抗力的社會。喏，上星期天（七月八號），《60分鐘》節目報導了1977年美國發射的旅行者1號和旅行者2號的近況。四十年前，科學家們給這兩個探測器帶上了地球的圖畫和聲音，包括人類的五十五種語言，讓地球以外可能有的生命瞭解地球和人類的存在。在那時的技術條件下，這兩個飛船上電腦的記憶力只有我們手機的二十四萬分之一，運算速度只有我們手機的十萬分之一。但是它們已經以每小時三萬八千英里（約六萬三千公里）的速度遠行了一百三十億英里（約二百一十七億公里），發回了其他星球清晰的照片。這是迄今為止走出地球最遠的飛行器。再過十年，它們的能量（鈈產生的核能）會耗盡。但是，由於它們行駛在真空，不存在任何摩擦，它們幾乎可以永遠存在。即使幾千萬、幾億年之後，地球消失了，即使太陽系也消失了，它們仍然存在，成為地球和人類曾經存在的證據，也許是唯一的證據。
為此，我們應該感謝這些科學家。對了，他們都是美國人。
－－原載新世紀
責任編輯：任慧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