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上期）商鞅新法的推行，為秦國掃滅六國，統一中華，奠定了基礎。當然，商鞅的嚴刑峻法也必然招致社會特別是貴族的仇恨。商鞅最後在逃亡中被捕，身遭車裂酷刑，是他個人的悲劇。法家刑治的高壓政策，誇大刑法的作用，擴大管理的範圍，當然不得人心。故秦王朝只維持了十五年，旋即土崩瓦解。而秦代開創的刑治制度，也給後世皇權專制留下了諸多負面的影響。賈誼就曾指出，商鞅遺禮義，棄仁恩，秦俗日敗。董仲舒也說，自古以來，沒有哪個朝代像秦代一樣以亂治亂，終使習俗薄惡。因為，刑治違背了人心規範、道德勸解的禮樂文化精神。違背禮樂文化精神的刑法，只能是「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詐起，如以湯止沸，抱薪救火」，造成人心敗壞、惡念橫行風習，社會不可能進入安寧穩定。
與禮樂文化精神相抗衡，是法家理政治國的敗筆。須知，對待犯罪的懲治，不是單純的報復，而是為了建立社會對犯罪有效的控制機制。禮樂的道德倡導，是對犯罪動機的勸阻；禮樂的寬刑主張，是對犯罪適度的懲處，為悔悟留下餘地。恩赦，始於周代，恩赦的實施，是禮樂人文精神的宣揚。《易經•解卦》中就有「君子以赦過宥罪」的像詞，把寬容視為君子的美德。周公多次倡導寬恕赦免罪人。大赦已成我國古代寬刑的傳統，據有關資料統計，兩千多年來，皇恩大赦有１２００多次。大赦啟迪社會的寬容氣度、慈善意識。在中國「外儒內法」 的王權制度下，禮樂文化的人文精神，在大赦中得到了有限的展現。當然，大赦的實行，要恪守寬赦有度的原則，不違禮法的根本，方能帶來悔罪趨善的社會風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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