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支柱:少生能快富嗎?——駁程恩富的「攤薄論」及其他

楊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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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2012年06月21日訊】程恩富說,只有實行獨生政策才能更快地增加人均收入,趕上發達國家的生活水平。他說6億是中國的最適合人口,中國人減少到6億、美國人增加到6億,我們就趕上美國人的生活水平了。這意味著要讓一大半中國人斷子絕孫。斷子絕孫也罷,他們無神論者大概不在乎這個。

但剩下的6億人口將老化成啥程度?難道美國增加的年輕人口都是靠別人養活的廢物,以至於生產能力等同於退休的中國人?同時他又承認平均每個人創造的價值大於他(她)消耗的財富。除非他只考慮孩子作為消費者的這段時間,想過把癮就死,否則這兩個說法就是自相矛盾的。就憑這種毫無常識、毫無邏輯的「經濟學家」充斥著作為政府智囊的中國社會科學院的教授和全國人大代表的崗位,就實在讓人看不到這個國家的前途。

俗話說「養兒不算飯米賬」,養孩子只算經濟帳本來就荒謬透頂。適當多養孩子有利於孩子身心健康,也有利於父母身心健康。帶弟弟、妹妹不但增加很多樂趣,也增加親情和責任感。反過來,弟弟、妹妹長大後又可以為老大分擔對父母、對社會的責任。

多養個孩子當然要多花些錢,但由於衣物、玩具都可以大的用了小的接著用,食品可以避免部份浪費,大的到一定年齡還可以幫助父母帶小的,兩個孩子的開銷最多是一個孩子的一倍半而不是兩倍,但兩個孩子成年後創造的價值卻至少是一個孩子的兩倍。

這還是在中國,在兒童福利較好的國家,譬如美國人的研究表明,養3個孩子帶來的家庭負擔是1個孩子的1.6倍。

第二個孩子消耗父母的精力除了最初兩年幾乎是兩倍,往後就是一倍半,上小學以後年齡差距不大上同一所學校的孩子就「一隻雞也是養,一群雞也是養」了,青春期以後養兩、三個比一個還省事!其實這是養孩子最大的經濟成本,它導致大量媽媽一段時間內無法投身計算GDP的社會勞動。其實專職媽媽極大地增加了孩子們的幸福感,如果將來能將這種實實在在的福利換算成產值,那麼養孩子的平均成本還將大幅度降低。其中的道理,把媽媽換成保姆就清楚了。

有人說多養孩子的教育開支與孩子數量同比增長。這種說法其實也是錯誤的。學校教育的規模效益比家庭開支更明顯,如果不降低教育質量的話,15個孩子的班和30個孩子的班佔用的教師數量幾乎相同,否則就影響教師之間的分工,降低教學質量。至於校舍,我們知道在孩子減少的過程中大量校舍已經荒廢了,多招學生不過廢物利用而已。其他的教育成本跟員工工資和校舍相比是微不足道的。目前按人頭收取異地戶口學生或「超生」孩子贊助費的做法,跟交給計生委的「社會撫養費」一樣,是為了抑制生育而故意抬高受教育的成本,並不反映真正的教育成本。此外,正是一個孩子導致的孩子的孤獨和家長的焦慮,使得大量父母把孩子送進各種高收費的課程輔導班、鋼琴班、舞蹈班、圍棋班,極大地增加了教育成本。

此外,孩子的消費本身也拉動了供給,並增強父母幹活的動力,從而增加了社會總產值或國民總收入,而不僅僅是攤薄人均收入。少養孩子的錢根本就省不下來,不過讓父母少幹點活、多打幾圈麻將而已。

即使不考慮多養孩子的規模效益和增加消費拉動供給對總產值的影響,就算按人頭攤薄,多生孩子對國民福利的攤薄影響也遠不如程恩富們鼓吹的那麼嚴重。根據國家統計局公佈的數據,2011年我國出生人口約1,604萬人,假如取消計劃生育政策限制後出生人口增加一半(以現在年輕人的生育意願這是不可能達到的),增加802萬人,802萬隻佔我國大陸總人口134,735萬的0.595%。當然這個攤薄比例會逐年遞增,如果平均參加勞動的年齡為18歲,那麼第18年將攤薄10.71%,這18年中平均攤薄5.355%。如果再減去養育規模效益導致的節省和增加消費拉動供給對總產值的影響,社會對這種攤薄幾乎沒有明顯感覺。如果再考慮到強制計劃生育本身增加的巨大成本,包括政府對計生系統的財政支出、對衛生系統和各國有企事業單位專職計生人員的財政支出、法院的計生案件執行費用、婦女為環孕檢與「准生證」來回奔波的費用及誤工等家庭成本、官民衝突和人為破壞所造成的損失,即使不考慮人才、資本外流的損失和將來可能的賠償,少攤薄的那點GDP就已經入不敷出了。我過去說計劃生育短期內提高了國民人均收入,現在看來連這個說法也是錯誤的。

要說多生孩子「攤薄」收入的話,那麼對家庭收入的攤薄比對GDP的攤薄效果要顯著得多;因為社會上的人不都是育齡夫妻,即使育齡夫妻也不會都生孩子或生那麼多孩子。譬如兩個孩子的夫妻再生一個為多生50%,一下子4口人吃飯變成5口人吃飯,攤薄效果高達25%,持續18年,而不是18年平均攤薄5.355%。既然多生被攤薄的主要是家庭收入,為甚麼生育不應該由家庭自主呢?

持續18年多生一半孩子,意味著18年以後的每年的新增年輕勞動力增加50%。年新增年輕勞動力增加50%占現在總勞動力(比總人口少多了)的比例就遠高於0.595%,何況18年後我國勞動力總量又大幅下降了。這個每年新增勞動力對總產值的增厚效果也同樣是逐年遞增的。如果取消限制並刺激多生一半孩子的效果能延續42年(這幾乎是不可能的),那麼多生的孩子對GDP的平均攤薄程度還是5.355%,因為前24年出生的孩子已經是勞動力了。而這時整個勞動人口已經是廢除計劃生育後出生的人口,社會總勞動力跟堅持計劃生育相比整整多出50%!當然再往後這些人口也會逐步成為養老的負擔,需要繼續生育足夠的孩子來阻止過度老齡化。如果因為擔心70多年後養老負擔就不顧20年以後的養老負擔,不讓生孩子,那不是種族自殺嗎?程恩富號稱著名經濟學家,但是他竟然沒學好小學算術!

1996年以後我國每年出生的女孩從沒到達過700萬,假如30%的人生四胎(因為不婚、不育、育前死亡現在估計已達到20%,等95後一代生孩子的時候因為性別比失衡很可能達到30%)、生三胎與一胎的同樣多、其餘都生兩胎,每年也只能生出1,300多萬孩子,比現在每年出生的人口還少得多,而以現在的人均壽命最遲從2029年起中國每年死亡人口將超過2,000萬。彼時鼓勵生育連這個目標也無法實現,這個時代還可能有30%的年輕女人願意生四胎嗎?所以到95後一代生孩子的時候鼓勵生四胎都已經無力回天了。

程恩富當然又可以搬出「就業壓力論」來糊弄那些弱智研究生們(他自稱某次講座前30%的研究生同意「一胎化」,聽完他的報告就立即變成95%贊同了),但「就業壓力論」與「人均攤薄論」是自相矛盾的。出生的孩子多一方面增加嬰幼兒用品、學生用品的消費,一方面降低婦女就業率,在大約18年的時間內是消解就業壓力的。正是計劃生育極大地惡化了上世界80年代、90年代的就業壓力並形成了今天的「民工荒」和即將到來的人口老化。現在的「就業壓力」完全是迎合獨生子女家長望子成龍願望的高等教育大躍進的產物。除了人口年齡結構,就業壓力也與經濟結構和經濟週期有關,跟人口密度沒有關係,跟人口總量更沒有甚麼關係。

順便說一下程恩富的「國情論」,為甚麼同樣應該「自由而負責任地生育」別的國家不需要強制一胎化,程恩富求助於中國特殊國情。程恩富對特殊國情的概括並不是中國人口密度高,因為他不好意思說中國大陸比港、澳、台和日本、韓國、以色列、荷蘭、德國的人口密度大,也不好意思說人口密度大的城市比地廣人稀的鄉村經濟落後。他所謂特殊國情就是中國人口總量世界第一。如果是這樣,那麼把中國分裂成一萬個國家,難道就可以很快超過美國人的生活水平?程恩富到底是在說夢話,還是在暗中鼓吹分裂中國?其實印度如果不分裂出孟加拉、巴基斯坦,早就人口總量世界第一了,哪輪得著中國?印度不搞強制計劃生育,其經濟近年也步入了快速發展通道,而且因其年輕的人口結構和較為合理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制度而被公認為最有發展潛力的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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