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1年09月07日訊】五、爺爺犧牲（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零年）
與導生接頭失敗回到北平後，奶奶便接受了共產黨的重要任務——在自己家再次建立共產黨地下聯絡站。日軍佔領北平後，北平有錢有關係的知識界人士紛紛南逃，年輕學生也面臨著向何處去的抉擇。共產黨需要設立聯絡站把北平的左派學生和藥品送到共產黨根據地，於是北平共產黨決定再次啟用奶奶家作為輸送學生和藥品的地下聯絡站，同時可以利用爺爺的偽政府官員身份作掩護。
捨飯寺二十五號奶奶家的紅漆大門外掛的戶主牌改為：「戶主：李德平。職業：北平市新聞檢查所所長。」聯絡站的單線接頭人是平西挺進軍宣傳部長楊春圃(註九)。
奶奶第一次與楊春圃接頭的地點是北海五龍亭茶座。接頭那天，奶奶手拿報紙，身穿紫色綢夾袍，帶著兩個女兒按時來到接頭地點。到了五龍亭茶座，她發現預期應該在茶座看報的男人沒到，正猶豫時，一個男人走上前來招呼道「劉先生」，奶奶明白他是自己人楊春圃。倆人像老朋友一樣邊走邊談，信步走出五龍亭。楊春圃告訴奶奶，一九三一年底他曾在她家參加過共產黨會議，但是奶奶卻記不得他了。
以後楊春圃成了奶奶家的常客。他經常下午來，頭戴黑尼禮帽，身穿黑尼大衣，每次都直接進入北房小客廳。
奶奶家的聯絡站開始活動後，在一年內就先後從北平送走了八十多位年輕的左派學生和大量的藥品。在這期間，奶奶的兩家鄰居——曲家和閔家——給了奶奶許多幫助和掩護。曲家主人是個寡婦，外號叫曲大寡婦，她是唯一一個不屬於文化界卻與奶奶極為親近的朋友。閔家主人是留學日本的富家子弟，叫閔仲武，他欣賞奶奶的文筆而成為奶奶的好友。
曲大寡婦帶著獨生女兒在西便門外開大糞場。她僱了一批從山東來的掏糞工到各家各戶的廁所掏糞，一方面賺取服務費，一方面把掏來的大糞曬成糞乾賣給農民做肥料。這是個兩頭賺錢、一本萬利的營生。
曲大寡婦後來在工人中選了一個老實能幹又有點文化的霍姓年輕人幫她打理生意和管賬。霍先生是江蘇豐縣人，和奶奶認了老鄉，他又把奶奶介紹給曲大寡婦。霍先生生意上裡裡外外一把好手，幫曲家發了財，蓋起明堂瓦舍，使曲大寡婦成為這一帶有名的富人。曲大寡婦的女兒曲大姑娘是個嬌生慣養的獨生女，直到二十六、七歲時才物色到一個華北大學的大學生結了婚。
曲大寡婦把奶奶看成有文化、能通官場、遇到大事兒可以幫上忙的上等人。可是，自她認識奶奶以後，曲家一直也沒遇到需要奶奶幫忙去通官場的大事兒，反倒都是曲大寡婦這位誠心的朋友在幫奶奶。
奶奶和導生經常把一些秘密文件報刊送到曲家保存，還把一些因搞共產黨地下活動遇到危險的朋友藏在曲家。曲家知道其中的危險，但從不拒絕，每次都是一絲不苟地完成奶奶托付的事情。我的小姑姑在一九四九年作為中共的第一批接收人員進北平城時，到曲家取回了奶奶托付給曲家的物件，她驚奇地發現，所有物件和文字資料都完好無缺。那時曲老太太已經過世，曲大姑娘被丈夫遺棄，回到了娘家，霍先生還健在，成了曲家唯一管事的人。
閔家主人閔仲武是四川成都人，他在清末民初帶著妻子和女兒到日本官費留學多年，回國後，始終找不到工作。他一家六口的生活全靠闊親戚資助，闊親戚中有的是鹽業巨富，有的是銀行老闆。閔太太每次向闊親戚求助，都請奶奶代筆寫信。闊親戚回信說，就衝著寫信人這麼好的文筆也不能不資助閔仲武。閔仲武的大兒子叫閔步瀛，長我爸爸兩歲，倆人從小一起玩鬧長大。一九三六年，閔步瀛受到鄰居大學生的影響參加了共產黨，「七七」事變前即去了山西共產黨根據地。日本投降後他被共產黨組織派遣回北平搞地下工作。中共建政後，任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長。
奶奶遵照共產黨組織的嚴密規定，通過讀書會等活動挑選合格的左派青年送往中共的晉察冀根據地。出走的學生先要把行李留在奶奶家，人先走，行李再由北平地下共產黨交通員運送出城。奶奶家南房總是堆放著大堆的行李和藥品，一批運走，又一批進來，從未間斷過。這麼多的行李和藥品極易招人懷疑，幸虧日本兵從來沒來搜查過。運送的青年學生中還包括後來在八十年代成為中國駐美大使的韓敘。爸爸後來到晉察冀根據地時曾與韓旭同睡一個炕，閒聊之中，韓敘才知道送他到晉察冀根據地的那個北平地下聯絡站竟是我爸爸的家。韓敘告訴爸爸，他認識的許多北平學生都是通過這個聯絡站來晉察冀根據地的。
一九三九年奶奶家發生了幾件大事，它們改變了奶奶的生活方向。
奶奶和爺爺由於有共同的孩子，倆人又都喜愛祖奶奶，所以分居幾年後又恢復了來往。但是，他們之間的政治分歧卻隨著時局的複雜而越來越水火不容，倆人之間的爭吵反倒比離婚前更為激烈。
一九三九年一月除夕那天，奶奶帶著兩個女兒去爺爺家看望祖奶奶，並準備在爺爺家一同過除夕夜，沒想到倆人又因為政治觀點不和而大吵起來。爺爺指著奶奶大聲喊：「你侄子劉導生是共產黨！你也是共產黨！」那時共產黨名聲不好，被看作恐怖暴力的化身，受人歧視。姨太太小香是個厚道的好人，她生怕外面有人聽見，極力制止爺爺喊叫，試圖從中勸和、平息雙方的怒氣。
在中國國力遠遠弱於日本國力的情況下，如何抗日已成了眾說紛紜、毫無定論的話題。爺爺站在國民黨一邊，認為國民黨才是真抗日，而奶奶卻站在共產黨一邊認為共產黨才是真抗日。他們在這個問題上永遠爭論不休也爭論不清。
汪精衛的和平救國主張成為當時最盛的爭論話題，反對的呼聲很高，民眾罵他是漢奸賣國賊。汪精衛全然不顧反對的呼聲，一意孤行地籌組「和平救國軍」。一九三九年五月後，「和平救國軍」在華東、中原一帶的日本佔領區相繼成立，為汪精衛來年在南京另立親日政府鳴鑼開道。
爺爺又藉此機會加入了和平救國軍。他辭掉北平新聞檢查所所長的職務，於一九三九年五月離開北平去了河南開封府任豫州和平救國軍司令部秘書長。他的行動是配合國民政府軍統頭目戴笠發起的對日情報戰，直接受國民黨軍統河南情報站領導。雖在開封上任，爺爺家仍留在北平，祖奶奶、爺爺的姨太太小香和姐姐李亞蘭都還住在北平。
一九三九年九月中旬，爺爺從開封來到北平與奶奶談判，要把他們唯一的兒子——我的爸爸——帶走。爺爺開誠佈公地告訴奶奶，他要送兒子去黃埔軍校，參加抗日。
奶奶聽了爺爺的要求後，大怒，把茶杯狠力擲在地上，摔得粉碎，大喊：「十八年了，你管兒子甚麼了？！你現在倒來要兒子了？！」
爺爺吵不過奶奶，只是平靜地說：「以前我是沒有管過兒子，但是現在我要管他，送他去黃埔軍校，走抗日的路。至於兒子跟誰走，讓小共自己決定。」
當時，我的爸爸和兩個姑姑都在場。十八歲的爸爸面對著窗戶站著，痛苦萬分，不停地流淚。
屋子裡靜極了，爺爺和奶奶都在等兒子的決定。爸爸終於轉過身，淚流滿面地對奶奶說：「娘，還是聽父親的安排吧！」
奶奶萬萬沒想到，自己溺愛至極的兒子竟在這時「背叛」了自己。爸爸也知道自己的決定會傷娘的心，但他太想去黃埔軍校了。
爺爺帶爸爸走了。他們先一起回開封府爺爺家，然後爸爸再帶著爺爺的推薦信去黃埔軍校。爸爸從小就嚮往軍旅生涯，他小時候，家附近練兵場總是傳來嘹亮的北洋軍軍歌，令他心情激盪：「三國戰將勇，首推趙子龍，長阪坡上逞英雄。還有那張翼德，他在那橋上吼，辟哩啪啦響兩聲，大炮轟隆隆，喝退那百萬兵。」
一九三九年時，黃埔軍校已經擴大為九個分校，分佈在中國不同的省份和城市。首建於廣州的黃埔軍校改為第四分校，而我爸爸要去的是黃埔第七分校——西安分校。西安黃埔分校是當時九個分校中最大的分校，校址原設在天水，後移到西安王曲，西安分校主任由國民革命軍軍長胡宗南兼任。從一九三八年到一九四五年，西安分校共畢業學員三萬七千三百一十七人，是培育軍官最多的黃埔分校。
爺爺和爸爸前腳走沒幾天，後腳緊跟著，奶奶的摯友赫洵的朋友黃紹巖小姐突然來了。黃紹巖小姐告訴奶奶，赫洵身陷囹圄，正在準備越獄，希望奶奶能在北平接應。赫洵在三十年代初曾與奶奶在北平一起搞共產黨地下活動，一九三三年四月還與奶奶一起組織了為李大釗教授送殯的活動，從那以後他們就斷了聯繫。
黃紹巖小姐還告訴奶奶，一九三三年年中時，北平地下共產黨組織遭到政府鎮壓而停止了活動，赫洵和妻子何怡平只得從北平回到哈爾濱居住，赫洵在哈爾濱私立學校大陸中學找到教書職業。教書期間，赫洵經常向學生宣講抗日道理，並自行成立抗日組織。一九三八年日本侵略軍在東北發動了大搜捕，赫洵被人告發而入獄，酷刑之下沒有口供被判無期徒刑。獄中還有一個叫于樹功的老共產黨員，他是一九三一年被蘇聯共產國際派回中國時被捕入獄的，也被判無期徒刑。赫洵和于樹功倆人以抗日道理影響了年輕獄醫趙紹先，趙表示願意幫助他們出逃。赫洵家是大地主，赫洵想讓家裡用巨款來贖他。獄醫趙紹先說：「不能把這些錢給狗日的！我帶你們出去！」
獄醫趙紹先剛被晉陞為看守長，又是新婚燕爾，雙喜臨門。但是，事到見義勇為時，年輕血性的趙紹先甘願冒生命危險，幫助赫洵和于樹功越獄，並一起出逃。
他們商定好後，趙紹先立即找到赫洵的妻子何怡平，告訴她越獄計劃，並讓何怡平通知奶奶，如果越獄成功，第一個投奔之處就是北平劉靜君家。何怡平馬上找到赫洵的朋友黃紹巖小姐，要她去通知奶奶他們在東北這邊的越獄計劃。
奶奶得知消息後，考慮到赫洵幾個人的情況複雜，須經楊春圃的批准才可接應他們，可她擔心楊春圃會不同意。果然，楊春圃聽了奶奶匯報的情況後，馬上就表示不同意。他不信任地說：「偽滿統治嚴密得像鐵桶一樣，監獄看管得那麼嚴，怎麼可能越獄逃跑？如果他們有問題，我們接待了他們，就可能給黨組織造成損失。」奶奶態度強硬地說，她願用身家性命擔保赫洵。她堅持要接應赫洵等人，執意要求楊春圃批准她的要求，並要求楊春圃保證把赫洵一行送到共產黨根據地。楊春圃看到奶奶這麼堅決，只好同意奶奶的要求。
奶奶一得到批准就立即通知黃紹巖小姐，黃小姐又通知哈爾濱的趙紹先醫官馬上採取行動。一個星期天，趙紹先醫官點了兩個犯人赫洵和于樹功做勞力，去各監獄官家裡殺蟲子消毒。無期徒刑的犯人服勞役是獄中常規，他們去監獄官家裡殺蟲子絕不會引起懷疑。
趙醫官在前領路，赫洵和于樹功兩人提著裝滿消毒液的桶，跟在後面走出了監獄。一出監獄，他們三人就直奔火車站。赫洵的妻子何怡平已等在那裡，把準備好的路費、洗漱用具、西服皮鞋一人一份交到每人手中，並口頭告知他們奶奶家的地址，要他們牢記住。三個人立刻走進廁所，刮鬍子洗臉，換衣服，然後西服革履地走了出來。為防敵人抓獲，三人決定分頭走，趙紹先上了開往山海關的火車，赫洵去朋友處躲了起來，于樹功則走得不知去向。
日本人很快發現趙醫官和兩個無期徒刑犯人不見了，當即全城搜查，並印發了通緝令，貼在各個路口。趙紹先走得快，在通緝令發出之前已經到了山海關。到了山海關就像在兩個國家的邊界，關外是「滿洲國」，關內是中國華北。趙醫官一到山海關就給北平等待的黃紹巖小姐發了封信，通報越獄成功，讓黃小姐到北平火車站接人。赫洵的妻子何怡平也給奶奶發了一張明信片，信上字跡娟秀，說是二姐的病已經好了，現在出院了，想到姑母那裡療養一下。
趙紹先一到，奶奶就把他送到西便門外的曲家糞場安頓下來，日本人無論如何也不會想到在那個偏僻的曬大糞的場子裡會藏著被通緝的要犯。趙紹先在糞場住了一段時間後，奶奶擔心時間長了會引人注意，又把他轉移到朋友閔仲武家的香山別墅去了。
赫洵在深秋時也來到奶奶家。他在監獄裡受盡酷刑拷打，身體垮了，需要調養，而且他能不能去共產黨根據地，還需要由楊春圃審查決定。大姑姑在她的回憶錄中記述了赫洵寫審查材料的情景：「赫洵住在我家接受楊春圃的審查，他每天深夜坐在大寫字檯前，把檯燈壓得低低的，在燈罩上蓋著報紙，只留出一點亮供他寫材料。他用特別小的字書寫他在東北的情況，特別是他被捕後受到敵人拷問的情況，以及越獄逃跑的經過，每天寫一部份。第二天下午，楊春圃來的時候，娘就讓我去拿赫哥寫的材料，送到北屋交給楊春圃，我也順便溜一眼。赫洵呆在南屋，楊春圃在北屋，他們是不見面的，因為審查還沒有通過。楊春圃每天看完材料就銷毀了，幾天後，全部材料都寫完，初步審查就算通過了。赫洵被請到北屋和楊春圃見面，他們本來就認識，赫洵原來是北平市共產黨外圍組織赤色互濟會的秘書，楊春圃抗戰前一直在北平、天津、保定一帶做共產黨地下工作。」
奶奶還安排赫洵與獄醫趙紹先在西單十字路口西邊的一個雜貨店秘密見了一次面，互報平安。然後她又把趙紹先再次轉移到比較高級的花園飯店裡住。花園飯店裡的房客大多是日本官員，趙紹先會說流利的日語，在日本人鼻子底下住更安全。
最近，我在互聯網上竟很容易搜索到赫洵越獄事件的詳細報導，在此引用其中一篇名為《吉林監獄越獄事件》報導的開頭和結尾。
開頭：「一九三九年九月二十三日，偽《大同報》披露一條驚人的消息：吉林省第一模範監獄的兩名在押『政治犯』越獄脫逃。這個爆炸性新聞轟動了全東北，偽吉林省警務廳連發三道十萬火急的『通緝令』，吉林省城的警、憲、特傾巢出動進行大搜捕，結果一無所獲。」
結尾：「後來，趙、赫、何三人輾轉到達目的地北平，而于樹功卻流落到西安遼源煤礦，隱姓埋名，成了一名礦工……一九四五年東北光復後，趙紹先、赫洵被共產黨組織派回東北工作。趙紹先改名為趙公民，曾任永南縣縣長，中共建政後任吉林省衛生廳副廳長，一九六七年文革中被迫害致死。赫洵曾任吉林省科委副主任，省人大常委會委員，一九八四年病故。于樹功後來回到北平，一九五零年重新入黨，曾任北京市文物考察隊隊長，一九八五年病逝。」
赫洵和黃紹巖小姐在奶奶家還陷入了短暫的熱戀。他們早在一九三三年前就認識，那時他們同在北平上學，又一同參與赤色互濟會的活動。當時，黃小姐是有名的美人，有許多崇拜者，她卻只愛已與何怡平結婚的赫洵。何怡平知道後請求黃小姐不要把赫洵從她身邊奪走，黃小姐鄭重地答應了何的請求。可是在赫洵經歷了生死大難倆人又在我奶奶家重聚之時，雙方的感情一發不可收拾，這段刻骨銘心的短暫愛情令他們終生難忘。奶奶卻對赫洵這次動情頗有微詞，她認為赫洵有妻子又移情黃小姐，真是不應該。
黃紹巖小姐也向楊春圃要求去共產黨根據地。她告訴楊春圃自己曾被捕入獄，她的母親替她在報紙上登了悔過書才出的獄。為了考驗黃紹巖小姐，楊春圃交給她一項艱難任務：把共產黨一筆巨額活動經費帶到哈爾濱交給東北抗日聯軍在日本佔領區的地下聯絡站。可是，山海關外是偽滿洲國，用的是偽滿的鈔票，山海關內是中國華北，用的是華北聯合準備銀行發行的聯銀票，如何把這麼一大筆聯銀票兌換成偽滿幣成了極大的難題。
另外，一個年輕女子帶著一手提箱數目巨大的款項上路，還要通過許多路檢，別說進山海關，就連北平城內的普通路口都出不去。黃紹巖小姐想讓當時只有十五歲的我的小姑姑與她同行，做個掩護，奶奶猶豫再三沒有同意。出乎大家意料的是，黃小姐竟出色地完成了這個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務。四十年後，楊春圃見到大姑姑時還說黃紹巖小姐那次任務完成得很好。當時奶奶怎麼也想不出黃小姐是如何完成這項任務的，嚴格的黨組織紀律也不允許她多問。
直到六十多年後的二零零四年，黃小姐才有機會告訴大姑姑實情。原來，她在北平有一位有錢人家出身的好友，這位好友家在哈爾濱，家裡經常給她往北平寄錢。瞭解到這點，黃紹巖就把這一箱子聯銀票交給好友驗收，讓好友寫一封親筆信，待黃小姐到哈爾濱時憑信去好友家支取金額相等的偽滿幣。黃小姐既不用冒去銀行兌換巨款的風險，也不用冒隨身攜帶巨款的風險，就順利地把偽滿幣送到了東北抗日聯軍在敵占區哈爾濱的地下聯絡站手中。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下旬和十二月上旬，趙紹先和赫洵、黃紹巖先後去了河北一帶的共產黨根據地。由於赫洵有過被捕入獄的可疑經歷，還要接受共產黨組織的考驗，被送到河北根據地最艱苦的地區去了。黃紹巖小姐去了華北聯大學習。趙紹先獄醫成為晉察冀根據地八路軍的軍醫，以後他又被送到延安中國醫科大學學習。中共建政後，趙紹先和赫洵兩家結成兒女親家，以紀念他們的生死之交。
赫洵一行剛走，奶奶的二弟劉爾孟帶著長子劉源來了，他要把十二歲的劉源托付給奶奶撫養。奶奶二話沒說就答應了，把劉源當成了自己的親兒子。劉爾孟與張清茹結婚十七年後才生下長子劉源，不幸妻子生產時染上產褥熱撒手人寰。在兒子劉源兩歲時，三十六歲的劉爾孟與一位小自己十二歲的、不識字的譚姓家鄉姑娘再婚。婚後，生下長女劉迎秋和二子劉文德。此時奶奶的大弟弟劉爾靜已在幾年前病死，他的兩個兒子劉導生和劉德振早已離開家鄉跟隨奶奶走上了共產革命路，劉小營老家只剩下奶奶的二弟劉爾孟一家人，「四大門」家族徹底沒落了。
半個月後，奶奶又決定把我的兩個姑姑也送到河北的共產黨根據地去。楊春圃告訴她們，著名作家成仿吾（中共建政後任人民大學校長）從延安選拔了一批出色的、有正式學歷文憑的知識份子，從延安長途行軍來到晉察冀根據地，在晉察冀建立了華北聯合大學(簡稱華北聯大)。這個消息吸引了奶奶和兩個姑姑，奶奶立刻決定送兩個女兒去華北聯大上學，並定於十二月二十五日成行。
臨走的前一天，兩個姑姑先去西單商場與地下交通員郇宇見了個面。那時，大姑姑的慢性中耳炎一直反反覆覆，導致左耳朵後面形成一個流膿的瘺管，要貼上橡皮膏蓋住瘺管。走的那天，奶奶給大姑姑帶上一卷粘耳朵瘺管用的橡皮膏，並交給大姑姑一個爺爺當年定做的三錢重的赤金結婚戒指，又給了小姑姑一個白金戒指，還在每人棉袍口袋裡裝了五十元聯銀票，用別針別住。
十二月二十五日上午，奶奶按照約定的時間把兩個姑姑送到西單的麵包房前，看著兩個女兒上了去西直門的公交車，交通員郇宇也上了同一輛車，同行的還有兩個女學生，車中還坐著一個手持上了刺刀步槍的日本軍人。郇宇上車後，假裝與安若姑姑她們不認識，大家一聲不吭一直坐到西直門終點站。下車後，郇宇帶著四個女孩子走了近兩個小時走到了一個叫青水尖的村子，進了一個人家，主人熱情地叫郇宇「老叔」。在這家吃了晚飯，天黑以後，郇宇帶著四個女孩子上了妙峰山。
兩個姑姑從來沒有爬過這麼高的山，又穿著棉袍，棉袍外面罩著尼大衣，走了沒多久就都氣喘吁吁、大汗淋淋，累得躺在了地上。郇宇連催帶嚇唬，說，天一亮日本人就出來巡邏了，再不趕快走就走不成了。就這樣，四個女孩子極為艱難費力地爬到妙峰山山頂一個叫大風口的地方，從大風口又下到半山腰，進了一戶人家。這家主人叫鮑鳳亭，他家是去共產黨根據地的必經之地，也是共產黨的一個聯絡站和招待所。他們在鮑鳳亭家住下過夜，次日繼續下山往西走就到了共產黨的佔領區。到了那裡，她們都被安排在共產黨華北聯合大學上學。那年，我的大姑姑十七歲，小姑姑十五歲。
送走兩個女兒，奶奶沒哭也沒難過。她和身邊的侄子劉源、僕人李媽、李媽的女兒、李媽的丈夫一起度過新年。奶奶沒有離開北平有兩個原因：一是要繼續共產黨地下聯絡站的工作，二是等待兒子的消息。我爸爸離開北平跟爺爺去開封已經四、五個月過去了。戰亂年頭信息不通，奶奶幾個月都得不到兒子的消息，心中不免擔心和猜想。但是她萬萬沒想到，爺爺和爸爸那邊已經出了大事。
爸爸九月中旬跟著爺爺到了開封住了幾天後，就帶上爺爺給駐西安國民革命軍高官的引見信，興沖沖地去了西安。到了西安後，他失望地得知，爺爺引見的那位國民革命軍高官一時不在西安，大概要過些時候才回來。爸爸只好在旅館住下，耐心等待。他每天在街上遊蕩，在餐館吃飯，還去書店翻看和購買左派書刊。他滿懷著抗日激情，又口無遮攔，在餐館吃飯與人交談時說的全是抗日救國的大道理。由於他長期受奶奶的影響，言談話語不由自主地流露出對共產黨的讚賞。年輕幼稚的爸爸根本想不到，當時的西安，到處都是國民黨的便衣特務。特務一直跟蹤監視著他，在書店看到他購買左傾讀物，在餐館又聽到他發表左傾言論，便懷疑上他了。
一天，爸爸又在餐館與人邊吃邊聊時，來了幾個警察說他有共產黨嫌疑，要他去警察局走一趟。年輕熱血的爸爸被警察架住往外走時還激昂地向吃飯的人們高聲呼籲：「國難當頭，一致抗日！」警察把爸爸押到警察局就不由分說地把他當作共產黨奸細暴打了一通，他分辯說自己是帶著父親的引見信來投考黃埔軍校的。警察到他住所找到了引見信，但仍然將信將疑。折騰了兩個星期，他們從這個十八歲少年身上實在找不到任何共產黨證據，最後只好把他放了。
這牢獄之苦對爸爸打擊不小，去黃埔軍校的熱情一下子就被打光了，隨身帶的錢也都光了，更何況一身傷痛如何去軍校上學，爸爸決定回開封與他父親商量後再做計宜。他找到爺爺在西安的另一個朋友要了路費，買了回開封的車票上了回頭路。
沒想到這一回頭，前面等待的竟是更大的災難。爺爺已經被叛徒出賣，他的國民黨諜報人員的秘密身份已經暴露，滅頂的災難正悄悄地逼近他。
爸爸回到開封爺爺家剛住下，一天，一隊日本憲兵衝了進來，進屋子就翻箱倒櫃地搜查，甚麼都沒找到，他們就把爺爺和爸爸父子倆人一起銬上抓走了。
到了憲兵隊，日本人就給爺爺用了大刑，還讓爸爸在旁邊看著。日本人見爺爺死扛不吐口，就轉而用酷刑拷打爸爸，讓爺爺也在旁邊看著。爸爸聽到爺爺忍受著極大的痛苦以極其微弱顫抖的聲音說：「我的兒子只是一個十八歲的孩子，他甚麼都不知道，你們還是放了他。這一切都是我一個人做的，別人都不知道。」大刑中，爸爸被日本人打斷了兩根肋骨，爺爺傷得更為慘重。
日本人又把豫州和平救國軍司令部的幾個頭頭都抓進了牢房。爺爺暗地裡給這些同僚傳話，讓他們轉告國民黨方面，他沒咬任何人，把一切都攬在自己身上了，還說他挺得住。果然，爺爺在監獄三個多月，受盡酷刑，始終沒有吐口。
國民黨方面為營救李亞先父子竟組織了一次攻打開封府的戰役，可是開封府當時是日本軍隊的駐軍重鎮，把守十分嚴密，易守難攻，國民黨軍隊的攻打沒有成功。
日本人從爺爺口中甚麼也沒得到，留著他又擔心國民革命軍再來攻打營救，便儘快地以活埋方式處死了他。這個身形瘦小的男人，到死都沒有向日本人屈服，死時只有四十三歲。爺爺死後，他的國民黨朋友們四處奔走，竭盡全力把爸爸保釋出獄了。一九四零年二月爸爸回到北平，他悲痛地給奶奶講了這幾個月來的經歷，之後他發高燒大病了一場。
南京國民政府把爺爺封為抗日烈士。日本投降後，國民政府在南京隆重舉行了追悼抗日英烈大會，列出了一個龐大的烈士名單，爺爺的名字也在其中。國民黨還在西安也為爺爺召開了英烈追悼會。
爸爸在一九七五年以雜誌總編的身份採訪了中共政府釋放的最後一批國民黨高級軍政人員，見到了當初曾經為他取保釋放而四下通融的軍統河南情報站少將站長岳燭塵。採訪時，岳燭塵對我爸爸說，他最佩服的人是李亞先（李德平），因為當時他們是單線聯繫，李亞先咬住不說就保住了那一條線上的二十多個國民黨情報人員，使他們能夠活下來。岳燭塵感動地對爸爸說：「我終生欽佩和感謝這位犧牲個人保全組織的烈士。」
文化大革命時，造反派讓爸爸交代他和爺爺坐日本大牢的詳細經過。爸爸寫完交代材料拿去給安若姑姑看，並對她說：「父親少年時期經受苦難所磨練出的優良品質，在生死關頭都顯現了出來。」爸爸那時正遭整肅，還敢這樣正面評價爺爺，說明爺爺捨生取義、視死如歸的壯舉對他的巨大震撼。老年時，他兩次試圖告訴我爺爺犧牲的詳細經過，每次開口都只說一句話就說不下去了，那句話令我難忘，他說：「你爺爺的毅力是超人的，受日本人的酷刑，他連吭都不吭一聲。」他還說：「爺爺那代知識份子從小深受中國傳統文化的浸染，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的士大夫精神根深蒂固，這種精神如今已經被共產黨連綿不斷的整人運動整得完全看不到了。」
爺爺的犧牲使得奶奶的地下聯絡站失去了保護傘而變得不安全。一九四零年四月，北平共產黨組織指示奶奶馬上轉移到晉察冀根據地。接到指示後，奶奶只用了三天時間安排家事、準備行裝。她把家裡所有重要文字材料、有價值的物品和銀行存摺都托付給了曲家，囑咐曲大寡婦和霍先生，以後如有人來取款，一定要見到蓋有奶奶專用印章的親筆信。可是爸爸卻不願意離開北京，他想留在北京上大學，還埋怨奶奶忍心拋棄北京的家。奶奶厲聲告訴爸爸說，他們沒有任何選擇，只有去共產黨根據地。在離開北平前，奶奶帶著爸爸去向我的祖奶奶作了道別。最後，她把自己精心置辦下的舒適住宅交給了北平共產黨組織，共產黨想再試試是否還有可能把這個地下聯絡站維持下去，便把它交由北平地下黨工作人員大黃接管。
大黃帶著他的弟弟住進了捨飯寺二十五號，門上的戶主牌仍照舊不動，秘密聯絡站仍留用奶奶的女僕。如果大黃和他的家人也像奶奶那樣處事低調，不引人注意，也許這個地下聯絡站還能維持下去。可是大黃的弟弟是個輕浮張揚的人，他總是向人炫耀他哥哥地位多麼高，顯示自己住所多麼豪華，還招些不三不四的人來家裡吃喝，連說大鼓的也招到家中，引起外人的注意和懷疑。兩個月後，日本人來查抄，大黃被捕，這個共產黨的秘密據點就此被破壞。
一九四0年夏天，赫洵的妻子何怡平帶著兩個年幼的兒子從哈爾濱來到北平投靠奶奶，想打聽赫洵的下落，可是捨飯寺二十五號已經人去樓空。何怡平因為在這個共產黨秘密據點露面而暴露了身份，隨後便在暫住的一家北平旅館被捕。她入獄後受刑不過，夜裡用長筒絲襪掛在鐵窗上上吊自殺了。奶奶聽到這個消息後非常難過。她特在共產黨中央機關報《解放日報》上發表了一篇文章，追悼英年早逝的朋友何怡平。
奶奶是在一九四0年四月離開北平的，她拋棄了苦心經營的家，帶著十九歲的兒子共子和十二歲的侄子劉源毅然地走了。他們走的是兩個姑姑年前走的相同的路線，乘車直出西直門，步行到青水尖村吃晚飯，半夜上妙峰山，過大風口，下到鮑鳳亭家過夜，再進入北平以西的平西根據地。那年奶奶整五十歲，拄著枴杖，還是一雙小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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