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1年08月28日訊】梁山上逼人上山的手法很多，但像逼朱仝那樣，先殺死一個他看管的四歲小男孩，再把他的家小綁為肉票的情況卻不多見。
朱仝本是鄆城縣的一個富戶，宋江在縣政府當辦公室主任的時候，兩人就是同事，那時朱在縣公安局的刑警大隊上班，為人仗義輕財，好結識江湖好漢，又生得一臉漂亮大鬍子，人送外號「美髯公」。晁蓋劫取生辰綱後，縣長派他和雷橫到東溪村捉人。他故意賺雷橫打前門，他在後門只是「虛閃一閃，放開條路，讓晁蓋走了。」宋江殺了閻婆惜之後，縣上又派他和雷橫抓人，他又「怕雷橫執著，不會周全人」，故意賺雷在莊前搜尋，他只在宋江家的佛堂裡，將地下的索子一拽，就把宋江拽出來了；但拽出後沒有將宋江緝拿歸案，而是勸他趕緊離開，再尋活路。就是這樣一個對梁山兩代領導核心都有恩的人，卻因為釋放了死刑犯雷橫，刺配滄州，最終也難逃被梁山逼上梁山的命運。
原來當他來到滄州，知府見他儀表不俗，就沒有讓他到牢裡服刑，只說留在府裡當差。知府有一個四歲的小男孩，一見了他，就喜歡上了他的大鬍子，整天纏著他抱。知府就命他，孩子早晚要和你耍時，你就自行抱他去耍，不必回稟。那年七月十五，是年例各處放燈節，孩子要去看河燈，朱仝就抱他出來到水邊玩。卻是雷橫拉他到一邊，說宋江思念舊情，派他和吳用下山請他入夥。朱仝聽了卻半晌沒有答應，說：「雷橫兄弟他自犯了該死的罪，我因義氣放了他，上山入夥，出身不得。我亦為他配在這裡。天可憐見，一年半載掙扎還鄉，復為良民。我卻如何肯做這等的事！」話說得再清楚不過了：我朱仝雖然因義氣放了雷橫，卻不等於我就願意跟他上山當土匪。我在這裡積極改造，爭取減刑，一年半載還能做個良民，何必跟你們去鬧革命！吳用見說不通，就告辭走了。
誰知朱仝一回來，就不見了小衙內。雷橫說是他的伴當抱去玩了。一直追到離城二十里，只見李逵在前面叫道：「小衙內有，在這裡！」再問究竟在哪裡？李逵道：「被我把些麻藥抹在口裡，直馱出城來，如今睡在林子裡，你自請去看。」朱仝乘著月色，來到林子裡，只見小衙內倒在地上。用手去扶時，「只見頭劈做兩半個，已死在那裡。」朱仝大怒，一直追李逵到柴進莊上，柴大官人才將事情原委說透：是宋公明有一封密書，令吳學究、雷橫、黑旋風禮請他上山，「因見足下推阻不從，故意教李逵殺害了小衙內，先絕了足下歸路，只得上山坐把交椅。」吳用、雷橫這時也從閣子裡出來，說「皆是宋公明哥哥將令分付如此。」對於這起殺嬰事件，他評論說：「是則是你們弟兄好情意，只是忒毒些個！」但無奈這時妻兒老小已被接上山寨，表面上說是怕官府連罪，實際上是綁為肉票，逼迫朱仝屈從。朱最後只能答應入夥。
這時，我們再看一下宋江的反應。照常理推斷，你殺死了一個小男孩，害得人家在明社會無法立足，總該有所歉意吧？但沒有，宋江把朱仝迎上山寨後的第一反應是「大笑」。當朱仝問：「小弟今蒙呼喚到山，滄州知府必然行移文書去鄆城縣捉我老小，如之奈何？」宋江大笑道：「我教長兄放心，尊嫂並令郎已取到這裡多日了」——彷彿殺嬰事件從來不存在，彷彿只有梁山的「尊嫂並令郎」才是女人，才是孩子，其他人的都是行尸走肉。由此也可以看出：朱仝和宋江是兩種完全不同的人。當小衙內丟失後，他對雷橫說：「兄弟，不是耍處。這個小衙內是知府相公的性命，分付在我身上。」言下之意就是說，作為知府相公的愛子，這個小男孩的身上維繫著兩條命：一條是他自己的，另一條是他父親的；更重要的是，知府相公吩咐我看管小男孩，人家既然看得起我，我就要忠於人家的信託。後來這個小男孩不見了，他先是「心慌」，後來是「失驚」，再後來是「大怒」，而且終生對李逵忿忿不平。也就是說，他不能認同梁山的這種殺人邏輯。梁山的邏輯是只問成敗，不問是非；而在他這裡，所謂「忠」也包括「受人之託，忠人之事」；所謂「義」，也包括「仁之所至，義所當然」；先不管「忠」的對象是官還是民，「義」的方向是圈內還是局外。
可以想見，在正常情況下，像朱仝這樣有操守的人，是不可能上梁山的。他雖然可以放走江洋大盜晁蓋，義釋手刃二奶的宋公明，但這並不表示認同他們的行為規則。依常理看，也沒有必要讓他背上一條人命，尤其是一條四歲小男孩的人命，再來加入自己的行列。他完全可以潛伏下來，利用鄆城大款的實力，為革命提供經費；或立足本單位，做一名隱蔽戰線上的輕騎兵。總之，沒有必要把他逼成另外一個人，強迫他過另外一種生活。他完全可以在市長家裡做個男傭，過一年兩年，讓市長寫個條子，弄個假釋或保外就醫什麼的。因為人和人是不一樣的，而人之所以為人，也恰好就在於人的那一點點差異性。消除了一切差異，人就成了型號統一的機器；而宋江的目的恰好就是要人成為機器，成為表面上說是「替天行道」，實際上是「替我行道」的機器。
這是一種專制文化在人心中的無意識體現。有了這種文化，人就會心安理得地奴役別人，理直氣壯地扭曲生活。一般來說，這種文化是由專制制度帶來的，因為專制制度不會教人用多元的、寬容的方式思考問題，更不會尊重人的個性和參差多態的生活方式。它擅長的就是用強制的手段讓人做一個不是他自己的人。在這種文化之下，官和民、兵和匪在本質上沒有區別。宋江和皇帝，吳用和蔡京、高俅之輩，李逵和董超、薛霸之流只是一個錢幣的正反兩面，無所謂正義不正義，合法不合法。也就是說，只要在宋江和他的一百單八將的頭腦裡沒有誕生新的制度理念，只要梁山集團，尤其是集團領導人身上，沒有誕生新的人格理想，起義來起義去，不過就是宋江說的「在京師圖個蔭子封妻，光耀祖宗，報答父母劬勞之恩」，那麼，無論有多少座梁山，多少次起義，多少回改朝換代，中國人的命運從本質上不會改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