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海洋開發之始，海洋誰屬的問題便被提了出來。這個問題限制了對於自然資源的使用權。第一本關於海權的作品，在一六○九年被荷蘭人格勞秀斯（Hugo Grotius或Huig de Groot，1583-1645）提了出來。
這位早熟的天才十一歲進入萊登（Leyde）大學，十五歲在奧爾良大學獲得博士學位，他奠定了國際法的基礎。在《海洋自由論》（Mare Liberum ） 一書中，他假設各國都不能聲稱海洋歸屬自身，大海是對所有人開放的航行及貿易地點。
格勞秀斯如此為當時荷蘭海上霸權壟斷的意識形態提供辯白。當時，英國人曾經嘗試透過約翰•雪爾敦（John Selden）的《海洋閉鎖論》（Mare Clausum）一書，強加一個以武力為基礎的概念，也就是將海洋保留給最強勢的國家。
不過好幾個急於建構殖民帝國的國家之利益，終究戰勝了這個封閉海洋的體制。路易十四在 一六八一年簽訂的皇家命令，表明了這個自由及海上行動的大原則，並將此原則應用在漁業上：「讓我們宣布，我們允許所有臣民進行自由及共同捕魚，不管是在海上，或在沙岸上。」
直到今日，自由的原則在公海上仍然佔優勢，包括航海、捕魚、科學研究、飛越、架設海底電纜及管線，甚至是建蓋人工島。
這項原則讓歐洲可以進行全球性的征服。不過它也同時決定了海洋資源的命運，只要海洋資源既是有限又是可自由取用的話，它就會遭遇或多或少長期的摧毀。
至少這是美國生態學家蓋瑞特•哈定（Garrett Hardin）的理論，一九六八年他在《科學》期刊發表一篇著名文章，標題為「公共財產的悲劇」，他在文章中提出上述理論。
他認為個人利益與公共財產之間存在著無法避免的衝突，勢必導致海洋資源的毀滅。事實上，個人的理性會促使他盡可能開發公共資源，而讓社群負擔整治的成本與維修。所有資源的使用者都這麼做，終究導致資源毀滅。
哈定舉了一個畜牧者村莊為例，每個畜牧者都可讓其牲畜到一個不屬於任何人的草地吃草。由於草地可自由使用，而且不受限制，每個畜牧者從他的牲口中獲取收益，因此每一名畜牧者的利益便是盡可能經常將牲口趕到草原吃草，而且愈久愈好。
無可避免的，草原會變成一片爛泥，或是一塊大草墊。開發漁業資源便是如此，每一位與他人競爭的漁夫總是盡可能捕抓最多數的魚，否則便會被別人抓走。競爭開始於殖民戰爭，就像發生在鯡魚或鱈魚身上的情形，最後則是導致資源整體惡化，甚至是毀滅。
公共財產的悲劇描繪了個體舉止，身為理性的個體，我們關心的首先是個人得失。這也是一項關於社會的理論，它顯示漁場的控制也應該制服個人動力，不管是透過強迫，或是自願同意。
為了避免資源受到摧毀，公共資源應該私有化， 或是整治工作應該由國家負責，抑或由其他具有懲處力量的權力機關負責。當世界變得有限、船隊增加而資源開始耗竭時，各國不得不重新檢討海洋法的基礎。
事實上，格勞秀斯的自由海洋概念隱含一項威脅。為了阻止公共財產悲劇的發生，我們必須將海洋空間及其內容物佔為己有，不過同時也須改變漁民舉止。
一九八○年代，過漁問題改變了規模，開始成為全球性問題。地球環境保護從此被視為首要之務，人們開始承認， 有時必須未雨綢繆，而不必一定要等到科學家有時間提供深入的專家鑑定。
便是為了回應這一類狀況，所以眾多國際協定制定並致力於預防原則。這使得人們在充滿不確定的背景下，可以預見嚴重及無可挽回的可能損失之風險，即使這項風險未經證實。
這項預防原則在討論漁業永續發展時被提出，一九九二年在里約的會議中被批准，一九九五年當聯合國糧農組織在研擬負責任漁業行為準則時，又被再度提出。
聯合國糧農組織的行為準則以多種語言編輯，界定了漁民行為的國際性原則及規範，在尊重生態系統與生物多樣性的條件下，確保負責任的漁撈行為，實際保證海洋資源的保存、管理與發展。它的目的其實是要給予漁場一份倫理守則。
不過大原則並不夠，將資源佔為己有的問題必須找到解決方法。這是個燙手山芋，因為將海岸地帶佔為己有這件事長久以來令人覬覦，不管是做為探勘、開發或是自然資源保育之用。
軍事力量被視為是國家主權的定義標準，它決定了三海浬（五點六公里）地帶，所根據的原則是usque ad arma ruant，也就是根據當時海岸大砲的射程。不過從這一步到全盤混亂，又是另一回事。在地理輪廓線方面，我們都知道審慎是必要的。即使大砲的射程愈來愈遠，問題仍然很棘手。
軍事科技、遠洋漁業、採礦以及石油鑽探的進步，還有不斷增加的環境風險，使得各國要求海上領土的情況愈來愈多， 經常是彼此競爭的情況，航海及捕魚權的單方限制也同樣增加。衝突惡化使得國際社會調整海洋自由的教義，來尋求共同體制，以解決國家間的緊張關係。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人們已經願意分享海洋。這個主題在有關海洋法的大型國際會議中被探討。先前我們看到第一位提出這項想法的人是杜魯門總統。一九五八年的日內瓦會議界定了領海的概念，也就是一個海岸國家主權延伸的沿海地帶。
它的最大寬度為十二海浬，可以讓國內漁場在沿海地帶作業。專屬經濟區的概念在聯合國海洋法公約中找到它的法律基礎，也就是一九八二年十二月十日在蒙特哥灣（Montego Bay）所簽訂的公約。
第五十七條款提到專屬經濟區不超過基線兩百海浬之外，領海寬度便是自此基線算起。按照此種劃分方式，當我們將法國所有的海外領土考量進去時，其專屬經濟區的面積僅次於美國，超過一千一百萬平方公里。
事實上，基於地緣戰略的問題，海洋並不總是可以根據這個規則被分享。舉例來說，在地中海很少有國家建立專屬經濟區，因為如果每個國家都設立的話，那麼地中海的任何一處都會在某個國家的管轄範圍內。
不過某些國家仍是設立了一些區域，在其中他們可以行使與專屬經濟區相關的部分權利（例如捕魚權），或是承諾（尤其是環境保護）。法國便是如此，它在二○○四年設立一個生態保護區。不過在眾多地中海地區，不管哪一支漁船隊都可以在十二海浬之外捕魚。
我們原本當然會相信這樣的資源分享可以解決許多問題。隨著專屬經濟區的設立，以及資源的佔用，各國對於他們的海洋資源必須完全負起管理及保存的責任。
紐芬蘭鱈魚管理的歷史顯示，將沿海地區佔為己有的作法雖然解決某些與採礦或航行相關的問題，資源遭到過度開採的現象卻沒有被遏止，如同我們在第一章所看到的。負責任漁業行為準則與專屬經濟區都未能讓鱈魚逃過一劫。@(待續)
摘編自 《沒有魚的海洋：揭發超級掠食者的大屠殺真相》 山岳出版社 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