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是區域經濟發展的動力，這引起了企業領導者、政治領袖及學術界的興趣，也讓他們誤入歧途。他們看著加州矽谷及波士頓附近一二八公路園區等高科技地區，得出了大學推動當地經濟發展的結論。
於是，一種理論於是出現：大學研究、商業創新、地區擁有不斷擴張的新企業，是一條連貫的路線。
認為大學對經濟發展的貢獻就是如此，其實是一種偏頗又呆板的想法。很清楚地，矽谷和一二八公路園區並不是美國唯一有一流大學進行重要商業應用研究的地方。
真正的關鍵在於大學所在地區必須能夠吸收、利用大學所創造的科學、創新及技術。因此，大學是地區經濟發展的必要條件，但單單只有大學還是不夠的。
麥可‧佛加第（Michael Fogarty）及艾密‧辛哈（Amit Sinha），從大學的專利流通發現一個簡單但能讓人有所啟發的模式：智慧財產從舊工業地區（如底特律、克里夫蘭）的大學，大量流入高科技地區（例如大波士頓地區、舊金山灣區及紐約都會區）。
他們發現，雖然許多地區都能產生新知識，但只有少數能真正吸收、應用新知識來轉化成經濟財富。
除了發展創新及轉移商業技術外，大學還在吸引、孕育人才（能夠塑造具創業家精神高科技公司的創意人）方面扮演更大、更重要的角色。創意工作者的人力市場與一般的不同。擁有高度技術的人也會高度流動。
單單薪酬高，不一定能吸引他們，因為他們也希望住在其他聰明人士聚集的地方。大學扮演了磁吸人才的角色，支持古典遞增收益（increasing-returns）的現象。
人才會吸引其他人才，而有許多人才聚集的地方會吸引想接近利用這些人才的公司，就這樣形成了一種自我強化（self-reinforcing）的成長循環。
在創意經濟中，大學有一個經常被忽略的重要角色，就是聚集人才的角色。大學能夠吸引許多卓越的科學家及研究人員，進而吸引有活力的研究生和大學生，研究成果轉變成衍生公司，吸引其他企業到附近設立。
然而，大學只是吸引、留住人才整個體系的一部分。想把人才所需的機會及生活環境準備好就定位，使地方具有長久的吸引力，便要依靠當地的公司和其他機構。如果一個地區缺少機會，或者欠缺生活品質，人才就會離開。
對創意工作者進行的焦點團體座談顯示，這些人才有許多職涯方面的選擇，他們可以決定想要工作、居住的地點。一般而言，他們會希望在不斷進步的環境中工作，時常出入高水準的商店及咖啡廳，喜歡博物館、藝術及戶外活動，送小孩到較好的學校就讀，以及在居住的地方遇見先進實驗室及一流企業裡的人們。
離開大學創業的研究人員，需要快速取得創投資本、頂尖主管及行銷人員。如果他們無法找到這些，就不會固守原地。此外，年輕的研究生知道自己很可能在十年內至少會換三個老闆，因此不會搬到他們認為沒有充足優質企業以提供這些機會的地方。
史丹福大學並沒有把矽谷變成高科技地區，是當地領袖建立了這種創意經濟所需的基礎建設。波士頓及奧斯丁的情形也一樣，這些地區的領袖採取積極行動來建立籌備機構、創投資本、戶外設施及環境品質，這些都是參與創意經濟知識工作者的需求。
值得注意的是，這整個過程不僅必須由當地發起行動來創造，也必須由當地發起行動來維持。隨著時間過去，任何大學或地區都必須重新注入新的人才。居領導地位的大學和知識工作者人力市場之所以領先，就在於其人口構成不斷注入新的活力。
為人才庫注入新活力非常重要，在先進科學、技術領域更是必須如此。因為在這些領域中，熟練的技術（如工程技能）往往很快就會失去競爭力。
想運用這類人才的地區，必須讓本身對其具有吸引力。在工業時代，各地方無不努力設法吸引製造貨品、支付賦稅，以及增加當地對其他行業有所需求的工廠進駐。地方當局會興建基礎建設，甚至提供財稅誘因來吸引廠商。
但迫使大學發展跟當地產業發展更密切的合作關係或擴展科技轉移計畫，對創意經濟的發展實在有限，因為要創造真正有活力的區域經濟，需要的是地方本身要能夠利用創新，還要具有留住、吸引一流人才的吸引力。
以大學為人才磁吸體
大學主要是透過吸引、創造人才及產生創新來推動經濟發展，這種對大學角色的新觀點對公共政策而言，有著重大的啟示。到目前為止，鼓勵大學獲取經濟收益的聯邦、州及地方政策已經組織完成，成為一個「科技推動」（technology push）大試驗。
其邏輯是：只要大學能夠推出更多創新，這些創新就會神奇地轉變為經濟成長。只不過，大學對經濟的影響是以較為隱而不顯的方式產生；不是純粹以創新動力這種角色來產生經濟作用。它們是創意經濟基礎建設的一個重要部分，提供創造、利用人才的機制。
一旦決策者接受這種新觀點，他們就可以開始更新或訂立新的政策，提升大學對美國創意經濟的影響。我們沒有必要阻止大學與產業界合作研究，或者阻止大學將突破性研究成果轉移至民間的私營部門，但我們必須支持大學在廣泛創造人才方面扮演重要的角色。
在國家的層級上，政府必須了解美國必須能吸引全球頂尖人才，並且需要有完全開放的大學研究體系來達成這個目標。
現在可能該是徹底檢討美國專利體系及諸如杜拜法案等聯邦法律的時候了，該法案從大學作為創新推手的定位出發，以保護其智慧財產。決策者必須重新思考大學如何產生經濟發展，將大學定位為吸引人才的磁吸體。
地方決策者必須不再要求大學擴大技術轉移以支持地區經濟，不能再把這樣的責任加諸在大學校長身上。他們必須加快腳步，確保地方提供的基礎建設能夠吸引、留住頂尖人才，並且吸收學術研究的成果。
同時，產業界、學術界及政策的領導人，也必須解決不當的現行法令帶來之後遺症，例如限制公開研究成果，可能會阻礙科學、工程及商用科技的與時俱進。企業有理由限制它們所資助的研究成果公開發表，以確保競爭者無法取得。
但隨著這類行為一再重演，愈來愈多對經濟可能有助益的科學資訊無緣流通。這是必須解決的棘手問題。
大學本身必須更小心處理這個問題。對大學而言，有一項完全不會牽涉到政府的解決方式，就是率先建立可行的準則。如此一來，各大學就必須重新思考它們對技術轉移的現行政策，尤其是關於智慧財產權的部分。
隨著我們一步步邁向創意經濟，大學扮演經濟原料來源的角色益形吃重。如果一個國家或地區真要認真培養發展創意經濟的能力，要做的就絕不只是提升大學將科技創新商業化的能力，而必須建立一個對人才更具吸引力的基礎建設。
在這一點上，決策者可以從大學方面學到許多觀念：大學長期以來一直在創造一個對創意人與人才有吸引力的環境。
連結問題很重要
由於有為居民節省時間的必要，因此不僅在下曼哈頓內外，在其他各地重建或改善大眾運輸系統都是當前要務。創意的成長會出現在都市次中心及區域延伸的角落。
並不是每個人都會住在辦公室附近、在家工作或藉由電信會議開會。我的焦點團體座談和訪談結果顯示，創意階級人士非常重視交通問題，而且不僅將它視為點到點（在一星期七天、一天二十四小時的基礎上）的過程，也將它視為省時的過程。
跨節點的交通會發展，原因是在一個充滿動態的創意經濟裡，人與公司的協力合作方式不斷在改變。交通系統應該包括地鐵、鐵路及水路運輸。快速的運輸系統（以及有座位、不必親手操作的運輸系統，通勤時能工作或休息）當然是最為理想。
在最近幾年中，下曼哈頓的金融區擴展至河對岸的澤西市及鄰近地區，高盛（Goldman Sachs）及其他公司在這些地方建造了最先進的設施。從九一一事件後開始，其他的公司也開始跟進。
這些趨勢提供了機會，將被忽略、交通不便或條件不佳的地區跟下曼哈頓樞紐與大紐約經濟（這裡我想到的是紐華克、澤西市、荷布肯、布魯克林等等）連結起來。三個州的合作，對下曼哈頓的重建而言很重要。
這項行動會需要新的區域合作型態，包括揚棄利用財稅誘因來搶奪公司進駐，創造相互合作的經濟發展策略與行動，支持大型基礎建設和相關投資來共享區域共同利益。
新的匯合點？
下曼哈頓位居整個區域的中心點，這讓人好奇它未來在商業上可能的角色。它可能會成為一個「指定聚會地點」，來自網絡各節點的人必要時都會在此聚集或定期進行特定的面對面業務交涉嗎？這樣的機能需要何種設施？什麼樣的規畫方式可以提供支持？再重申一次，下曼哈頓的發展重點是作為創意發電機和創意樞紐的角色。@(待續)
摘編自 《創意新貴II：經濟成長的三Ｔ模式 》 寶鼎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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