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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8月21日訊】對國家至上批判最尖銳、最深刻的是馬克思、恩格斯。
馬克思認爲，政治國家“是作爲普遍理性、作爲彼岸之物而建立起來的。”“政治制度到現在爲止一直是宗教領域，是人民生活的宗教，是同人民生活現實性的人間存在相對立的人民生活的普遍性的上天。”也就是說，社會和國家彼此分離。這種分離“必然表現爲政治市民即公民，脫離市民社會，脫離自己固有的、真正的、經驗的現實性。因爲作爲國家的理想主義者，公民完全是另外一種存在物，他不同於他的現實性，而且是同它對立的。”既然政治國家是使人異化的根本原因，那麽很明顯，“歷史任務就是要使政治國家返回實在世界。”1875年3月，恩格斯在給奧·倍倍爾的信中，尖銳指出：“自由國家就是可以自由對待本國公民的國家，即具有專制政府的國家。應當抛棄一切關於國家的廢話。”在《反杜林論》一書中，恩格斯幾乎是重復了這一結論。“使國家變成‘自由的’，這絕不是已經擺脫了狹隘的臣民見識的工人的目的。”他認爲，“自由就在於把國家由一個高鋸於社會之上的機關變成完全服從這個社會的機關。而且就在今天，各種國家形式比較自由和比較不自由，也取決於這些國家形式把‘國家的自由’限制到什麽程度。”到了晚年，恩格斯仍然堅持不懈地爲清楚人們對國家的迷信而努力。在《法蘭西內戰》單行本導言中，恩格斯以憂鬱的筆調這樣寫道：“在德國，對國家的迷信，已經從哲學方面轉到資產階級甚至很多工人的一般意識中去了。按照哲學家的學說，國家是‘觀念的實現’，或是譯成了哲學語言的塵世的上帝王國，也就是永恒的真理和正義所藉以實現或應當藉以實現的場所。由此就産生了對國家以及一切有關國家的事物的崇拜。由於人們從小就習慣於認爲：全社會的公共事業和公共利益只能用舊方法來處理和保護，即通過國家及其收入較多的官吏來處理和保護。這種崇拜就容易生根。人們認爲，如果他們不再迷信世襲君主制，那就已經是非常大膽地向前邁進了一步。”針對這些錯誤觀念，恩格斯指出：“實際上，國家無非是一個階級壓迫另一個階級的工具，這一點即使在民主共和制下也絲毫不比在君主制下差。”
需要說明的是：馬克思、恩格斯所說的“國家”，不僅就馬恩以前的國家而言，更是就一般意義上的國家而言；也就是說，是就人類歷史全過程中的所有的國家而言。馬克思說過：“所有各種形式的國家都是社會身上的贅瘤。”恩格斯同樣認爲：“國家至多不過是無產階級在爭取階級統治的鬥爭勝利以後所繼承下來的一個禍害。”
正是以上述認識爲思想基礎，馬克思對巴黎公社的偉大實踐作了熱情洋溢的評價。他這樣寫道：
公社“是帝國本身的真正對立物，也就是國家政權、集中化行政權力的對立物；第二帝國不過是這種權利的最完備的表現形式。”“這次革命不是一次反對哪一種國家形式——正統的、立憲的、共和的或帝制的國家政權形式的革命。它是反對國家本身，這個社會的超自然的怪胎的革命。”
“公社——這是社會把國家權力重新收回，他們組成自己的力量去代替壓迫他們的有組織的力量；這是人民群衆獲得社會解放的政治形式。”
誰都清楚，馬恩是主張國家消亡的。但是馬恩爲什麽要國家“送進古物陳列室，與紡車和青銅斧陳列在一起”？人們並不是很清楚，並沒有認識到：在馬恩看來，國家與社會對立，國家與人性對立。所以，只有國家消亡了，人的異化才能根本克服，“自由生産者的聯合體”才能實現。而這一點，恰恰是馬恩國家學說的精髓之一。
當然，馬克思主義畢竟不是無政府主義，馬克思、恩格斯是立足于現實的，他們並不因爲自己對國家的道義上的譴責而要求立即廢除國家；恰恰相反，馬恩認爲：國家只能自行消亡；在一定歷史時期內，國家的存在的合理的；因爲社會産生著它所不可缺少的某些共同職能，只要實際勞動的居民要爲自己的必要勞動花費很多飛機，以致沒有多餘的時間來從事社會的公共事務，國家就依然是組織社會生産和社會生活的不可缺少的工具。所以，無產階級革命不能以廢除國家這種政治組織開始，無產階級應當首先掌握國家政權，在階級鬥爭異常激烈的情況下尤應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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