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伊万，你何時能覺醒？

──“紅八月”三十五周年之即看電影《陽光》

戈戎

更新 2001-08-17 7:52 PM 人氣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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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五年前，發生在中國大陸的“紅色恐怖”染紅了血腥的八月，是為“紅八月”。今天，要把什么是“文革”、“紅衛兵”、“紅八月”等概念向十几歲，甚至二十几歲的人講清楚已不那么容易。就連當初不少親身經歷了血洗的過來人，也正發揮著良知的健忘功能而鴕鳥樣地“向前看”了。

光陰荏苒，幌如隔世。而電影《陽光》卻使這一模糊令人痛苦地清晰了起來。

電影《陽光》(Sunshine) 講的是一個猶太人家庭三代人近百年的歷史。電影始初，我只當作一般的娛樂無所用心。可當電影結束時，由于過份的專注，我在不知不覺中體驗了心靈的震撼。在此，我鄭重地建議所有還記得或已淡忘了中國文化大革命的人，在“紅八月”三十五周年之即去看看這部電影。如果沒時間花上三小時，那么就請看本文。

電影說的是上世紀末生活在匈牙利的一個猶太人家庭。男主人為在中央法院占一席之地而把自己的猶太姓氏 Sonnenscheins (意“陽光”) 改為 Sors。但這并沒能改變他的猶太身份。這個家庭的第二代人，Adams 是個出色的擊劍運動員，并在一九三六年的柏林奧林匹克運動會上為匈牙利爭得金牌。為取得這一殊榮，他甚至放棄了猶太教。但他仍不可幸免地在二戰中被納粹于集中營里活活打死。他的儿子，這個家庭的第三代人 Ivan (伊万)，親眼看見自己的父親被折磨致死，心靈受到巨大創傷。二戰結束后，他在共產主義者的叔公的誘惑下加入了共產党的秘密警察，以這种方式開始了他的复仇。他在上司兼朋友 Knorr (克若爾) 的直接教誨下參与了對共產主義的敵人的迫害。但克若爾由于是個理想主義者而使上級感到威脅。秘密警察的頭子，一個將軍，親自找伊万談話，告訴他克若爾是反馬克思主義的猶太复國主義的間諜，并命令他負責整肅克若爾。伊万雖極度痛苦和震惊，但出于對共產主義的虔誠，他用克若爾教給他的方式殘酷整肅了克若爾。斯大林死了，一切顛倒了過來。那個將軍被逮捕，克若爾成了英雄，但他由于受了重刑已經死于內出血。然而，雖然英雄与罪人互換了位置，但共產專制絲毫未變，只不過是一個幫派代替了另一個幫派而做著相同的事情。在血的教訓面前，伊万終于覺醒。在克若爾的墓前，伊万分開眾人，走到克若爾的靈柩前，講了這樣一段悼詞：

“克若爾，作為謀殺你的人之一，我來到這里向你告別。帶著你所訓導的對敵斗爭的堅定与無情，我成了對你的首席審訊員。我們曾堅信我們會給世界帶來美好，但事實證明我們把世界弄得更糟。作為罪惡的匈牙利強權國家机器的仆人，我們自己也變成了罪人。統治者們欺騙人民說，我們在為你們作好事。人民欺騙統治者們說，我們相信你們。在此，我不僅向你告別，同時也向我自己告別。我曾經眼看著我的父親被打死而無所作為，今天，我又眼看著你被他們打死，又一次無所作為。在你的墓前我立下這樣的誓言：我一定要盡全力以我的力量懲罰那些把理想化為罪惡的人。戰爭結束后，我曾在父親的桌子上看見一句鑲進鏡框的警言：‘我們害怕看清世界，更害怕看清自己。’我當時對此不能理解，可現在，我完全懂得了，因為這正是發生在我們周圍的一切。永別了！克若爾，我的朋友。”

伊万告別了克若爾，隨即辭去了秘密警察職務，并于一九五六年直接參与領導了匈牙利的反共產專制的“反革命暴亂”。為此，他被判刑五年。在電影的結尾，伊万重新把祖父更改了的姓氏改了回來。他充滿信心地走在陽光之下。話外音中的他告訴觀眾，在他講述這個故事的時候，整個共產主義體系在歐洲已土崩瓦解。

在此，我想問讀者，同時問我自己兩個問題，一：為什么歐洲的共產主義體系能在九十年代初一夜間土崩瓦解，而引發這一巨變的中國八九民主運動至今在中國仍被斥之為“暴亂”？二：為什么伊万在經歷了一次黑白顛倒的從“清洗”到“平反”之后能立即覺醒，而中國在經歷了比之瘋狂百倍的文化大革命后，至今仍一再重复著昨天的悲劇？

原因無疑是复雜的。但我看起碼有這樣兩個顯而易見的原因。其一，中國對文化大革命的宏觀反思，從來不敢触及共產制度本身。其二，中國對文化大革命的微觀反思，從來不愿触及每一個人的責任。

請看中國從上到下的一种最典型的皆大歡喜的“反思”。再荒謬的瘋狂，再殘忍的殺戮，都可以用抓出個替罪羊來解釋，來釋放積怨。也就是說，一切罪惡，既不是制度上的弊病，也沒有執行者的責任，一切統統由几個“坏人”負責。對劉少奇的清洗不荒謬嗎？一個堂堂國家主席，一夜間突然連人身安全也沒了保證。党中央向全國人民庄重宣布，經查實，劉少奇是個十惡不赦的“叛徒、工賊、內奸”。十年之后，劉少奇平反，重新被美譽為“人民的好主席”。不是“證据确鑿”嗎？如此彌天大謊，揪出個“林彪四人幫”，全國人民居然就糊里糊涂地被“撥亂反正”了。

而伊万在他短短的几百字的悼詞中，既抨擊了共產專制，又嚴厲地鞭笞了自己。這樣，他就既指出了這种荒謬的上層根源，又鏟除了使這种荒謬得以生存的下層土壤。他無畏地看清了世界，又勇敢地看清了自己。當今的中國，有多少人敢于、愿意這樣作？讓我們退一步講。如果我們缺乏勇气，或缺乏以上所說的宏觀反思的環境，我們能否從自我作起，對個人作一微觀反思，想一想我們個人應對文化革命的發生負什么責任？

我的母親在文革中死于紅衛兵的虐待。因為我那時還是個孩子，這么多年來我始終把母親的死歸咎于文化革命這一民族悲劇的一部份。而內在的不言而喻的邏輯是，對這一民族悲劇負整體責任的“林彪四人幫”，也必然對母親的死負責任。但林彪一夥已碎尸万段，因此關于“由誰負責”的問題早該了結，或成為徹頭徹尾的無頭案。是伊万的悼詞使我第一次思考這一痛苦的問題：我，盡管仍是一個孩子，究竟應對母親的死負什么責任？回想起來，我當時被“狗崽子”的帽子嚇破了膽。我雖然不可能直接參与紅衛兵的惡行，但卻從心里認為他們的行動是革命的行動。如果有所過份，那不過是群眾運動中的缺點。當時的我承受了一种痛苦的阿Q式的心理折磨，──“他們去革命了，沒有來叫我”。這其實是一种對暴行的默認，以至我一有机會就想用紅衛兵式的革命來證實自我的价值与存在。正因如此，我在母親最需要我的時候義無反顧地离開她，狂熱地投入上山下鄉的洪流。作為一個孩子，我當然不可能扭轉乾坤。但是，如果每一個經歷過文化大革命的人，每一個打過老師的人，斗過長輩的人，罵過同學同事或痛罵自己的人，在武斗中英勇奮戰的人，反戈一擊出賣朋友的人，揮動小紅書高呼口號熱淚盈眶的人，對暴行無動于衷袖手旁觀的人，都能對“我”這一個人在文化革命中的愚昧与荒唐有所反思，那么，至少中國在這之后的一波又一波的文化革命的變奏曲不會來得如此易如反掌。

“六四”与法輪功，是中共目前的兩大死結。中共一再聲稱“永不翻案”恰恰說明其很難不翻案。但是，中國人民是否僅僅需要的是“翻案”？如果有朝一日，中共用再抓几只替罪羊的方法為其翻案，其結果与克若爾的翻案，劉少奇的翻案，及無數個右派們的翻案有何不同？看清世界，也看清自己。對我們這一民族悲劇負有重責的，一是共產專制，二是參与的每一個人。

讓我們再回到電影《陽光》。除了以上反思，我認為電影中起碼還有兩點值得探討。斯大林死于一九五三年，也就是說，伊万從辭去秘密警察職位到五六年匈牙利“暴亂”還居然太平了三年。這不能不說是匈牙利共產党的嚴重疏忽。如果在中國，相信這种事絕無可能。就憑伊万在克若爾墓前大放厥詞，而且居然敢辭職，就足以把他往死里整。如是，之后一九五六年的上竄下跳也就見不到他了。第二，根据伊万在五六年匈牙利“暴亂”中的表現，應屬于中國“四五”事件中那個“留小平頭”的人的等級。判五年實在太輕。正因如此，伊万出獄后才這樣趾高气揚，還敢換姓名。由此可見，東歐共產党雖然与中國共產党同生一根，但實在比中國共產党嫩了很多。中國共產党在汲取了東歐共產主義倒台的教訓之后，已變得“青出于藍而胜于藍”。再加上文化革命的土壤在中國仍然肥厚，如不進行全民族的真正的反思，在可以預見的將來，類似文化革命的運動必然還會發生。

三十五年了。中國先是渡過了十年的自毀自殘，然后又經歷了二十五年的集體遺忘。以至血淋淋的昨天對絕大多數年輕人來說已成了天方夜譚。順便問一句：那位于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在天安門城樓上被毛澤東親自改了名字的紅衛兵女士 (听說她在美國)，不知是否也象伊万一樣把名字改了回來。然而，這一代人与那個血腥的年代真的決裂了嗎？“紅色恐怖”的土壤難道真的在中國蕩然無存了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