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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8月17日訊】在80年代,中國追求現代化和參與全球化是統一的,旗幟就是改革開放,政府和知識界的主流有許多共識。整個80年代成為20世紀中國發展最迅速的時期,也是中國國際環境最好的時期。進入90年代,世界格局發生了重大變化,冷戰結束了。中國是不是應當繼續堅持改革和開放的統一性,堅持現代化和全球化的統一性,國內一直有爭論。尤其是近几年在中美之間發生了几次外交和軍事沖突,爭論更加激烈。
從大的方面看,一種思潮認為和平與發展不再是時代的主題,他們對全球形勢的估計回到了列寧或毛澤東的結論,把當今的時代看作是帝國主義時代,也就是戰爭與革命的時代。在這種思潮下,津津樂道于五十年代中國跟著蘇聯與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對抗,或者津津樂道于划分三個世界,主張中國充當第三世界的領袖,聯合窮國弱國反帝反霸。在這種基本估計下,還派生出各種政治軍事經濟文化的方略。政治上主張結成新的反美統一戰線,經濟上主張一切立足于打仗,優先發展軍備,主張抵制WTO,拒絕與國際市場接軌。在思想文化上,把一百多年來中國人對現代化的追求看成上了西方的當,中了帝國主義的圈套。在跨進21世紀的時候,中國怎樣看待全球化,的確成了一個大問題。
我的看法是,當今時代的主題仍然是和平與發展。中國應當堅持現代化與全球化的統一。
在全球化進程中,各個民族國家都有自己獨立的利益。國家之間的利益沖突和磨擦,不光發生在中國和美國之間。就是形成政治伙伴關系的西方國家之間,也常有利益沖突。中國人當然要維護自己的民族利益。但真正對民族的長遠利益負責,首先要正確判斷形勢。中國和美國,既有互相沖突的一面,也有互相需要的一面。美國和中國隔著太平洋,就是在中國被列強瓜分的時代,也不曾對中國有領土要求。所以我不贊成把中美沖突的一面絕對化,讓中國脫離和平發展的軌道。如果盲目地進入戰爭動員狀態,十几億中國人民就要為此付出巨大的代價。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中國几度進入備戰狀態,經濟建設的布局也著眼于備戰,勒緊腰帶省下的寶貴資金扔進山洞里,損失很大,導致人民生活水平長期不能提高,甚至連溫飽也沒有解決。等到中國意識到和平發展是時代的主題,原來和中國在同一層次上的一些亞洲國家和地區人民的生活水平,已經高出中國大陸一大塊。現在如果因為一兩次突發事件,就放棄和平發展,擴軍備戰,可能將使中國人民再一次與繁榮富裕失之交臂。
中國同美國的矛盾,除了國家之間的利益沖突,還有價值觀和政治體制的差異。中國現行的政治體制,脫胎于蘇聯模式。八十年代曾經提出政治體制改革,至今進展不大。是繼續中國的政治改革,還是以中國現行制度為准繩,批評別國的制度?我想,中國還是應當更新自己制度,讓中國人民以更加自由和尊嚴的形象面對世界,以代表人類文明和進步的價值觀自立于世界。有的學者主張,世界上一切同美國稱霸世界的相抗衡的力量都是進步力量。其實,同國際上一些聲名狼籍的極權統治者聯手,對中國的國際形象和實際利益,都沒有什么好處。
90年代,中國加快了權力資本化的趨勢。吏治腐敗、司法腐敗日甚一日,兩極分化加劇,工人農民利益嚴重受損,社會沖突此起彼伏。有人把中國的貧富分化歸咎于國際資本造成的,認為這是盲目崇拜市場經濟的結果,以此作為他們批判全球化倫理支撐點。他們對資本重炮猛轟,為過去斯大林毛澤東式的社會主義召魂。熱鬧一時的清唱劇《格瓦拉》就是這種思潮的一個代表。其實,權力資本化的直接原因,是政治改革和經濟改革不同步造成的。中國的改革開放,是自上而下展開的,改革的設計者,選擇了盡量照顧官僚階層既得利益的路徑。經濟上轉為市場取向,政治上堅持權力壟斷,不許體制外形成制約力量,不放開公共輿論監督。這種選擇的直接后果就是權力集團占有轉型過程中的利益和機會,通過權錢交易,達到權力致富,有權先富。現在官員階層從整體上已經先富起來。在這種環境中產生的老板階層,看到通過與官場聯手獲得壟斷利益比參與自由市場競爭發財更快,所以大多更熱衷于官商勾結。中國的工人農民利益受損,與其說是市場機制造成的,不如說是權力壟斷造成的。西方國家,工人可以組織工會,與資方討價還價。在中國,官辦的工會只是黨委的助手,在維護工人利益方面作用有限。老板們可以成立企業家聯誼會,而工人農民卻不能成立獨立的工會農會,這種現象在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也是沒有的。一些利益受損的工人、農民,求告無門,于是懷念毛澤東時代,懷念文革時還有過沖擊官僚的機會。這只能說明只有及時啟動政治改革才能緩解社會緊張,維護社會穩定,而不應當導出拒絕國際資本,否定市場經濟的結論。
市場經濟和民主政治都不是十全十美的。它們只是人類文明發展到目前為止的最不壞的制度。上個世紀,中國人已經體驗過斯大林式的社會主義的政治極權加經濟短缺之苦,所以很自然地向往這種較好的制度。
當代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并非盡如人意。環境、人口、金融安全、貧富差距、宗教、民族沖突,都有需要進一步解決的問題。中國應當作為一種建設性的力量,積極參與國際事務,推動全球的秩序更加合理。以當今國際政治經濟秩序有這樣那樣的問題為由,拒絕進入國際社會,是極不明智的。最后,我想引一段國內學者喻希來的觀點結束發言:
二十一世紀的中國要有新的理想、新的風貌。首先,要認真塑造自己的大國形象,中國應當是一個既充滿理想主義又踏踏實實地建設世界新秩序的負責任的大國,而不是一個“不”先生或專門在安理會投棄權票的角色,更不要成為令世人猜不透的隱藏在竹幕背后和神秘大國。中國應當積極開展與西方國家和世界其他國家的人權對話,努力在多元一體的全球價值觀方面達成基本共識。中國應當積極推動全球經濟技朮一體化,爭取早日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切實保障能夠以大進大出的發展方式加快經濟現代化與人口城市化。中國應當積極推動便于政治一體化,參與國際立法與執法。中國應當在聯合國組織中發揮建設性的作用,力爭使其成為未來世界聯盟的雛形。中國應當成為世紀主流文明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并努力為之做出較大的貢獻,同時要警惕來自各方面的讓中國邊緣化、孤立化的圖謀。
──原載《議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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