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披露的統計資料表明，中國大陸每年每１０万人的自殺率為３０‧３，而女性的自殺率則高于男性４０％，也就是說，每１００個男性自殺的同時，就有約１３９個女性自殺。据世界銀行和世界衛生組織的聯合調查表明，盡管中國女性人口只占世界女性總人口的２１％，但中國女性每年自殺的人口總數卻占世界女性自殺總人口的５６‧６％，而且研究資料表明，中國女性自殺率比世界女性平均自殺率高出將近五倍。尤其是，世界上几乎所有國家的男性自殺率都高于女性，只有中國的女性自殺率高于男性。
如何解釋這一惊人的事實，已成為世界自殺研究領域的“哥德巴赫猜想”。目前學術界流行的解釋有兩個。一是中國農村女性的自殺工具十分簡便、易行，如農藥，因為研究表明許多中國農村婦女的自殺手段就是喝農藥；二是中國的心理咨詢服務和精神治療手段极其落后，在中國的神經病醫院中，男性病床与女性病床的比例是６比４，許多女性的心理危机難以及時消解于萌芽狀態。
為了探究這一世紀性的自殺難題，筆者利用２０００年暑期，實地考察了流行于中國大陸的電話咨詢節目——“婦女熱線”。這一頗負盛名的“婦女熱線”地處北京，擁有１０５個義務工作咨詢員，由美國福特基金會贊助。自１９９２年開設以來，已成為全國性的電話節目，每天長達１４小時，屬于中國大陸無償服務熱線開通時間最長的一個。無數女性利用這一電話咨詢節目所表達的真情實話，有助于人們開拓新的視角，認識今日中國女性痛苦、重負、無助的真實原因，并由此深化對中國女性自殺原因的探討?
⊙不倫不類的“婦女解放”
中國婦女今日心理壓力的增加和自殺率的急劇上升，首先与毛澤東時代所推行的“婦女解放”政策有關。表面上，中國共產党的政治文化极力推行“婦女半邊天”的政策，鼓勵女性走出家庭，与男性一比高低，追求獨立、自由，由此促使和要求中國的女人要象一個“男人”，自主意識空前提高。但是，中共通過政治革命和政治強制所推行的婦女解放政策，只是机械地照搬馬克思主義有關男女平等的理想和教條，完全忽略了中國封建文化的現實存在，促使中國的婦女解放運動早產和畸變。其實在骨子里，中國共產党并沒有改變其封建專制的文化本質，而且長期的封建文化傳統存在著超強的滯后效應，因而在現實中并不能改變數千年來中國傳統對女人的歷史定位，男尊女卑、三從四德的戒律仍在毛時代的中國家庭中普遍存在。
這樣，毛澤東時代的中國婦女解放模式就成了一個不倫不類的怪胎。一方面，中國的婦女在社會政治上有机會、并有可能成為“男人”，享受男女之間的相對平等，但回到家庭，傳統的封建文化仍然要求她們成為女人。于是，中國婦女解放的直接后果之一，導致中國婦女處于一种“不男不女”、“半男半女”、“似男似女”的人格和“性”格的分裂狀態。
對此，有位在一家外資企業當副經理的“女強人”致電“婦女熱線”。她的丈夫是一個普通的工人，她每天在外累死累活，但回家仍然要盡心伺候男人，承擔所有的家務，唯恐傷害丈夫的自尊心；而且明明是男人沒出息，她回家后仍然要帶著沉重的負疚心理，好象女強人就是一個罪人一樣。所以，她一針見血地指出：毛澤東所發動的婦女解放運動的客觀后果，是對我們女人的一种更深重的壓迫，因為如果沒有所謂的婦女解放，那么，我們女人在家待著就是天經地義，心安理得，男人應該理所當然地養活我們；而現在我們女人一方面要在外象男人一樣工作，但另一方面回家以后還要象一個女人，這种不男不女的生活真不是人過的。
另外，一位妻子來電，她是一個知識婦女，有職有業，但其先生要求与她离婚，而妻子哀求先生只要不离婚，她愿意為他做牛做馬，而先生的回答是，他不要牛、也不要馬，要的是有情、有味、有色的“女人”，而妻子自知年老“無色又無味”，所以只求一個夫妻名分，從一而終。這就是中國女性人格分裂的表現，一方面，中國女性在社會上追求男女平等，表現出現代女性的獨立，但另方面則在家庭中甘愿容忍丈夫尋花問柳，守著一個名存實亡的婚姻。
而對一些未婚女性而言，其人格分裂的表現是對處女貞操的畸形心理。有一位女性來電，一方面，她對處女貞操十分輕率，在首次交男朋友時，就發生了性關系，似乎很現代；但一旦与另一位男性准備結婚之時，就對未來的丈夫產生沉重的負疚感，出現嚴重的自卑和失落，似乎犯了什么滔天大罪。可以想象，如果身處封建社會，女性就不會如此草率地付出自己的貞操，而如果身處現代的西方世界，也少有女性對自己在結婚前失身于另一個男人如此在乎。關鍵是中國的女性長期浸淫在那不倫不類的中共文化和傳統文化的夾縫之中，其心理和生理的重負遠遠高于一般國家的女性。這樣，其自殺的可能性也就自然增加。
有一位來電者也悲憤地泣訴道，“我是新中國培養起來的新女性，我有自己的人格和尊嚴，我不能忍受這樣的屈辱。”這些人往往成為离婚的主動提出者，据統計，目前中國大陸的离婚案中，其中７０％的主訴者是女性。但离婚以后，她們的社會地位更低，心理壓力更重，走出了家庭的牢籠，卻又難逃社會的歧視。
⊙市場經濟的“性奴”
進入鄧小平時代，中國的婦女開始承受市場經濟的衝擊，出現人格的三重壓迫，既有封建傳統的桎梏，也有中共文化的遺害，更有市場經濟的煎熬。毛時代的計划經濟作用于家庭生活的一大功能，是將夫妻關系也當成國家計划的組成部分，政府部門直接干預家庭糾紛。當時如果一個男性干部出現不正當的男女關系，就要受到党紀處分，降職降級，直至開除党籍，使出軌男性難有出頭之日。這既有侵犯家庭陰私的一面，但也能有效防止已婚男性的婚外性非為。但在鄧小平的市場經濟時代，夫妻關系似乎也自由化、市場化了。
一位女性在“婦女熱線”憤怒地指出，當她向男方單位揭發丈夫“一妻一妾”的“二奶”現象時，該領導則輕松地認為這是与工作無關的私生活，單位難以插手，甚至鼓勵她向法國總統密特朗的夫人學習，寬容丈夫、理解丈夫，并啟發她，男人有情人是事業成功的象征。這就是目前市場經濟下中國女性的無奈和無助的現實，最后女性只有被逼以死抗爭。
另外，過去的工作是計划分配，男女一起吃大鍋飯，而市場經濟條件下，那些沐浴過毛澤東時代“男女同工同酬”陽光雨露的中國女性，遭到的最大衝擊就是就業的性別歧視。一位小姐向“婦女熱線”傾訴道，一家公司招聘打字員，竟然要求身材苗條、性格溫柔、容貌秀麗、身高１米６５以上，她憤怒地說，打字員与身高、身材、相貌有什么關系？這簡直就是公開招聘“二奶”。盡管西方也存在各种性別和种族的歧視駁筆艿僥承┬躓摺 傻南拗疲駁筆悄殼霸謚泄膊喚鏊廖藜傻?的實施歧視，而且大張旗鼓地公開宣揚，甚至在招聘廣告上直接聲明不要女性，也很少有人加以譴責，逐漸地習慣成自然，鼓勵和慫恿歧視繼續發展。
市場經濟下中國女性的另一獨特現象是“三陪小姐”。有不少三陪小姐利用“婦女熱線”表達了她們的苦惱，有一位說，三陪只是陪喝、陪唱、陪跳，是一個正常的服務性職業，就象教授用腦賺錢、歌唱演員用嘴賺錢一樣，但她們的客人和社會輿論完全把它當作是賣淫，是對我們這一行的最大侮辱。另外一位三陪小姐則說，她必須遠离他鄉來北京作三陪小姐，對家里的親戚朋友只能謊稱在京賓館做服務員，對客人也只能欺名隱姓，每天在謊言中度日，戰戰兢兢，既要防公安“嚴打”，又要防客人強奸，還要防出租司机的搶劫。
這是解放婦女的象征，還是奴役婦女的表現？表面上，几乎沒有任何暴力或強制因素逼使女性干三陪小姐，不是“逼良為娼”，而且促使大批農村女性走向城市、城市女性走出家庭，獲得“就業”，似乎婦女的地位提高了；但另方面恰恰表明，中國女性盡管擺脫了舊日夫權和父權的羈絆，但又成為市場經濟的“性奴”，可謂才出地獄，又入火坑。正如另一位咨詢員所說步袢盞摹靶 恪幣殉閃恕版郊恕?的代名詞，是對年輕女性的集体性侮辱。
⊙過渡期的尷尬
中國大陸的女性不僅經歷著中共文化和傳統文化雜交的雙重痛苦、計划經濟和市場經濟的雙重撕裂，還必須承受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轉型的第三類煎熬。
隨著工業化、城市化的發展，農村人口大量進城，由此對農村女性造成新的心理壓力。首先，那些進城的男性農民，往往將妻小留在農村，逼使農村女性必須承擔主要的家務和農活，人民公社時期的“互幫互助”早已消失，如今只能由一個弱女子承擔一切。有一位京郊的婦女哭訴道，丈夫進城打工，從來不寄錢回家，而是拿錢去嫖妓，而她一人不僅要照顧多病的公公、婆婆，還要承擔農忙期間的所有農活，真是生不如死。
其次，一些年輕農村女性進入城市的工作市場后，心理負擔加重，尤其是那些做保姆的，常常遭到男主人的性騷扰。一位２０歲的農村女孩告訴“婦女熱線”，她是到表哥家照顧兩歲的小孩，由于表嫂是記者，經常不在家，表哥就常常強行摟抱她，并多次要求上床，她是又害怕又苦惱，既希望繼續保留這份工作，又整天生活在惊恐之中。
眾多城市女性的心理重負也驟增，而內心期望值的升高，導致女性的心理承受能力不是增強，而是減弱。一位“婦女熱線”的咨詢員指出，毛澤東時代“婦女解放”政策的一個后果，是婦女性格從柔性走向剛性，但剛性易折，碰到他人的侮辱往往以死表示抗議，而不是忍辱負重。据１９１７年的統計資料顯示，當時北京自殺人口的男女比例是１８比１１‧１，男性的自殺率遠比女性高，顯然在農業社會，女性往往逆來順受，家庭暴力在農業社會里也不可能是突出的社會問題，因為婦女的自尊、獨立意識不強，于是女性的自殺率也不會太高；另一方面，如果進入成熟的現代工業社會，女性的平等意識完全覺醒，抗爭的手段和選擇日益多元和丰富，尋求自殺作為抗爭的女性也會減少，例如在１９８０年的美國華人中，男女自殺的比例是１‧２１比１，男性高于女性。
今日的中國正處于過渡時期，女性對男性的家庭暴力既不能象農業社會那樣習以為常，也不象發達工業社會的女性選擇法律手段保護自己，所以往往選擇自殺。一位婦女就向“婦女熱線”談到，她的一位女朋友被其丈夫毆打而自殺，不僅死者的丈夫百思不得其解，其親戚朋友更是覺得不可思議，當丈夫在痛悼自殺的妻子時，怪的不是自己，而是婦女的解放，因在他眼里，沒有婦女意識的覺醒，他的妻子就不會輕易自殺。這种現象，已被著名的“參照集團理論”（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ＧｒｏｕｐＴｈｅｏｒｙ）所証實，即如果女性沒有机會比較不同集團的生活狀況之前，就缺乏追求更好生活的期望和動力，并因此對現狀感到滿意；相反，一旦女性有机會經歷更好的生活，并有机會和可能爭取更好的地位時，那么即使她們的生活狀況和社會地位已經比過去改善很多，她們仍然會對現狀不滿，并以死來向社會不公進行示威。
總之，筆者以為，世紀之交中國大陸女性自殺率如此之高的重要原因，既是封建傳統文化与中國共產党文化劣性雜交的結果，也是計划經濟和市場經濟交互作用的結果，更是農業社會意識和工業社會現實并存的結果。三种歷史轉型的總和導致中國婦女的人格出現三重分裂，形成家庭主婦和社會主人的雙重負擔，促使今日的中國女性日益邊緣化，并最終導致中國女性的自殺率高居世界首位，并遠遠高于男性的自殺率。
（原載《民主中國》http://www.chinamz.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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