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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7月22日訊】 7月22日台灣自由時報社論:
十四位國策顧問廿日聯名向陳水扁總統提出國是建言，建請陳總統宣示我方願於「中華民國憲法架構下的一個中國」認知基礎上，開啟兩岸接觸對話，就兩岸經濟互惠交流及其他議題進行平等協商。而起草建言書的國策顧問許文彬並不否認此時提出建言與經諮會即將召開的確有密切關係。許文彬坦承，經諮會將討論戒急用忍和大三通議題，而起草建言書的原始構想是思考「如何打破兩岸現有僵局」，凸顯出此一「憲法一中」的建言，意圖影響經諮會的動機，而勢必與戒急用忍鬆綁、開放三通的議題，相互呼應，形成經諮會的三大逆流，為拚經濟的目標蒙上一層陰影。
許文彬 等國策顧問提出「中華民國憲法架構下的一個中國」的主張，無論就事實或法理而言，都不是一種創見。中華民國自民國三十五年制定憲法，並於次年頒佈實施以來，其中雖經多次修憲，增列憲法增修條文，而且目前事實統轄的領土範圍僅及台澎金馬，與憲法制頒時的「固有之疆域」不可同日而語，卻從未更改過國名，因此中華民國簡稱為「中國」並無不可；再者，中華民國憲法也未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存在，故而把中華民國憲法視為「一個中國」的憲法，也沒有錯謬之處。此所以陳水扁會在跨世紀談話中提及「依據中華民國憲法，一個中國原本不是問題」。也就 是說，以中華民國的憲法來看，「一個中國」是不成為問題的，但是，在現實的層面上，卻有另外一個「中國」，亦即「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存在，所以「原本不是問題」的「一個中國」就成了一個嚴重的問題了。
中華民國的憲法是「一個中國」的憲法，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憲法也是「一個中國」的憲法，問題在於此一個中國非彼一個中國，所以現實上有兩個中國，這種「兩國論」的事實，絕對不是空喊文字遊戲式的「一個中國」可以解決的。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中國」是一種排他性的主張，只認定它是中央政府，台灣只是中國的一部分，亦即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中國」，是以消滅中華民國這「一個中國」為目標，故而，許文彬等人所謂「中華民國憲法架構下的一個中國」的主張，既然只是在陳述中華民國存在的事實狀態，又如何能有助於打破兩岸的僵局？
其實，中共的對台政策，儘管會有策略上的改變，諸如由舊三句變為新三句，但內在的精神卻是萬變不離其宗，乃是以消滅台灣為最後的目的。因此，它對台灣未來的政治安排，最高待遇就是「一國兩制」，具體內涵就是最近的錢其琛所提出的「繼續使用台幣、保有軍隊、單獨關稅區、保有政府架構、不拿台灣一分錢、不會調動台灣資產、台灣人民保有原有財產、人事自主」等七項。中華民國在「一國兩制」中，當然是不可能存在的。可悲的是，部分台灣政客往往只見到中國策略靈活的一面，因此經常自作多情，一廂情願提出各類主張，例如新黨的「一國三制」、親民黨的 歐盟模式、國民黨的邦聯制，甚至最近部分產業代表所提出的簽訂五十年和平條約，以及上述的「中華民國憲法架構下的一個中國」等，到頭來卻都遭到中國的奚落與反對。新黨的一國三制即使與一國兩制同出一脈，還是遭中國所婉拒；國民黨的邦聯制固然預設了未來統一，中國外交部發言人章啟月仍正式表達不贊成邦聯制的態度；而親民黨與邦聯制類似的歐盟模式更是不可能為中國所接受；至於民進黨主席謝長廷曾提出「憲法一中論」與「一國兩市」的主張，儘管悖離民進黨黨綱精神，還是無法取悅中國，入境香港的要求竟遭到無理的刁難。因此許文彬等人的主張既與謝 長廷類似，必然也不為中國所喜，恐將淪落到喃喃自語的窘狀。
坦率言之， 中華民國的存在，既是朝野都不敢，也無法否定的事實，則中共的併台野心一日未除，任何承認與維持兩岸現狀的主張必都無法為中國所接受，此時在兩岸關係上多言無益，實在不必分心於此等徒增國內紛擾的事務之上，才不會造成社會資源的內耗。台灣社會的當務之急，就是挽救日益衰退，不斷向下沈淪的經濟，經諮會的召開，正足以反映情勢之危急，有待朝野同心協力，不能再旁生枝節，抵銷全民的努力。然則令人憂心的是，台灣經諮會的籌備過程中已出現一些警訊，諸如有人意圖以政治力干預經濟的運作，再將台灣遭逢的經濟困境，倒果為因的歸咎於兩岸未能 直接三通，以及戒急用忍的堅持，如今更加上有人打著「一個中國」的旗幟，在會議內外造成雜音，恐將扭曲經諮會救台灣經濟的宗旨，而變成一場政治角力與為中國宣傳的大會。
當前台灣的經濟困境，係導因於國際經濟的不景氣，以及產業資金的外移。經諮會的召開固然無力解決國際經濟的不景氣，但至少可以提出改善國內投資環境，讓企業根留台灣的建議方案，因此朝野應該集中心力於國內的相關議題上，相互激盪出智慧的火花，而不是掉入兩岸關係的陷阱，始終無法自拔。「一個中國」是一道無解的歷史問題，而救經濟則是生死存亡的現實問題，如果台灣朝野捨現實不問，而生活在「一個中國」的幻覺之中，把三通與戒急用忍的鬆綁當作仙丹妙藥，這是何等愚蠢的作法與心態！(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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