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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7月9日訊】 群衆運動和党的領導是中共打天下、治天下取得成功的主要法寶。這裏面，確實有不少東西值得琢磨琢磨。
近代化的過程中，離不開群衆（社會基礎力量）和組織者（政黨）。歐美國家的近代化，其群衆聚集於大工業和新興城區，主要成份是工人和市民。政黨是在工人社群和市民有産者各層中産生的，群衆社會先於政黨，由此而建立了代議制結構。
在中國，由於工業化的滯後和城區的缺乏，群衆主要源于農民。而農民的分散和無組織，使得先期出現的政黨必須承擔起發動群衆、組織群衆的任務。孫中山的訓政思想，視政黨爲人民保姆的觀點，都與此有關。而共產黨在群衆的組織和動員上取得了最大的成功。這都是衆所周知的。
動員群衆的基本手段，就是喚醒、調動、啓發和引導因財富分配的不平等和社會身份的差異導致的怨恨性意念，以通過社會鬥爭改變生活現狀爲最低起點，以通過鬥爭消滅人剝削人制度、建立沒有政治差異和經濟差異的理想平等社會爲最高追求。
社會學家舍克（H.Scheck）認爲，在民族國家的形成中，平等感不僅能動員起民族間的怨恨心態，形成民族國家建構時的國族動員，而且能煽動階層間的怨恨（如貧富比較的怨恨）進而動員社會革命，從國家內部整合民族國家。在蘇俄，如胡克所言，列寧所說的無產階級專政，實際是共產黨專無產階級的政；在中國，党的領導（不是工人鬥爭）成爲革命勝利的最根本保證。
仇恨必然訴諸鬥爭，鬥爭需要自己的學說，因此，中共執政後的以階級鬥爭爲綱，以至發展爲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就具有邏輯上的現實性和必然性。而且，鬥爭是令人激奮的，是英雄輩出的時代，是韋伯所說的超凡魅力權威的實現。但是，正如湯因比所言，英雄時代的來臨和隱退的預兆是它的特殊理想的出現和隱沒，而特殊理想的經驗內容與純粹理想的悖論衝突，決定了“英雄的時代本質上是個短暫的局面”（《歷史研究》第106頁）。
另外，正因爲群衆要靠政黨來發動，強迫手段就是必然的，對於“落後”的不覺悟的群衆，只有“灌輸”和強迫才能運動得起來。我們過去總是把強迫命令歸結爲官僚主義，實在是打錯了板子。官僚主義是法定權威過度程式化的産物，超凡魅力權威不會有官僚主義，由此，我們更可以理解毛澤東對官僚主義的深惡痛絕的深層原因。傳統權威下也有強迫，其根源來自于“上智下愚”。傳統權威和超凡魅力權威在強迫群衆上的差別在於，傳統權威靠國家機器以組織的方式強迫，而超凡魅力權威靠個人的影響力以領袖的方式強迫。當超凡魅力權威和傳統權威結合起來後（如皇帝和政府，父親般的領袖和母親般的政黨），強迫就有了異乎尋常的力量。
——轉自《ABC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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