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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7月20日訊】 加入WTO是中國繼70年代末實行對外開放政策以來的第二次對外開放，它將使中國有可能成為世界上最為開放的發展中大國，並越來越融入世界經濟一體化進程，分享世界經濟一體化的機遇。但加入WTO後中國企業，特別是國有企業將面臨十分嚴峻的挑戰。
加入WTO後中國國有企業面臨最大的挑戰是政府將越來越難於用政府的直接手段來支持和保護不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的生存。在經濟全球化的條件下國與國之間的競爭早已被演變成企業之間的直接競爭，政府的作用將被限定在一定的範圍之內，尤其不能替代企業干預市場競爭或起到某種替代作用。中國國有企業很大的問題就是在計劃經濟時代養成的管理低效、經營粗放以及體制痼疾，現在正需要外來的力量使這些問題得到徹底根治。加入WTO以後，實際上為中國政府提供了一個機會，使得政府可以重新調整和定位與企業的關係，特別是與國有企業的關係，這些都有利於中國市場經濟的建設。
首先，那些在計劃經濟時代形成的與市場經濟規則格格不入的政府干預和管理手段都將不得不取消，從而有利於中國政府提高市場經濟條件下的管理水平。第二，在徹底取消計劃經濟形態下的政府關懷後，那些與我國資源稟賦不符的產業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下將不具備自我生存能力，必然會面臨困難，這些也為中國政府提供了有效退出這些領域的機會。因此，加入WTO將有利於中國加速國有企業改革的進程，從而按照市場經濟規律和比較優勢原則來發展國有經濟。可以說，”入關”既是對中國國有企業體制的一個重大衝擊，又為一部分國有企業提供了再生的機遇。它將強制性地推動我國企業進行改革，所以這將是一股對整個中國經濟產生巨大推動作用的力量。所以中國企業和企業家們將會背負更大的壓力來面向世界，來和國際接軌，來淡化中國特色，來強化國際慣例。
對於那些關係到國家經濟命脈的國有控制權還無法退出的國有企業，則要按照比較優勢原則來管理。我們知道，一國的總體技術水平決定於該國的要素稟賦結構的水平，所以要提高總體的技術水平，必須先提高要素稟賦結構的水平。所謂提高要素稟賦結構的水平主要是提高每個勞動力能夠支配的資本的數量。資本來自經濟中剩餘的積累，所以要更快地提高要素稟賦結構，就必須更多地創造剩餘。這就要求在國有企業中要按照市場經濟的法則來處理好所有權與管理權的關係，把國有企業確實轉化成具有現代企業制度的治理結構，只有這樣國有企業才能在正常的市場經濟環境下生存並提高自己的競爭力。同時，為了按照比較優勢來發展經濟，也為了滿足加入WTO的有關要求，我國經濟體制和法律制度需要做出重大調整，實現與國際慣例接軌，為經濟活動提供穩定、透明的法律制度框架和政策環境。這也需要在中國政府與國有企業的關係上重新定位。
改革開放前中國在計劃經濟體制下，無論是中央政府還是地方政府都習慣於運用行政手段管理，對企業和市場的微觀經濟活動干預過多，法律制度不健全，人治大於法制，這種政府管理的慣性將在加入WTO後得到根本性的糾正。因為這種制度環境十分不利於企業對未來形成穩定的預期，不能實現自主經營。政府為了實現自己的經濟發展和宏觀經濟目標，就不能再依靠單純的行政手段和直接控制，而是要在尊重市場機制的基礎上以間接調控為主。
加入WTO之後，政府那些帶有濃厚計劃經濟色彩的調控手段必須徹底放棄，放棄對市場的不適當干預，放棄對一些行業的壟斷。可以說，加入WTO對我國經濟的影響主要並不在於關稅減讓和外國商品進入中國市場，而是對我國經濟體制和法律制度所可能產生的深刻影響，我們需要在這方面做出重大的改革和調整。一方面， 它給我們造成了很大壓力，是個很大的挑戰﹔另一方面，對我們的改革事業也是個巨大的推動力量。把握得好，可以使長期困擾我們的若乾體制改革難點順利克服，特別是在政府與國有企業的關係上，加速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和與之相適應的法律制度環境的建立，改變沿襲已久的計劃經濟思維和不尊重法制的陋習，對中國的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將產生極為深遠的影響。
與全球經濟一體化的規則相一致，入世的規則即是一視同仁。保護政策少了對國有企業並不是一件壞事，但是面對”入世”的衝擊，國有企業的領導人首先要在觀念上進行調整，以適應入世的變化。國有企業的領導人和企業的經營者面對的不再單純是市場問題與技術問題，還將面臨大的經貿環境。言外之意，就是國有企業今後的發展要納入大的市場經濟這個體系而且還要按照這個規則來辦事，除了要建立最起碼的法人制度以外，企業的經營機制、激勵機制、監督機制這三個機制需要更加完備，使企業能夠更加規範化、科學化，這是企業入關後非常突出的一點。再則國有企業入關後面臨產業結構和產品結構調整的問題，這個調整最關鍵的部分是技術創新。
我國國有企業與國外先進的大企業有一定差距。隨著國外大企業到國內投資力度的加大，它們為國有企業在新的起點或者說更高的起點上發展提供了機遇的同時，也提出了嚴峻的考驗，我們存在差距比較大的是我們的技術創新體系還不夠完善，在加入世貿組織後，中國政府要在制度安排上進行重大的調整，這樣才能理順政府與國有企業的那種特殊的關係。
——轉自BBC ，作者為哈爾濱工業大學管理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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