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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7月17日訊】 作爲美國外交政策中的一個重要部分，進駐大批學者專家與卸任官員的智囊機構，臺灣稱之爲智庫 ( think tank) ，雖然在外交政策同心圓的位置，居於外層，比不上美國行政部門、國會的重要，但智庫成員類似「旋轉門」進出政府機關，從而制訂或影響對兩岸政策，已使華府、北京與臺北的三角關係起微妙互動。美國是一個制度化國家，重視專家成爲政府施政的一項特色，在對兩岸政策方面也不例外。究竟智庫如何影響美國政府對台海兩岸的政策？值得深入探討。
曾任美國知名智庫美國企業研究所亞洲研究副主任的臺灣行政院大陸委員會首席副主委林中斌指出，影響美國對兩岸政策的國內族群，包括美國政府、美國國會、美國媒體、跨國企業、學者精英及民間團體等。他認爲，美國各智庫內部都有大量的學者精英，並區分爲藍隊、紅隊，甚至紫隊、泛藍隊及泛紅隊等，可以作爲美國制訂兩岸政策的提供者或影響者。
此外，根據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院長包宗和的研究，智庫影響美國政府對兩岸政策的方式，主要是透過學術交流、座談、研討會等方式。有些智庫與大學關係密切，與政界關係也不錯，因而提供了政學互動的機會，並藉以將學界建言透過智庫的運作傳遞給政界作參考。
包宗和認爲，智庫影響美國對兩岸政策更積極的作法是，由智庫成員出任政府的中國問題顧問，或直接成爲政府相關成員，以襄贊決策。他強調，智庫成員直接從政，投入政壇，即可藉以發揮對兩岸政策的影響力。
這也就是美國政壇特有的「旋轉門」現象。例如美國企業研究所過去即曾有三十位學者離開智庫而加入雷根政府。更有甚者，克林頓總統曾爲外交關係協會成員，其榮膺元首使該協會成爲貴族智庫。
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所長林正義就指出，智庫成員類似「旋轉門」進出決策部門從事制訂或影響美國對兩岸政策，不乏實例。洛德 (Winston Lord) 在出任駐中共大使、助理國務卿之前，是外交關係協會的總裁；克林頓政府第二任期的亞太事務助理國務卿陸士達 ( Stanley Roth) 在出任之前，即爲美國和平研究所的研究部主任。
至於現在的美國布希新政府，前美國企業研究所 ( AEI) 副理事主席錢尼已當選爲副總統，錢尼夫人仍爲 AEI的資深研究員；此外，AEI資深副院長波頓 (John Bolton) 也已出任布希政府主管軍控、反擴散及裁軍事務的國務次卿等。
智庫「旋轉門」進出間如何影響美中台三角關係的互動？包宗和指出，智庫都有自己的立場與意識型態，當智庫成員搖身一變成政府官員後，這些官員可以私下對總統建言，提出他們長期研究兩岸問題的一貫立場及看法，但在政策執行上，他們仍是必須聽命於總統的指令做事。不過，他認爲，參予決策的人如果比較保守，例如藍隊對臺灣較具善意和對大陸傾向敵意的不同態度，就可能對布希總統産生影響。
值得注意的是，智庫不僅可從事一些較具創造性及長程的規劃，也可接受政府委託計劃，從事一些「第二軌道」外交，這在兩岸關係低迷時提供了雙方可以溝通的另一個管道。換言之，智庫的民間屬性提供了華府、北京與臺北另一個不同於官方「第一軌道」的「第二軌道」，以兩岸與美國學者精英共同會面的方式，就三方政府不便於討論的議題事先加以溝通並凝聚共識。
知名智庫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自一九九七年開始至今已經邀請兩岸三地學者舉行過五次「第二軌道」閉門會議，就「一個中國」、臺灣的國際空間與安全、兩岸的信心建立措施加以討論。重要智庫的高級成員也常常穿梭在兩岸之間，爲北京與臺北作傳遞訊息的工作。會長何立強 (John Holden) 今年六月間再度往返於紐約、臺北及北京之間，據悉，籌備中的「二軌」會議將於今夏中共北戴河會議期間在紐約舉行。
在美國的諸多智庫中，對兩岸政策方面較具影響力者有卡內基國際和平研究所、布魯金斯研究所、戰略暨國際研究中心、美國企業研究所、傳統基金會、蘭德公司、外交關係協會、經濟政策研究所、美國議會、大西洋理事會、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克萊蒙研究所、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美國和平研究所、卡托研究所、國家政策中心及胡佛研究所等。
其中，戰略暨國際研究中心、美國企業研究所、傳統基金會較爲右傾；卡內基國際和平研究所、布魯金斯研究所、蘭德公司、外交關係協會、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國家政策研究中心較爲左傾。近年來，布魯金斯研究所、蘭德公司有向中間靠的傾向。外交關係協會與臺北的關係也已較過去接近。
這顯示在美國對兩岸政策上，智庫的立場各有不同，而且根據不同的意識型態光譜，有的對臺北極爲友好，有的則親近北京。因此，臺北方面應該思考的是，如何強化與美國各相關智庫的關係，不論是自由派或保守派、藍隊或紅隊，均須透過各種制度化與非制度化交流方式，將中華民國政府的大陸政策向美智庫成員宣達，並進行說服工作。同時，對美國智庫所推動的「第二軌道」也應適度留意，以免臺灣利益受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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