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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7月10日訊】 現在，大陸有許多仲介公司，使過去的”空手套白狼”的商業行爲正規化，這不能不說是市場經濟的一大功績。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狀元，在雨後春筍般的仲介公司中，居然出了一個”行賄公司”，此公司于1997年成立于福建的一個縣城，名叫”大公家”。據《江南時報》3月12日報道：這是一個專門以行賄來爲雇主尋求”保護傘”的犯罪組織，有挂牌的辦公地點，有總經理，有各部主管，有一般辦事員，分工明確，各司其職，其業務主要是兩部分：一部分是向各制假販假的業主收取活動費，爲其在犯事之時提供保護，也就是打通關節和擺平執法人員；另一部分是專門負責與政府的打假職能部門建立長期的”業務”關係，也就是把功夫做在平時，而不是臨時抱佛腳，通過平時的行賄收買一個關係網。這個組織在二年中已經收買了這個縣的27名高官。
令人歎爲觀止的是，這一專門從事腐敗活動的公司，爲了防止公司內部的腐敗，建立了嚴格的管理制度。組織的內部實行股份制管理，有健全的財務制度和監督機制，比如，每次收取保護費或去行賄，都是一個三人小組，分工合作、互相監督，以防止內部出現私吞錢財的腐敗。正因爲這一行賄組織如此健全，才會不斷發展壯大，有新的股東認購其股份，加盟”大公家”股份有限公司。表面上看，這類組織化行賄的風險，肯定要大於那種一對一的行賄，因爲單個人的行賄很難取證，而組織化的行賄由於參加人員雜多，既容易走漏風聲也容易取證。
但是，這個公司的主要創辦人及其骨幹卻認爲：其一，由於公司化行賄是多人合作的，所以風險也就相對分散，如果一筆賄賂被查處，落實到每個人身上的金額並不大，受處罰的風險自然降低。其二，公司行賄是一種商業化運作，合作者是一個利益共同體，目的還是以最小的成本賺取最大化的利潤，一損俱損，一榮俱榮，參與其中的每個人都會爲保護自己的利益而嚴守秘密；其三，公司具有長遠的投資預期，而不是目光短淺的”臨時抱佛腳”，公司保持著行賄的經常性和廣泛性，通過建立一種長期的關係在權力部門培養代理人，這樣反而不容易被發現，而且發現了也容易擺平。最後，更關鍵在於，這樣的行賄對官員本身既是一種”感情投資”，又是一種”利益要挾”，使官員們能夠真正”辦事”。而一對一的”臨時抱佛腳”的行賄，常常是”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回”，只要受賄者一口咬定沒有收錢，行賄者大都無可奈何。那些制假販假的業主之所以願意出錢給”大公家”，就在於他們防範執法人員進行傷害的能力極弱，而且他們的單獨行賄，往往是成本高而回報少，光收錢而不辦事或嫌錢少而不辦事，已經是管理小商販的執法人員的普遍現象，大蓋帽們僅靠合法權力就可以對小商販們進行敲詐。而”大公家”則能提供物美價廉的真正服務，到時候真能把事擺平，在小商販中有著很好的”商業信譽”。換言之，這幾年吏治的急速腐敗化和野蠻化，爲這類公司的産生提供了最佳的制度土壤。
所以，經過這樣的”收益”和”風險”的計算之後，得出的結論肯定是：正規化、公司化的行賄運作，收益大大高於風險，而最大的”制度化保險”機制，就在於政府官員幾乎沒有不受賄的。一種在兩方面都具有鐵幹主顧的行業，其生意沒有不紅火的道理。在兩年的時間裏，這個”大公家”行賄公司共向有關權力部門的頭頭投資賄款近60萬元，得到的利益回報則在數倍之上，多達幾百萬元。其實，現在中國的律師行業就類似這樣的行賄公司，在被代理人和法院之間，作爲代理人的律師要想生意興隆，就應該而且必須具有能夠協調二者之間的利益平衡的能力。律師一味站在法官方面，會失去被代理人的信任；而一味爲自己的雇主著想，又無法打通法官的關節。律師必須在法官的收賄開價和被代理人的行賄出價之間，達成令雙方都滿意的利益平衡。
這個行賄公司也是協調兩方面的利益平衡：一方面，如果公司不能降低小商販們的行賄成本，在他們之間沒有商業信譽或業務能力，這公司便無法經營下去；另一方面，如果公司的行賄屢被官員們拒絕，即便只有十分之一或更少的官員拒絕，公司也早就破産了。在權錢交易成爲辦事的主要規則的社會中，出現這樣的專門從事行賄業的公司，一點也不奇怪，所謂時勢造英雄是也。這類行業的經營動力自然是賺取更多的鈔票，但是它的真正資本不是金錢資本，而是制度資本，正是這個保護並縱容權錢交易的社會制度，爲它們提供了最初的無形資本和長遠的收益預期；如果沒有這樣一個足以保證行賄的收益遠遠大於其成本的制度，它們即便有了貨幣資本，第一不大會投到行賄的行業中，第二投入了也不會産生足以讓大多數人鋌而走險的巨大效益，即在一個腐敗式交易的綜合成本普遍地遠遠高於正規交易的制度下，很少有人會想到要創辦這樣的專門以行賄爲主要業務的公司。正如一個法治健全和講道德的社會，犯罪和不講道德的風險，顯然要大大高出守法和講道德的風險，而收益又大大少於後者，那麽守法和講道德就會成爲社會行爲規則的常態，而犯罪和不講道德就是變態。但是，在中國的現行制度下，二者的關係恰恰是顛倒的，如果從行賄是犯罪的角度講，現在的中國人很少能夠免除犯有行賄罪的嫌疑。明代的顧炎武在《日知錄》中的感歎，完全適用於今天：”乃以今觀之，則無官不賂遺，無守不盜竊。”
套用制度經濟學，制度乃是一個社會的最大資源，交易成本的高低與制度的好壞成正比，行賄公司的出現也是在現行制度的極限之內，人們希望降低交易成本的必然産物。但是，這種交易成本的降低不是由於正規制度的創新且不斷完善造成的，而是由於正規制度的失效且不斷腐敗造成的–非正規制度蠶食乃至取代正規制度造成的。這個制度在保護了行賄者和受賄者的巨大利益的同時，卻讓整個社會的交易成本畸形上升，更重要的是，行賄所創造的個人效益恰恰是這個社會所付出的巨大的綜合成本。
亞當·斯密曾提出了一個被自由經濟奉爲經典的理論：通過一隻”看不見的手”，理性經濟人的自利激勵在滿足個人的利益最大化的同時，也在爲整個社會提供效益。但是，這樣的雙贏結果，必須在保證競爭的自由公正性的健全制度之下才能獲得，而在不公正制度下的個人利益最大化，導致的只能是零和遊戲–個人通吃而社會一無所獲甚至就是赤字的不斷積累，終有一天因資不抵債而全面破産。
2001年5月23日於北京家中
——《信報》(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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