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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6月6日訊】 作爲居住於中國首都北京的一個普通居民，一個從事文化研究與文化傳播的普通學者，直至1999年4月25日，筆者從來沒有聽說過法輪功的存在。隨著中央電視臺《新聞聯播》以政治恐怖加新聞圍剿的高壓態勢對法輪功採取掃蕩與清算，揭批法輪功的政治躁音，反倒成了筆者日常生活中最爲強暴以至於神聖不可抗拒的精神騷擾，活生生的法輪功學員卻依然沒有見到過。
筆者與法輪功的直接遭遇，是2000年10月1日的事情，地點在天安門廣場。事情的起因是這樣的，妻子年屆八旬的老外婆到岳母家裏養老，在身體略感不適的情況決定提前返回四川老家。途經北京時，老外婆執意要到天安門廣場去親眼觀看一次神聖莊嚴的升旗儀式。爲成全老外婆的心願，筆者全家不得已在國慶節起了個大早。來到廣場，老外婆靠著倚老賣老硬是穿過人山人海沖到了接近旗杆的最前端，全程瞻仰了升旗儀式。
儀式過後，一家老少正在旗杆下拍照留念，身後突然發生騷亂，愛看熱鬧的老外婆再一次沖到前面，筆者也只好手持相機貼身護駕。只見打著小旗、喊著口號、拖著行李包裹的法輪功學員一拔又一拔地從人群中沖出，被訓練有素的便衣人員一輪又一輪地掀翻毒打，然後被扭送到警車上。穿著制服身臨現場的警察與打人的便衣顯然不是一個番號，他們只是站在一邊觀戰，並沒有一個人參與行動，另外還有兩名特殊記者扛著攝像機在全程記錄。看到這一情況，一再假冒記者參與各種採訪活動的筆者，突然有了留下一張照片作歷史資料的衝動，沒想到閃光燈剛閃一下，就有兩個便衣沖過來搶奪相機。筆者受逼不過，只好自己扣開相機讓膠捲報廢，幸虧又有一拔法輪功學員從人群中沖出來，兩個便衣才沒有繼續糾纏。
圍觀的人群一次又一次被驅逐疏散，一次又一次地回潮反彈。當一個便衣伸手推搡老外婆時，已經跌過一跤的老人家忍不住發出質疑：“你們又不是警察，怎麽能夠管我們？”便衣特務自然不予以回答，還是筆者扯開老外婆解釋一句：“撤吧，他們比警察更厲害。國民黨抓共產黨的電影裏，不都是這樣演的嗎？”
眼見毫無反抗意識與反抗迹象的法輪功學員，被便衣特務極其野蠻殘暴地施以毒打，筆者連同身邊的圍觀者也喊出過不許打人的呼聲，甚至一度鼓動人流去衝擊便衣，結果只能是被便衣特務施以更強硬的驅逐。當一個法輪功學員從筆者身邊跳出來散發傳單時，立即被便衣特務逮捕，身邊的一個毫不顯眼的普通婦女則飛快地撿起傳單，連筆者順手抄進口袋裏的一張也沒有放過。筆者此時才明白，便衣特務並不限於剃著寸頭忙著抓人的小夥子，而是大有全民皆兵之勢頭。
一邊是作爲神聖不可侵犯的國家機器與專政工具的打手，一邊是毫無反抗能力和反抗行爲的法輪功學員，筆者再一次遭遇了人治國家的不可抗力。作爲與法輪功學員一樣毫無人權保障可言的個人，筆者只好採取明哲保身的不抵抗態度，在揮舞拳頭的便衣特務的推搡下，隨著人流退出天安門廣場。面對不可抗力的政治恐怖，心猶不甘的筆者，唯一能夠作到的小動作，就是換上新膠捲拍下便衣頭子與“人民警察”站在金水橋上談笑風生的鏡頭。
這種精神信仰，本是法律明文規定的一款最基本的人權和自由權，卻偏偏爲第三代核心的江澤民所不能容忍。究其原因，其實是再簡單不過，大權在握的江澤民一心想學習毛澤東的榜樣，不惜一切代價地強迫民衆承認，只有他才是第三代也就是孫子輩的大救星。一個最明顯的例證是：革命聖歌《紅方紅》在江澤民手下早已有了官方翻版，那就是紅色歌手張也的“我們唱著紅方紅，當家作主站起來，我們唱著春天的故事，改革開放富起來。繼往開來的領路人，領著我們走進新時代……”法輪功學員一門心思地認定無槍無權的李洪志爲大師傅，有意無意、不知不覺中抽了江總書記的大嘴巴，氣急敗壞的江總書記，也就不惜開動戰無不勝的國家機器來專政、來鎮壓了。借用《三國演義》中的大奸相曹操的話說，這叫做“寧可我負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負我！”
──原載《中國之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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