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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6月19日訊】 1989年「6．4」鎮壓之後，軟弱的中國知識份子開始大批退回書齋或 捲入商海。他們這種再也不敢過問民主人權的思想撤退，卻有其自我 標榜的說辭。其中一種頗具代表性的說法，即個人對政治和社會有 「缺席的權利」。
誠然，當專制統治者要求臣民按照他的戰略部署「關心國家大事」 時，知識份子發出要求缺席的聲音，本身就是一種不合作的反叛姿 態。可是，當統治者為了防止「犯上作亂」、而把國家大事視為執政 黨的一家私事、進而嘉獎公民的缺席時，尚未贏得參與權利的人，卻 標榜這種「缺席的權利」，其怯懦和做作可見一斑。
讀茉莉女士的《人權之旅》，給筆者的一個強烈印象是，這位因為介入「6．4」而羈獄的良心犯，在為中國人的基本人權呼籲的抗爭活動 中，她不但沒有缺席，而且盡可能在場。
茉莉從小就因為是「黑五類崽子」而被排斥在中學的大門之外。這個 文革開始時年僅12歲的姑娘，連基本的求學生活也被逼缺席。長年在 農田裡滾爬，使她深入了解到那些並未真正翻身解放的農民的苦難。 她在偷閒時求學，使她有限地接觸到雨果、契珂夫的優秀作品，受到 西方作家同情弱者、反叛強權的人道主義精神感染。
茉莉最初自覺地在場，是在89學運的遊行隊伍中。「6．4」槍聲響起 之後，用茉莉獄中詩的話語來說，在那「夜鶯早已停止了歌唱，驚弓 的黃鸝在枝葉間喘息，麻雀縮回自己的窩裡」的時候，她卻反而冒著 危險「在場」，譴責李鵬政府的血腥屠殺。結果，她一生命運轉折點 的一次重要的「在場」，就是在當地法庭的「被告席」上。因此，讀 者有緣讀到文集開卷的第一篇《在法庭上—一九八九年審判紀實》 這樣催人淚下的文字。
茉莉出獄後，和不少朋友重逢。其中兩個朋友，在89學運中一個在 場，一個缺席。那位在場者見到她時，以略帶責備的口吻說﹕「你怎 麼這樣傻，傻到監獄裡面去了。你看我們，也同樣參加過遊行示威， 可輕輕鬆鬆就過了關，一點都沒事。」而另一位缺席者，在見了獲釋 之後的茉莉時，坦然承認，學運期間他在北京的一所大學即將研究生 畢業，他想改變自己的處境，想分配到一個好單位，由於怕領導分配 時給他「穿小鞋」，他在示威遊行隊伍中很少在場。因此，他承認自 己的自私、怯懦乃至卑鄙。對於這樣懺悔的缺席者，我們已無可指 摘。
茉莉出獄之後，正是國內人們在高壓之下噤若寒蟬之時。她仍然以特 有的隱蔽方式「在場」，紀念那些無辜的死難者。後來茉莉一家流亡 香港，到了遙遠的北歐，我以為在人權活動中，她也許很難「在場」 了。可是，不斷有消息傳來，應當「在場」的地方，她不會「缺 席」。在歐洲各種人權活動中，人們可以見到她的身影，聽到她的聲 音。
以特殊的豐富的個人經歷，茉莉踏上了「人權之旅」。為了為良心犯 的政治權利和死刑犯的生存權利呼籲，她加入了國際特赦。作為國際 特赦的一名普通會員，茉莉在瑞典為這個組織「搖杯子」募捐。
茉莉先後
?訪問過國際特赦倫敦總部；
?參加過國際特赦組織的土耳其「人權之旅」；
?1996年在挪威獨身抗議江澤民的來訪；
?1997年在丹麥支持丹麥關於中國的人權提案，在國會大會議廳回答
丹麥各界提出的關於中國人權狀況的問題；
?在1998年在瑞士首都伯爾尼代為丁子霖領取自由人權獎；
?1999年和波蘭人民一起紀念「6．4」10週年；
?2000年參加聯合國人權會議與中國政府面對面抗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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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此種種，都有充滿正義感的文字記錄。
當茉莉代表丁子霖在伯爾尼領獎時，她發現的一個難以容忍的事實， 就是頒獎機構給伯爾尼大學的中國留學生發出了10幾份邀請信，可 是，竟然沒有一個中國留學生「在場」。「6．4」使得無數中國人有 了在西方民主國家申請政治避難的權利。許多既沒有在抗議活動中 「在場」，也沒有受到迫害的人，為了得到庇護，他們可以在紀念 「6．4」或抗議中國政府的場合臨時「在場」，而一旦得到庇護，他 們就在這些曾經為之贏得政庇「證據」的一切活動中「缺席」了。當 然，這種「缺席」在西方國家也是一種權利。可是，從道德良知的角 度來看，正是諸如此類的現象，助長了中國政府的人權侵犯。
關注西藏人權問題，是不少中國人忌諱的，因為他們怕擔當「漢奸」、「賣國賊」的罪名。茉莉正是在這個問題上，表現了她的心底無私。《我的達蘭薩拉之行》是她的一篇優秀報告文學作品，也是該書的重頭文章。茉莉以流露著愛心和同情的動人筆調，記述了她訪問印度達蘭薩拉藏人流亡社區、兩度受到達賴喇嘛接見的情形。最令人感動的是，茉莉寫到藏人「3．10」自由鬥爭紀念日的音樂會上，一個藏族姑娘用英語引吭高歌，哭訴著向蒼天伸出呼喚的手臂，她不斷地重複詠唱﹕「回到西藏的家園去！」在茉莉聽來，這是一首活生生的藏族的《松花江上》，使她作為一個在場的中國人感到難堪不已，向我們提出了這樣的質問﹕
「為什麼我們這個100年被別人欺負的漢民族，成了他人眼中摧 毀別人家園的可惡的侵略者？
「當憤怒的中國人向西方列強說『不』的時候，我們是否有必要 靜下來聆聽一個比自己弱小的民族的呻吟和哭泣？
「一個這樣弱小的民族背負著沈重的屈辱和苦難，長年寄人籬下 流亡他鄉，我們中國人能說自己沒有責任？
「當世界和平來臨，人們的價值觀發生很大變化的時代，我們中國人是否能夠對50年代的入藏事件進行歷史的反思？什麼時候，我們中國人能多從正義和人道的角度，而不僅僅是從國家政治、經濟、軍事需要的角度來考慮西藏問題？」
茉莉的真實報導和發自肺腑的質問，給像我們這樣無法在場了解西藏 人權問題的普通中國人補了一課。此後，作為發起人之一，茉莉和她 的一些朋友組織了歐洲漢藏協會，以「不涉統獨，只問人權」為宗 旨，致力於漢、藏兩族普通人們之間的了解。
在茉莉的人權之旅中，她有緣結識到國際法專家邁克這樣的幾十年如 一日支持西藏的人權鬥士。西方人道主義抗爭精神燻陶了她。西方知 識份子，尤其是那些為了人權而抗爭的西方作家和第三世界的作家對 她的影響至深﹕例如，把「大赦國際」喻為「良心共和國」、甘願作 它的一名普通「公民」的愛爾蘭詩人席慕．希尼、為義大利的「良心 犯」走到斯德哥爾摩街頭募捐的戲劇家達里歐．福、德國作家、著名 人權活動家的君特．格拉斯、尼日利亞作家索因卡，等等。她從索因 卡那裡看到了並且認同這樣一種命運﹕「自由缺席，抗爭即命運」。
茉莉也善於從普通的西方人那裡吸取靈感和激情。夏斯婷—茉莉的 瑞典好友，瑞典的一名普通的退休護士，國際特赦的普通成員—一 直以極大的熱情關心中國人權問題，給了茉莉以無私的幫助。讀茉莉 關於「無國界醫生」的文章，可以看到，那些平凡而高尚的西方醫 生，在很多救助場合中，原本是可以缺席的。他們完全有「缺席的權 利」和理由。可是，他們總是以第一時間出現在弱者最需要幫助的地 方，在最危險的地方在場。
今天，西方知識份子，已經意識到恐怖主義和極權主義的殘餘對民主 社會和民主理念的威脅。由於整個世界的不平衡發展，由於中東和中 國仍然籠罩在恐怖和極權的陰影下，任何人都很難處在絕對安全地 帶。國際特赦印在Ｔ恤上的一句標語口號，就是「無人安全」。因 此，隨著全球化的進程，無論在在哪裡存在著非正義的現象、非人道 的行為，西方的高尚的知識份子都自願承擔責任。因為，在任何社會 中，公民的權利都是與他應盡的義務和責任不可分的。呼籲保護人 權，是公民的不可推卸的道義責任。
人們對茉莉文章的反應有毀有譽。不少讀者說他們非常喜歡茉莉的文 章。我們周圍就有一些年輕人以搜集茉莉文章為榮。也有一些讀者 說，他們不喜歡茉莉的文章，是因為那些東西太政治、太感情。殊不 知，許多文章，乃至某些洋洋灑灑的文學作品，就是因為缺了這兩樣 東西，從而缺乏人性光輝。其實，茉莉是刻意把政治和人權區別開來 的。政治並非她的專長。她有情而不煽情。這種「情」，大多是一種 來自自身的命運和同情他人苦難的「痛感」。茉莉的文字乾淨、明 朗、樸素，在仿佛聽鄰家大姊道家常、說故事的的筆調中，有其絕不 矯情的動人之處。
面對不少謾罵，茉莉總是把它看作對自己的獎掖和鼓勵。因為，她在 人類歷史上找到了知音。在茉莉的《賣國賊—大寫于史冊的人》一 文中，我們可以看到，諸如人權活動家托馬斯．潘恩、俄國作家索爾 仁琴，都曾被人罵為「賣國賊」。雖然，我不知道、也不敢說，在未 來的人生里程中，茉莉是否會成為一個這樣的大寫的人，但她的《人 權之旅》至少告訴讀者，這是一個真誠的人、勇敢的人、有良知的 人。對於歷史，她有一支不甘無聊、不願缺席的筆，一顆不甘沈淪、 不願缺席的心。
原載《民主論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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