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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6月17日訊】 讀書人愛自夸：”秀才不出門，能知天下事。”自從有了互聯网，這似乎就不再是自夸。但最近到外地講學，我突然感到，現實是如此丰富、深奧与嚴峻，遠遠不是普通媒體或互聯网所能把握的。欲知天下事，還須万里行。
大概因為我關心弱勢群體吧，一紙訴狀展轉到我手中，希望我能帶回北京遞交有關部門。据說，當地有規定，凡寄往中紀委等部門的信件一律扣壓。其實，”秀才遇見兵，有理說不清。”我區區一介書生能做什么？
但我還是認認真真地看了這份訴狀，算是明白了什么叫”巧立名目，橫征暴斂”。這是在中原大地Q縣X鎮D村發生的故事，几乎每一件似乎有益公利的事都成了謀私利的通道。例如照顧”五保戶”，每人每年就加收34斤糧，而1984年承包畝均定額僅為37斤；修硬化渠，37万元工程款僅修了800米渠，而沙石、土方還是由村民自備；領結婚證，按國家規定只能收取工本費9元（精裝）或2元（簡裝），但D村開”結婚證明信”就收取20～30元，X鎮則收取《結婚證》費用225元，用車費100元（不管是否用車）。生育，按省政府規定，第一胎、第二胎《准生證》不收費，而X鎮卻收取第一胎證700～1300元不等，第二胎收取2500～4000元不等。蓋房，要收取《准建證》費100多元；上路，農民拿錢修的路，自己的農用車上路卻要收費，少則几十，多則上百。此外如建校集資，人工降雨，道路集資等，不斷有新的收費名目出台。
這還是有名目的，沒有名目的也照收不誤。例如1994年秋在完成國家定購任務后，該縣又每人加收花生44斤。同年水費從國家規定的4.5元/畝狂漲到50元/畝，次年更漲至100元/畝。1995年X鎮要購買小汽車，全鎮農民無償上繳油菜籽每人24斤，棉花款每人100元。
更有甚者，D村村委將國家下撥的救災物資折款入賬，如三部噴灌机入購買賬4000多元，救災柴油高价賣掉。并將村里的公共財產如75匹鏈軌車、40車、50車、六盤耙、播种机、彈花机、壓花机、打米机、磨面机等全部賣掉，供其吃喝揮霍。村干部甚至用公款買衣服，用公款繳党費。
顯然，農民們難以承受如此沉重的負擔。D村群眾選出6位代表到地委上訪，回來后便被村委每人罰款50元。他們再次選出20位代表上訪，一個多月后，不但問題沒有解決，反而來了100多名干警，帶著手槍和警棍來抓上訪代表。D村再次派700多名村民上訪，其中20名代表到省委上訪。這次上訪產生了一些結果，縣委同意D村進行民主選舉。上訪骨干L1、L2因為人誠實、正直、敢于主持正義而被選為村委主任，副主任。L1上任后，以中央文件為依据，堅決抵制三亂。鎮委書記如此相勸：”你們听我的話把《延包書》的21元/戶錢收上來，你們提3元/戶；把修烏石嘴大壩（該壩与D村無關）的6元/人錢收上來，你們提2元/人。我保證給你們每人補助5000元，每人給你們配一輛摩托車，你們下飯店還可以報10個盤、8個盤喝酒。你們要是不听我的，早晚把你們抓起來，打你個皮開肉綻，再判你三年。”但新村委抵制誘惑，不為所動。軟的不成來硬的，先是縱容D村原村委主任毆打L1，繼之則由縣委統一部署，調集了500多名干警，97輛車，于凌晨5時包圍了D村，將新村委委員逐一從被窩里抓走，并逐戶抄家，搶走并砸毀財物無數。被抓者則在公安局受到嚴刑拷打，并不准接受記者采訪，不准律師取證。
D村村民再次組織起來上訪，省政法委書記下令放人。但是檢查院在以”取保候審”方式釋放L1時，警告說：”回家不要再上訪，再上訪還抓你！天塌砸大家，會光砸著你L1、L2嗎？”次年1月，Q縣人民法院在沒有任何證据的情況下，判L1有期徒刑6個月20天。D村原村委官复原職，各項收費照舊。
在弱者的血淚申訴中，我感到不寒而栗。我相信這些材料的真實性。因為弱者在与強者抗爭的過程中，唯一的力量就在于講理。行政權的正當性來自于法律，而黑社會則奉行赤裸裸的強權法則和利益法則，它收取所謂保護費靠的是武力威脅，內部分贓憑的是好勇斗狠的程度。如果某基層政權完全無視法律和法規，按權力大小謀取私利，那么該基層政權就在實質上蛻變為黑社會組織，而其危害則比普通黑社會更大。普通黑社會受到合法政權的打擊和制衡，最多只能与合法政權共享對公眾的控制權，不能一手遮天。而合法政權運作原則一旦黑社會化，就象那位鎮委書記所表白的那樣，民眾就無可逃遁，只能听憑宰割。現在的危險恐怕也就在這里。由于全社會認同”只有向錢看，才能向前看”邏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靠著權力吃權力，致使一部分政府官員喪失了起碼的道德和法律意識，其語言和心態与黑社會老大十分接近，從而使部分基層政權出現黑社會化趨勢。我想，這正是農民負擔在一片減負聲中加重的根本原因吧。
D村村民是懂法、守法的好公民，他們在面臨縣、鄉、村三級政權黑社會化的情況時，既沒有對村長、鎮委書記或縣長實施暴力攻擊，更沒有將冤屈轉嫁到社會，搞自殺性爆炸或其他反社會行動。他們仍然寄希望于法律，仍然相信党和政府。如果法律不能給守法者以尊重，不能給違法者以打擊，那么這些守法的善良公民們將被迫鋌而走險，以暴易暴。如果中央政權無法遏制基層政權的黑社會化，那么改革与發展就將失去穩定的前提，而中國的民主与法制進程就可能中斷，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就可能中斷。
由中新社主辦的《中國新聞周刊》第20期發表了題為《掃黑必先反腐》的文章。文章指出，据研究黑社會問題的南京大學教授蔡少卿估計，中國目前黑社會成員至少有100万人。
蔡少卿指出，中國黑社會猖獗的主要原因，客觀上是農村盲流人口涌入城市，迫于生活加入黑幫；主觀上是党政官員腐敗，警匪勾結，造成掃黑障礙。
中國新聞周刊：今年以來，“掃黑”捷報頻頻。我們注意到，中國各省市警方新聞發言人提及黑幫時，几乎無一例外地稱之為“帶有黑社會性質的犯罪團伙”，到底什么是黑社會？警方這一稱謂与黑社會組織有何區別和聯系？
蔡少卿：黑社會就是地下社會，是一种獨立于正常社會、具有反社會的价值觀念、文化心理、嚴密的組織形式的犯罪團體。它具有政治保護和資本支持，進行職業犯罪活動。根据中國黑社會的情況，一般有五個特征：通過結拜把兄弟等方式結伙；內部有嚴密的分工和紀律；有內部的隱語暗號；活動處于隱秘狀態；有政治保護傘，即官匪勾結，警匪勾結。
中國目前的犯罪團伙，不單單是流氓惡勢力，大多數是黑幫，具有黑社會組織的雛形，組織發展得還不夠成熟，所以中國警方稱之為“帶有黑社會性質的犯罪團伙”。
中國“黑”得不輕
中國新聞周刊：那您認為，中國目前有無黑社會？
蔡少卿：這個問題，很長一段時間內，沒有定論。我認為有。只不過出于某种原因，中國警方不愿意承認，或者不愿意直呼“黑社會”而已。
中國新聞周刊：您認為中國黑社會黑到什么程度？
蔡少卿：這難以像數理統計那樣明确地量化出來。但直觀地看，“黑”得不輕。目前中國黑社會犯罪比較猖獗，已經到了不打不足以維持穩定的程度。無論城市還是農村，都出現了名目不同的帶有黑社會性質的幫會組織，在城市，沈陽、廣州、上海、天津等黑社會勢力更加猖獗。在農村，許多地區出現帶有封建幫會性質的黑社會組織，如四川的安岳縣就有50個，湖南益陽地區有250個3120人，河南商丘地區121各142人。雖然經過几次嚴厲打擊，但仍然在不斷出現。并有上升趨勢。
我估計，中國黑社會成員至少100万人左右。
黑道新動向
中國新聞周刊：當前中國黑社會犯罪活動有那些新的趨向？
蔡少卿：我想，多數是老問題，越來越嚴重，并呈趨勢發展的犯罪活動集中在3個方面：
販毒越來越猖獗。80年代以來，國際毒品泛濫，販毒分子与大陸黑社會勾結，販賣毒品。遼宁省原來毒品甚少，現在沈陽、鞍山、丹東、營口、阜新等城市已形成“地下毒品一條街”。原先的古絲綢之路，目前已是“販毒之路”。
盜竊文物越來越多。這几年三峽工程開工，具有3000多年歷史的三峽成了黑社會盜賣文物的熱點。德國媒體披露說，“現在到達西方國家的中國文物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多。甚至連新石器時代的東西也大量涌進。”
拐賣人口愈演愈烈。黑社會組織已經由拐賣婦女儿童發展為專門組織偷渡，向海外非法移民而謀取暴利的犯罪組織：蛇會。這种黑社會集團由境內外不法分子組成。盤踞在美國紐約的華裔“福青幫”是最大的境外黑幫組織，每年有10万左右的福建人被他們安排到美國。
中國新聞周刊：与境外、國外黑社會組織比較，中國大陸帶有黑社會性質的黑社會組織存在那些特點？
蔡少卿：中國大陸黑社會組織，大多屬于初生的暴力型犯罪集團，活動帶有社區性的特點。
從目前情況看，中國大陸地區還沒有出現像歐美的黑手党。香港、澳門、台灣地區的活動多年規模龐大的黑社會組織，也沒有像舊上海的青紅幫，擁有10多万成員，勢力滲透到各地各部門的組織。目前中國大陸地區的黑社會大的擁有數百人，小的只有几人。他們大多在所生活的社區，或者一個城市、一個地區活動。
但我注意到今年出現了一個新的苗頭：几個團伙跨地區多幫派聯合行動。
中國新聞周刊：据稱，這种聯合不僅局限在大陸，近年來中國大陸黑社會已開始內外勾結，根据您的研究，此說是否屬實？
蔡少卿：完全屬實。主要是港澳台地區黑社會勢力的滲透和影響所致。香港的“14K”有10万人的規模。澳門的“和東安”有2万人。台灣的“竹聯邦”和“四海幫”都有10万人。近年來，他們利用旅游探親商貿合作投資辦厂等途徑，進入大陸發展組織。最猖獗的是“四海幫”，6個骨干4個到了上海，計划將總部遷到上海灘。
中國新聞周刊：中國大陸的黑社會和境外國外黑社會集團勾結的企圖何在？
蔡少卿：主要是經濟目的，謀取錢財。有些黑社會組織在從事經濟活動的同時，還從事非法的政治活動。例如，上海、湖南、廣西等地的“中國黑手党”、“梅花幫”、“群龍幫”等黑幫組織。目的是：顛覆共產党的政權，制造影響國際的政治事件。
掃黑必須反腐
中國新聞周刊：從歷史的角度看，中國黑社會組織何以在滅絕几十年后再度猖獗起來？
蔡少卿：轉型時期的中國的改革開放，推動中國向現代工業社會迅速轉型，由計划經濟轉向市場經濟，在這种轉型中，一方面是生机和活力的迸發，另一方面又勢必伴隨著新舊體制、新舊觀念之間的劇烈沖突，而整套行之有效的社會保障體系和防范机制還沒有确立。由此，導致流動人口泛濫成災，失業待業人口大增，社會控制失范。轉型期的“綜合症”，恰恰是包括黑社會犯罪在內的各种犯罪活動滋生的溫床。
中國封建幫會的影響和境外黑社會組織的滲透，也為中國黑社會犯罪提供了樣板。
影視作品中對黑社會的渲染，也有不恰當之處。我記得80年代末，《上海灘》把黑社會頭子許文強塑造得像個英雄。今天的一些黑幫成員，曾經深受其影響。
中國新聞周刊：您認為中國黑社會犯罪未來趨勢怎樣？
蔡少卿：如果打擊不力，如果經濟形勢不能好轉，黑社會犯罪將繼續呈上升趨勢。
中國新聞周刊：中國警方掃黑力度不可謂不大，何以遏止不住黑社會犯罪？
蔡少卿：客觀上看，流動人口的激增，是黑社會幫會團伙產生的重要原因。這几年，全國城鄉流動人口5000到8000万人，盲流涌入城市。50年代，上海流動人口10万，1988年29万，增加了20倍。1998年近300万，增加30倍。外來人員犯罪率占上海發案率的1/3。他們找不到工作，就結幫作案，扒竊為主的“新疆幫”，詐騙為主的“貴陽幫”、“安徽幫”，以盜竊為主的“蘇北幫”，搶劫為生的“東北幫”，盜賣車船的“溫州幫”應運而生。
失業下崗的城鎮就業形式，也是黑社會犯罪組織形成的關鍵原因。
這只是我們這個社會的客觀原因，從主觀上說，腐敗官員，腐敗干警，是掃黑的主要障礙。
中國新聞周刊：您認為掃黑的良策是什么？
蔡少卿：從技術層面看，“嚴打”不懈，加強《刑法》的力度，都很重要。但，就當前的現實而言，掃黑必須和反腐敗結合起來。目前的黑社會，非常注重和官方的關系。在中國的党政机關和司法系統，賄賂國家党政干部，培植黑幫勢力。警匪勾結，官匪勾結，已是公開的秘密。
真要“除惡務盡”，首先要除掉黑幫的“保護傘”。我們應該汲取俄羅斯的教訓，他們和我們的情形非常相似：前蘇聯解體前后，才出現黑社會組織。由于官方對“官匪勾結”打擊不力，掃黑一直效果不佳，以至于今天的俄羅斯黑社會犯罪异常猖獗，難以根治。 (2000.10.29)（摘自中國新聞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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