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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自然災害”已經成為現代漢語中的一個習慣詞組。無論過來人 還是沒有親歷過的人，提到1959～1961年間發生在中國大陸的那場災難， 都會首先想到或說起“自然災害”。從當年的傳媒報導、党政文件到后來 的各种說法，几乎無一例外地證明著和重复著這一“無可怀疑”的事實。 話語的力量就是如此強大，它甚至能夠在潛移默化中改變人們親身經 歷的烙印。
雖然任何思維正常的人在當時都知道那三年不是因為自然災害，或者 主要不是因為自然災害，但是“三年自然災害”一旦成為習慣說法，重复 几十年，便進入了人們的潛意識，以至人們會不自覺地怀疑是不是自己搞 錯了。
“三年自然災害”似乎已經成了歷史的定論。
在這里，筆者卻想對這個無人怀疑的神話問上一問：那三年果真是“ 自然災害”么？
若問那三年有自然災害嗎？當然有的，中國地闊天長，不可能每一寸 土地每年都風調雨順。若再問自然災害嚴重嗎？答案大概是否定的。遠的 不說，單看近40多年，其間大規模的嚴重的洪水、乾旱、颶風、海嘯、地 震、霜、凍、雹、蝗災等自然災害，那三年能獨占哪一項呢？可以說一項 也沒有，有的只是“三年自然災害”這么一個籠統的習慣說法。
二
80年代起，中國國家統計局頒布的“自然災害受災和成災面積”表， 似乎為“三年自然災害”這一說法提供了具體而權威的證据。請看筆者摘 錄的表1。
表1 部份年度全國自然災害受災和成災面積及糧食總產量(略)
說 明一下表1對年份的選擇。除了1959～1961年這三年外， 還摘錄了其前和 其后的各三年，即1956年～1958年、1962～1964年，同時又選了气象界和 減災界公認的三個大災年，即長江流域大水的1954年、全國大旱的1965年 和1972年。
從表1看，1959～1961年全國的自然災害确實是相當嚴重的，尤其是 1960 年和1961年，受災面積和成災面積都遠遠高于其他任何正常年份或是 災年。然而，這還僅僅是一個方面，更要命的是災害的后果──糧食減產 。從1959～1961年，中國的糧食產量連續三年大幅度減產。1959年，全國 糧食總產量17000万吨，比1958 年銳減15％；1960年總產量比上年再遞減15.6％，只有14350万吨；1961年比1960 年雖然稍有增加，也僅僅為1958年 的74％。自然災害的后果如此之嚴重，糧食減產的幅度如此之大，在中華 人民共和國的歷史上，是絕無僅有的。
中國本來是個災害大國，按《中國統計年鑒（1984 ）》公布的數字 計算， 在1949～1983年間，其中31年的年均受災面積為3273万公頃，32年 的年均成災面積為1295万公頃。也就是說，一年中全國若有1000余万公頃 耕地的“農作物產量比常年減產30％以上”，這還不能算是真正的“災年 ”，而只是“正常”的。即使如此，中國的糧食總產量卻在頻繁的自然災 害中實現了穩步增長。
如果除去1959～1961年那三年，從1949～1983年，全國的糧食總產量 基本上是逐年遞增的趨勢。只有1968、1972、1977和1980這4個年頭的產量 比上年稍有減少，減產的幅度高者為4％（1968年），低者為1.3％（1977 年）。上述各年的成災面積，1972年為1718万公頃，1977年為1516万公頃 ，1980年為2232万公頃（1968年的數字缺），都高于或大大高于1959年的 成災面積，或者說災情至少比1959年嚴重得多。
而1980年的成災面積，已經接近1960年的災情。但是這些年与那三年 比起來，糧食的減產則是微乎其微的。 再看其他一些年份。若以1959～1961年的平均成災面積為100，則1956 年為68，1957年為67，1962年為74，1963年為89，1978年為97，1979年為67 ，1981年為83，1982年和1983年都為72。就災情講，這些年都是相當嚴重 的，都超過了1959年的水平。但這些年的糧食總產量不僅沒有比上年減少 ，而且都增加了。在上述9 個年頭中，有6年都是創造了糧食總產量的歷史 最好水平。
通觀新中國自然災害与糧食產量的概況，說明在大多數年份，自然災 害及成災面積并不能直接決定糧食收成的丰与歉。只有1959～1961年這三 年是“不同尋常”的例外。
由此，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自然災害并非導致三年災難的主要 因素。或者說，那三年的自然災害不足以、也不應該使糧食減產那么多。
三
其實，從气象水文概率和統計學上說，三年災難的原因不要說完全推 給自然災害，就是“三分天災”，也不具備充份條件。
這里有一份《全國各地歷年旱澇等級資料表（1895～1979）》。該表 是由國內一批著名的气象水文
科學家根据全國120 個水文站點歷年的水文 气象檔案資料編制的，逐年清楚地記錄下了這80年間全國各地的旱澇態勢。
《全國各地歷年旱澇等級資料表（1895～1979）》將每一年度的旱澇 狀況統一划分為5個等級，即1度為澇，2度為偏澇，3度為正常或旱澇相當 ，4度偏旱，5度為旱。筆者將其中一些年度的數据綜合整理為表2，選擇的 年份与表1相同。為了使情況一目了然，表2對原表中的旱澇等級做了符號 意義上的對應調整，其中：澇由1度改為－2度，偏澇由2度改為－1度，正 常或旱澇相當由3度改為0度，偏旱由4度改為1度，旱由5度改為2度。一般 而言，－2度的澇和2度的旱， 為气象水文意義上的災害气候。
表2 部份年度全國旱澇等級資料統計表(略)
表中的總指數和平均 指數越趨近于0， 則說明全國的旱澇大勢越接近于旱澇相當或是不旱不澇 的正常年景。當然這里邊也包含了先旱后澇或先澇后旱以及南澇北旱等各 种情況的相互抵消。但是各度站的具體數字，則使這一統計更接近于真實 的准确情況。
盡管人們一直在說1959～1961年的“三年自然災害”是“嚴重乾旱” ，可是這种說法卻得不到科學統計數据的支持。
表2顯示，1959～1961年間，中國大地風調雨順，，全國的旱澇態勢 相當正常。
并且，其正常的程度甚至令人吃惊。
1959年總指數為－9，平均指數為－0.075，其中旱的2度站為13個， 它們是長治、洛陽、鄭州、信陽、德州、臨沂、荷澤、蘇州、宜昌、漢中 、安康、万縣和昌都；偏旱的1度站為25個。2度站、1度站合計38個。澇的 －2度站13個。旱、澇站合計26個，為總站數的1／5強。
1960年總指數為＋11，平均指數＋0.092，其中旱的2度站僅8個，即 大同、 臨汾、鄭州、屯溪、邵陽、百色、漢中和銅仁；偏旱的1度站為44 個。2度站、1 度站合計52個，說明1960年偏旱的地區較常年為多。澇的－2 度站14個。旱、 澇站合計22個，不到總站數的1／5.
1961年總指數為－1，平均指數－0.008，其中旱的2度站15個，開原 、 沈陽、朝陽、赤峰、南陽、信陽、濟南、安慶、鄖縣、沅陵、喀什、康 定、重慶、銅仁和貴陽；偏旱的1度站29個。2度站和1度站合計稍超出總站 數的1／3。澇的－2度站12個。旱、澇站合計27個，不到總站數的1／4。
不論是從總指數、平均指數看，還是從2度和1度站、2度站和－2度站 所占的比例看，也不論是單獨看其中一年，還是看三年平均值，1959～1961 年都可以說确實是“正常年景”。它甚至比公認的風調雨順的1957年（總 指數＋27，平均指數＋0.208）和1958年（總指數－21，平均指數－0.175 ）更為接近旱澇相當或不旱不澇的正常指標──0。尤其是接連三年平均指 數都沒有溢出0.1，三年總平均指數僅為＋0.003，這在《全國各地歷年旱澇等級資料表（1895～1979）》上， 再也找不出第二組來。
我們還可以比較真正大澇大旱的年份。1954年大水成災，總指數達－79 ，平均指數為－0.658，僅澇的－2度站達到41個，就超過了總站數的1／3 ；另外還有29個偏澇的－1度站。而1965年和1972年則是真正的大旱年，總 指數分別高達＋95、 ＋97，平均指數分別為＋0.792和＋0.808，旱的2 度站也都超過了總站數的1／3， 分別是41個和42個；偏旱的1度站還分別 為34個和35個。
我們再看与1959～1961年相鄰的兩個三年：1956～1958年、1962～1964 年。這6年中的任何一年的總指數、平均指數，以及旱、澇站的合計數， 都要比三年災難中的任何一年要高。1962～1964年這三年被稱為“三年恢 复時期”，盡管這三年的气象水文條件大不如1959～1961年，并且它又是 在三年災難的巨大廢墟上艱難起步的，但這三年的農業還是實現了連年增 產，整個國民經濟也從三年災難時期的近乎崩潰狀態得到了复蘇。
不論与其他任何災年或是常年比較，1959～1961年三年災難時期全國 的气候都可以說是天公作美，
甚或“歷史上的最好時期”。
四
中共中央《關于建國以來党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1981年）中說 ：由于對社會主義建設經驗不足，對經濟發展規律和中國經濟基本情況認 識不足，更由于毛澤東同志、中央和地方不少領導同志在胜利面前滋長了 驕傲自滿情緒，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觀意志和主觀努力的作用，沒有經過 認真的調查研究和試點，就在總路線提出后輕率地發動了“大躍進”運動 和農村人民公社化運動，使得以高指標、瞎指揮、浮夸風和“共產風”為 主要標志的“左”傾錯誤嚴重地泛濫開來。……廬山會議后期，毛澤東同志錯誤地發動了對彭德怀同志的批判， 進而在全党錯誤地開展了“反右傾”斗。……這場斗爭在政治上使党內 從中央到基層的民主生活遭到嚴重損害，在經濟上打斷了糾正“左”傾錯 誤的進程，使錯誤延續了更長時間。主要由于“大躍進”和“反右傾”的 錯誤，加上當時的自然災害和蘇聯政府背信棄義地撕毀合同，我國國民經 濟在1959年到1961年發生嚴重困難，國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損失。
筆者認為，《旱澇等級資料統計表》比《受災和成災面積表》更能准 确地說明本來意義上的自然災害的真實情況。實際情況是，在1959～1961 年間，導致“農作物產量比常年減產30％以上”的成災面積中，起主要作 用的根本不是什么自然災害，而是左傾狂熱及其指揮下的9000万人去大煉 鋼鐵、大辦食堂和“共產風”使人們無心收割庄稼、“大兵團作戰”和瞎 指揮的窮折騰，以及農業勞動力大量死亡和患病等等。正是這些人為因素 直接和決定性地造成了三年災難。它顯然不是什么“自然災害”。
所謂“三年自然災害”的神話該結束了。
本世紀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在中國大地上，既沒有出現大規模的嚴 重自然災害，也沒有發生大的戰亂和嚴重瘟疫，而是天下太平，風調雨順 。但是，一場史無前例的超級災害卻鋪天蓋地地籠罩了全中國。它的直接 后果之一，就是造成了千万人的非正常死亡。中國科學院的一份國情報告 中曾經指出：“三年困難時期，因糧食大幅度減產，按保守估計，因營養 不足而死亡約1500万人，成為本世紀中國最悲慘的事件之一。”（中國科 學院國情份析研究小組，國情系列報告之一：《生存与發展》）50年代末 任毛澤東秘書的李銳先生說：“餓死成千万人，這是古今中外歷史上承平 之世絕無僅有之事。”（李銳：《毛澤東的早年与晚年》）本文僅論及三 年災難的自然層面因素，至于它的非自然因素及其社會經濟后果等等，容 當另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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