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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6月1日訊】 一八九九年底﹐梁啟超自日本乘船到夏威夷遊歷﹐在太平洋途中﹐感懷身世﹐在他的日記《汗漫錄》的序言中寫道﹕「余鄉人也﹐九歲後始遊他鄉﹐十七歲後始遊他省﹐了無大志。懵懵然不知有天下事。曾幾何時﹐為十九世紀世界大風潮之勢力所顛簸﹑所衝擊﹑所驅遣﹐使我不得不為國人焉﹐不得不為世界人焉。」
我時常引用這一段話﹐認為梁啟超是一位歷史上的先知﹐他早在十九世紀末就猜到了二十世紀的大趨勢﹐甚至也為二十一世紀的華人提出一個有真知灼見的觀點﹕如果照他所說﹐十九世紀的世界大風潮使他不得不從「鄉人」變成「國人」和「世界人」﹐我們也可以說﹕「廿世紀末的世界人風潮也更使我們從「國人」變作「世界人」。在中國﹐整個廿世紀其實是一部以「國人」為認同主軸的民族主義的歷史﹐這個現代歷史的遺產﹐在世紀轉移之際已經受到各種不同勢力的挑戰。然而「世界人」這個觀念﹐尚未定型﹐目前也爭論不休。
「世界人」可以與英文「Cosmopolitan」這個字等同﹐但涵意卻頗複雜。就梁啟超的立場來看﹐他作為「世界人」只不過是作「國人」的進一步表現﹐二者並無矛盾﹐甚至在他的小說《新中國未來論》的開端﹐就提到他理想的共和國成立六十週年紀念的時候﹐在上海開了一個盛大的世界博覽會﹐各國都派使節來祝賀﹐而且都會說中文﹐紀念大會請了一位德高望重的大儒孔先生發表演說﹐歷數六十年來共和國的成就﹐並追憶先烈﹐於是展開了這本未完成小說的故事。
顯然﹐梁啟超心目中尚未全然放棄中國是「天朝」的觀念﹐他到日本和美國取「西潮」之經﹐為的就是建立一個在世界上舉足輕重的「中華共和國」﹐以民族國家為本位﹐而以世界馬首是瞻。這一個理想﹐也許有人認為在二十世紀的中國已經實現﹐但梁啟超本人並不以為然﹐所以他晚年雖在新成立的中華民國政府任職﹐卻依然憂心忡忡﹐覺得這個「共和國」的締造問題重重。他當年所揭櫫的「新」觀念﹐並不能落實﹐試問在新成立的中華民國有多少人真有資格作「新民」。事實上﹐「公民」﹙Citizen﹚這個觀念﹐在中國也是二十世紀的產物﹐我從小學開始﹐就有「公民」課﹐學的是清一色的國民黨「三民主義」模式下的愛國主義﹐還加上一點獨裁思想﹐至今思之餘「悸」猶存﹐使我永遠懷疑所有意識形態的愛國主義﹐後來負笈美國多年﹐更無法認同任何大國沙文主義的「民族大義」﹙當然也包括美國本身的大國沙文主義﹚。
在十幾年前﹐我曾提出作為華人的「世界人」觀念﹐但提出後並未發揮論證﹐自覺曲「偏」和寡﹐怕引人議論。不料多年後美國學界繼「全球主義」之後卻大幅展開有關「世界主義」﹙Cosmopolitanism﹚的理論探討﹐多認為「世界主義」應該反對或超越民族主義﹐至少需解構「民族國家」的模式——是經由市場經濟運轉後﹐貨物流通﹑人民到處遷徒而造成的一種「流散」心態﹐這類﹙大多是經商的﹚「世界人」已成了無根遊民﹐也無根深蒂固的祖國認同觀念﹐甚至在文化上也是遊離失所。作此種論調的人似乎來自印度和東南亞居多﹐不少學者也是所謂「後殖民主義」的信徒﹐皆認為近代民族主義其實是西方殖民主義的遺產。
我不完全贊同這種論點﹐因為我覺得它非但與中國現代史不符合﹐也與當代華人的情境和心態不盡相同﹐而更重要的是它無法解決目前世界各地民族主義情緒方興未艾的現實問題。
這個問題最近又由於美國霸權主義的復興而愈演愈熾。據《亞洲週刊》﹙今年五月七日—五月十三日﹚報道﹐中美軍機擦撞事件尚未解決﹐雙方已經進行一場「真正意義上的民間戰爭」﹐這就是網絡戰﹐而中國大陸已出現名為「中國紅客聯盟」的駭客﹐以游擊戰的方式﹐向美國網站「發動全面反擊」﹐並於五月一日攻擊「美國的數個重要網站」﹐在攻陷後的網站插上「碩大的紅星紅旗」。寫著「我是中國人﹗Beat Down Imperialism of American﹙打倒美國帝國主義﹚」紅字。
我讀後不禁毛骨悚然。網絡本是無疆界無國籍的空間﹐卻變成了過激民族主義份子的利器﹐在這種情況下﹐還談甚麼世界主義或「世界人」
我非但反對狹義的民族主義﹐也一向反戰﹐對於這種自以為是的戰爭意識更是深惡痛絕﹐民族主義發展到了這個地步﹐幾乎到了極端﹐成了歷史的反諷﹐如果梁啟超再世﹐不知作何感想﹖
因此﹐對付這種狹義民族主義心態的唯一方法﹐我認為還是以世界主義作標竿為佳﹐以超越民族和民族國家的狹隘範疇。
──原載《亞洲周刊 》 (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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