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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5月24日訊】 波音公司將總部由西雅圖東遷芝加哥﹐為的是向美國防部和軍方爭取軍工產品訂單﹐並獲得稅務優惠及與聯合航空交易的利便﹐震撼企業界及政界。
今年三月﹐波音公司總部突然宣布﹐將遷離美國西岸西雅圖的太空針大樓﹐在達拉斯﹑丹佛﹑芝加哥三城選擇新址。在惴惴不安的兩個月中﹐西雅圖難以入眠﹑黯然流淚﹐而三個候選城市則卯足勁提供優惠﹐拍足波音馬屁。選新址的程序保密極嚴。
五月十日﹐波音董事長菲爾康迪特﹙PhilCondit﹚正式宣布﹐總部搬往美國中部芝加哥市中心﹐引發美國企業界﹑政界的大震動。芝加哥為之歡騰﹐把紅地毯一直鋪到波音總部負責人專機舷梯下﹐歡迎財神爺﹑世界航空巨子。
總部東遷說明了甚麼﹖在西雅圖誕生﹑成長壯大的波音公司﹐從威廉波音﹙WilliamBoeing﹚試造第一架木製飛機開始﹐直到今天成為向全世界提供六成民用軍用飛機﹑火箭﹑導彈和衛星的超級航空航天巨頭﹐已經歷八十五個年頭﹔該公司僅二零零零年的產值就達五百一十億美元﹙引自boeing.com﹚。其總部遷往芝加哥﹐從公司經營的角度來看﹐直接好處有三項﹕
首先是稅務的優惠。根據《洛杉磯時報》五月十一日的報道﹐德州達拉斯官員披露﹐他們向波音提供二十年減稅百分之七十五﹐可見﹐芝加哥的減幅至少相同或比達拉斯還大。其次是與世界最大的飛機買主之一——美國聯合航空公司的供銷合作更方便。美國聯合航空公司的總部和飛機航運樞紐中心也在芝加哥。第三﹐更為重要的是﹐總部東遷為波音公司向美國國防部和軍方爭取軍工產品的訂單提供了地理和心理的便利。
波音公司在美國工業中有「牽一髮而動全身」的巨大影響力﹐再從與美國宏觀經濟和宏觀政治關係的角度來看﹐其總部東遷更具指標意義﹕
衝擊駱家輝州長仕途
波音公司總部遠離民主黨執政的華盛頓州﹐對華盛頓州經濟和華裔州長駱家輝的未來政務和政治前景﹐無疑如美國媒體所評論的﹐是個「遠遠大於西雅圖地震的大地震」。贊成東遷的一位商務官員說﹕「芝加哥是極好的選擇﹐沒有那麼多的地方主義﹐是個好地點。」顯然是批評華盛頓州和西雅圖市有地方主義。遠離重稅的華盛頓州﹐是企業利益取向的本能心態﹐也是對州政府大政府的重稅和福利政策的反彈﹐這是市場經濟為了恢復美國傳統所作的自然調節。
美國航空業自視是世界中心﹐波音意識到這一點﹐寧可向世界股市中心﹙紐約華爾街﹚靠攏﹑向美國聯邦政府﹑國防部軍方﹙華盛頓DC﹚靠攏﹐也不願屈居太平洋東岸﹐而且﹐從民主黨民眾佔優勢的華盛頓州遷至共和黨民眾佔優勢的伊利諾州﹐這本身就是美國產業經營發展傳統化﹑保守化的標誌。
美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五月八日宣布﹐美國成立太空部隊。波音無疑是今後美國太空部隊武器的主要生產者和總後勤供應者﹐將獲巨額軍工產品的開發費用和訂金。洛杉磯兩位承接美國防部和軍方研發項目和產品訂單的企業家透露﹐同一產品﹐軍用價格是民用產品的三到四倍。從這個角度看﹐美中撞機事件後﹐中國大陸有人提出﹐要取消波音飛機訂單﹐以施報復﹐無疑是意氣性的政治淺見。中國大陸的訂單額﹐沒法與波音從美軍方獲研發項目的費用及訂單總額相比。
波音股票上升員工加薪
除國際政治和安全的原因﹐喬治布殊也想用拉大軍工內需﹐刺激美國經濟。波音公司總部東遷說明經濟﹙民用和軍用經濟﹚在呼喚短線政治﹐而短線政治推動了短線經濟。五月十日﹐波音公司股票立即漲了九五美分﹐以六五九五美元收盤。波音公司總部宣布所有員工九月四日將加薪。軍工產品的生產滿足民生需要﹐這種短線經濟弊病很多﹐但也有長線優勢﹕軍工產品的開發﹐也將帶動民用產品的開發研製。美國國防部的軍事裝備更新﹐通用汽車和通用電氣都直接受益。美國大企業軍民用合一的方式﹐亞洲也在跟進。如四月七日上海滬東造船集團公司宣布﹐新的集團公司成立﹐今後將向生產大型船艦﹑民用軍用兩棲亞洲超級企業的目標發展。
由此深入探討﹐美國外交政策的制定﹐也根據國內經濟發展的需要﹐儘管是短線的需要﹐但將帶來經濟的一時繁榮和總統政治聲望的提升。這是亞洲批評家批評「美國霸權主義」時﹐需看到的事實﹐也需擁有的「移動觀察」的視角。
當然﹐人們可以批評責備美國現政府將大量國家預算投入導彈防禦系統的太空戰軍用設備的研製和生產﹐而對現存的環境保護﹑中小學教育的問題﹐投資不足﹐會帶來嚴重後患﹐但是﹐目前美國已形成世上最好的環保系統之一﹐也已形成中小學教育「人文創造性」的傳統及大學研究生院「全球化招攬吸引人才」的系統﹐使美國沒有人才的後顧之憂。因此這種批評譴責﹐對於美國﹐有永恆道德的正義性﹐卻沒有迫在眉睫的現實的危機性。
以美國政治民為國本的原則來看﹐如果短線政治對尋求短線實惠的民眾有效的話﹐即使喬治華盛頓和阿伯拉罕林肯在世﹐也會這麼做。再偉大的政治家也會有精明或狡黠政客的一面﹐否則他爬不上來。在「只有自己才能照顧好自己」的美國社會鐵律之下﹐欲圖連選連任的喬治布殊也不能免俗。
美國政治受經濟制約
應該強調﹐觀察美國的政治走向﹐不能離開經濟﹐不能離開一個規律﹕在美國當總統﹐第一個四年為選票﹐第二個四年為美國的長治久安﹑個人功名和身後影響。
因此﹐在自身良知作用下﹐在社會良知警示下﹐美國傑出政治家應該保持人類自由的理想和世界安全和平的清醒理性﹐也應具有寬廣的思考能力﹐對短線政治和長線政治的運作保持充分的平衡﹐如果美國是一個有責任感﹑有理想的國家﹐如果美國想真正成為二十一世紀世界領袖的話。
*湯本﹐現任美國PRI亞洲戰略研究所副所長﹐美國克萊蒙研究所亞洲研究中心主任。
原載《亞洲周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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