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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5月24日訊】
一、理解文革的一個重要內容
文化革命是一場有著極為廣泛的群眾參與的政治運動。因此，如何理解這種廣泛的群眾參與，就成為理解文革的一個重要內容。本文試圖從政治心理學的角度，對文革中的群眾參與給出解釋。在我看來，群眾──尤其是青年學生──參加文化革命的基本動機是為了爭取承認，為了爭取聲望，為了証明自己革命，為了顯示自己比別人更革命。對他們而言，文化革命就是一場比賽革命的革命。這當然不是說，在文革中，群眾的思想和行為都是一模一樣的。這隻是說，各種不同的思想行為大致都可歸之於一個相同的心理動機。由於人們的處境不同，性格不同，對革命的理解不同以及諸如此類，因此他們的思想行為會表現出頗大的差異；但是，那並不妨礙他們在心理動機上具有相當的一致性。
二、高度政治化的中國社會
眾所周知，當年的中國是一個高度政治化的社會。在人類生活中，政治本來就佔有相當重要的地位。按照阿倫特的觀點，僅有政治活動才能賦予生命的意義。人類最精華的本質在於追求不朽；而達成不朽的唯一方式，便是進入公共領域並在其同類中安身立命，因為唯有與他對等的人方能判斷其行為，同時也唯有借助於同類的在場見証，才可能使他的行動進入共同記憶即歷史之中，並維持不朽。福山根據黑格爾的理論認為，人不僅有滿足肉體欲望的需要，而且還有需要他人的需要，也就是希望獲得他人的承認，尤其是希望被承認為一個具有某種價值和尊嚴的存在者。為了贏得這種承認，他甚至樂於冒著風險，克服其動物本能而追求更高更抽象的目標。這就是政治的意義之所在。在當年的中國，最重要的一個理念是革命。別佳耶夫指出，在俄國，革命並非僅僅被理解為社會生活和政治生活的一種沖突，革命簡直是一種宗教。中國的情況更加如此。在當時的中國，革命被視為唯一正確的人生目標。舉凡生活中的一切，都沒有獨立的價值，唯有從屬於至高無上的革命才有意義。起碼是在理論上，大家都承認，革命是一個人們應當為之生為之死的東西；而被革命所排拒，甚至被認作反革命，那就比單純的肉體死亡還更加痛苦。革命既是人生的唯一目標，也是人生的唯一歸屬。在一個高度革命化的、由所謂革命者掌控了全部資源的社會，革命和個人物質利益有著密切而復雜的關系。本來，革命是貶低個人物質利益的。革命要求你“吃苦在前，享樂在後。”革命具有克制個人物質欲望的斯巴達式的外貌。因此，革命具有吸引理想主義者的強大魅力。但與此同時，既然革命者掌控了一切資源，既然革命被確立為人生的唯一價值標準，因此這種社會又不可避免地會依據人們的革命程度而安排他們在社會中的不同地位，它勢必要按照人們的革命程度給予獎賞和懲罰；因此，革命又常常是(雖不必然是)有利可圖的，而不革命或反革命則必定是受剝奪的，是吃虧倒霉的。這就迫使那些本來不追求革命的人也不得盡量做出要革命的樣子。於是到頭來，不管你是什麼人，不管你的革命追求有多真誠或多不真誠，你都會卷入到比賽革命的革命中去。在當時的中國，革命不僅被大家視為唯一的價值，事實上它也的的確確是唯一的價值。因為其它活動一概遭到否認、壓抑，或者是被局限在一個相當狹窄而又大體平均的范圍之內。譬如說，當時的人們並不認為賺大錢是多麼光榮的事，事實上你也沒有賺大錢的機會，周圍也沒有誰比別人有太多的錢。一般人(這裡主要是指城市居民)的物質生活大都過得去，還不至於為了糊口而必須終日勞碌無暇它顧。換言之，人的物質欲望既有基本的滿足，故而缺少迫切的沖動，再加上沒有明顯的誘惑和沒有獨立追求的機會；這就進一步促使大量的民眾將其精力投入政治，投入所謂革命。
三、沒有對手的革命
和以往歷史上的各種革命都不同，文化革命──如果你硬要稱它是革命的話──是一場沒有真正的對手的革命。由於十七年的極權統治，大多數人的思想心態均被鑄入同一種模式，大家信奉的是同一套革命理論，服從的是同一個最高權威(甚至連文革的被打倒者也常常採取的是同樣的立場)。盡管人們對同一套理論的理解有所不同，各自心目中的領袖形象也遠非一致；但隻要大多數人還都認同一個權威，整個運動就必定還處於最高當局的控制之下，任何真正具有離經叛道色彩的觀點和行動就必將遭到有效的壓制。因此之故，文革中群眾之間的鬥爭，主要不是表現為異端或異教對正統的矛盾，而是表現為爭奪同一個正統的競爭，爭奪同一個權威支持的競爭。在沒有公開的外部競爭者的情況下，文革勢必成為一場內部的競爭。文革既然是一場內部的競爭。因此，文革的參與者必然會關心自己在這場競爭中的地位，他們希望自己能跑在眾人的前面，至少是不要被運動所拋棄。換句話，大家都希望通過運動証明自己的革命性，顯示出自己比別人更革命，唯恐被眾人視為不革命或反革命。我們不能說這是每一個參與者都最關心的問題，但我們確實可以說這是每一個參與者都不得不關心的問題。誠如格雷厄姆．沃拉斯所言：政治就像踢足球，流行的戰術不是制定規則的人期望的那些，而是球員發現能賴以取勝的那些，而人們隱約感到，那些最可能使自己獲得勝利的手段和那些最能夠把國家治理好的辦法常常不是一回事。文革的情況便是如此。在文革中，人們之所以採取某種政治觀點，並不僅僅是因為他們認為那種觀點是正確的，是革命的，而且還因為他們發現採取那種觀點更容易証明自己革命，更容易顯示自己比別人更革命，或者是更不容易被他人誤會為不革命以至反革命。一個人去做一件他自己認為是最好的事情，這是一回事；一個人去做一種他認為最能招致他人好評的事情，這很可能是另一回事。一個人把問心無愧作為最高標準，他會採取某種做法；一個人把贏得他人承認(或避免他人否認)作為最高標準，他常常會採取另外一種做法。我們知道，文革中最流行的心態是寧“左”勿右。一事當前，大多數人總是寧可採取一種比他們真心認為正確的立場還要左上幾分的立場。這既是求勝的策略──左對了，証明你比別人更革命；這也是自保的策略──左錯了，那隻算認識問題，你的階級立場、階級感情仍是得到肯定的。既然大多數人都寧“左”勿右，互相作用的結果，又怎麼不導致越來越左的結局呢？本來，在任何一派政治力量內部，在任何一種政治運動內部，都存在著這種寧“左”勿右、越來越左的天然趨勢；隻不過在多元社會中，由於其它派別、其它運動的對抗和牽制，防止了這種趨勢走向極端。整個社會有可能在各種對立的力量的相互制約中獲得某種平衡；一旦社會本身是高度一元化的，那麼，這種激進化趨勢發展到走火入魔的地步也就不足為奇了。照理說，毛澤東關於文革的理論和路線本身就夠左的了；然而在實踐中，群眾的做法往往比毛的理論還要更左，有時候，甚至連毛本人都無法對那些極端行為的泛濫實行有效的約束。究其實，這種極端行為的泛濫正是那種政治結構和政治運作機制的自然結果，盡管毛本人不一定對這種效應有清楚的自覺。
四、文革──表演革命的舞台
正常狀態下的極權社會無疑是一個壁壘森嚴、僵硬死板的社會，在那裡，人們，尤其是年青人，十分缺少表現自我和發揮創造力的正當機會。人們的進取心和表現欲一概被嚴格地限制在當局所規定的既狹窄、又呆板的模式之中。這就造成了一種普遍的沉悶和壓抑；而且，越是那些有能力、有抱負的人越可能感到沉悶和壓抑，越是那些處境優越因而自命不凡的人越可能感到沉悶和壓抑。文革的爆發，意味著給這種壓抑的能量提供了一個渲泄的出口。毛澤東批準了一張聶元梓七人的大字報，發表了一封致清華附中紅衛兵的支持信，那立刻就引起了全國性的巨大騷動。這場騷動與其說是社會階級矛盾長期積累的結果，不如說在更大的程度上，它表明了年青人對先前那種缺乏刺激和挑戰的生活而進行的一種反叛。學生們興奮地發現，他們從此可以擺脫日常生活的瑣碎平凡而進入一種充滿偉大變化的歷史場景，可以不顧各級組織的層層管束而徑直登上政治舞台，可以不再充當消極被動的螺絲釘而在復雜的鬥爭中發揮出自己的個性和創造性。不錯，他們清楚地知道他們必須服從黨中央毛主席的號命，但是，既然在過去他們還必須服從每一級地方組織的控制，那麼，如今的他們可以拒絕服從各級地方組織而僅僅是服從最高當局，這首先會使他們獲得一種自由感、解放感，而不是壓迫感和束縛感。更何況他們那時還正以服從最高當局為原則為光榮呢。多年以來，共產黨不斷地向民眾灌輸它那套意識形態，灌輸它精心編織的革命歷史神話。這使得許多人(特別是許多青少年)對革命抱著一種高度浪漫化的憧憬，對革命的暴力行為懷有極大的欣賞和崇敬，對那些出生入死的革命英雄充滿效仿之心。因此，隻要現實生活提供了某種理由或借口，許多人就會迫不及待地進入角色，以種種夸張的姿態顯示他們的革命精神；而那種普遍的夸張表演反過來又造成了一種煞有介事的氣氛，以致於使得這些人把表演變得和真實難解難分。如果我們把這些狂熱份子稱作真正的信徒(TrueBeliever)，那顯然是不準確的，因為他們過於裝腔作勢；然而，我們也很難把這一切僅僅稱為表演，因為它們的的確確造成了可怕的現實。
五、對若幹現象的解釋
這樣，我們就可以對文革中群眾的行為給出合理的解釋了。不妨舉幾個例子。1、關於造反和現今流行的解釋不同，文革中的造反首先還不是對壓迫的反抗。因為最早的造反者大都是紅五類出身，黨團員，積極份子，既得利益者，不錯，造反是指對那些仍然享有正統地位的當權派發動攻擊；可是，這種攻擊決不意味著反抗正統。恰恰相反，造反者是站在更正統的立場，批判對方的背離正統。因此，隻有那些原先就具有正統的身份，並且對自己的行為能夠得到最高當局的承認具有更大信心的人，才會率先打出造反的旗號，照理說，這種人既然是原體制下的受益者，因而似乎沒有造反的動機；其實不然，因為這種人比別人更早地領悟出文革的意義，他們正要通過造反的行動來顯示自己比別人更革命。盡管說到後來，造反派隊伍吸收了不少原體制的受害者，少數造反派人士還萌生了若幹異端思想，不過這兩類人始終未能構成造反派的主流或核心。
2、選擇與被選擇許多原體制下政治地位低下的群眾投入了造反陣營，那與其說是他們選擇的結果，不如說是他們被選擇的結果、在運動初期，他們被強行排除在“革命”潮流之外，想“革命”而不可得；爾後，那個“革命”被宣布為“保守”，宣布為反動路線，於是他們便順理成章地成了造反派。當然，他們之中的一部份人，從一開始就反對歧視，反對壓迫，這種反抗無疑是合理的。應當說這一部份人是比較自覺地選擇了抵制所謂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立場；隻是就整體而言，那些政治地位低下者之所以成為造反派，乃是文革那段特殊進程的產物，文革中最不尋常的一段插曲就是，以劉鄧為首的黨的各級領導人，依循階級鬥爭的慣例，排斥和打擊那些政治地位低下的群眾以及敢於向上級領導提出批評意見(不管這種批評多溫和或者是比正統還正統)的人；而毛澤東卻站在了劉鄧的對立面。毛的做法並非“史無前例”。古代希臘的僭主就常常以下層民眾的保護者的面目出現，帶領民眾打倒舊體制和舊的統治者，建立起更徹底的個人專政。如此說來，下層民眾起初把毛視為他們的解放者，後來又視為秦始皇式的最大暴君，那也就是不難理解的了。
3、從右派到左派人們不難發現，文革中的某些左派，骨子裡其實是右派。也就是說，文革中造反派的某些(不是全部)成員，倘就其先前的思想傾向而言，實際上和五七年的一大批右派份子更為類似。這種人大都是在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旗號下揭竿而起、投身造反運動的。如果你認為毛澤東發動批判反動路線是打“人權牌”，那麼，這些具有朦朧自由化傾向的人投身其間自是不難理解，但事情顯然並不如此簡單。
首先，所謂批判反動路線和真正的保護人權畢竟不是一回事。更重要的是，造反派不僅僅反對當權派壓制群眾，他們還積極地揪鬥走資派和批判資本主義修正主義。眾所周知，在被揪鬥的走資派中，首當其沖的是彭德懷、鄧拓式的幹部；在被宣布為資本主義修正主義而狠加批判的各種政策和觀點中，主要是那些比較務實和稍具自由化色彩的東西。這就怪了：為什麼那些原來就有朦朧自由化傾向的人，倒會反過來對他們先前還暗中欣賞的人和事發動攻擊呢？看來，那也應歸因於比賽革命的心理。不錯，這種人思想“右傾”，故而在文革前不被組織信任，且常常受到批評；但在明確的意識層面上，他們自以為還是認同革命，認同領袖，認同正統觀念的。正因為他們痛感自己的革命性不被充分承認，所以他們把文革視為表現自己革命性、証明自己革命性的大好機會，因此積極投入文革。在反動路線猖獗之時，他們多半受到排斥，甚至遭到迫害。可是，由於他們在主觀上仍認同革命，因此，迫害並未直接導致反叛意識；相反，它倒強化了他們的忠誠意願(吃不著的葡萄格外甜)。爾後，毛號召批判反動路線，他們大喜過望。他們既把毛視為自己人；與此同時，他們又把自己進一步視為毛的人。“毛主席為我們撐腰，我們為毛主席爭氣！”於是，他們就更加積極地為毛的路線而戰。作為過去受冷遇被排拒的一批，如今，他們更急於顯示自己對毛路線的理解與忠誠，尤其是想証明自己比那些先前被視為積極份子的人們更革命。這樣一來，他們就把自己本來有的種種困惑與懷疑統統丟到一邊，把自己本來有的某種右傾情緒──如果它們不符合現今的毛路線的話──統統丟到一邊。他們越是希圖通過革命獲得自我的肯定，結果便越是造成自我的迷失。
4、關於群眾性暴力迫害文革中，群眾性的暴力迫害發展到駭人聽聞的地步。不論當時的政治環境為暴力迫害提供了多少方便(包括不受制裁的特權)，黨中央毛澤東畢竟沒有直接號召打人。相反，他們還一再提出要文鬥不要武鬥；因此，施暴者本人難辭其咎。但問題在於，為什麼會有那麼多施暴者呢？尤其是，為什麼許多厭惡打人反對打人的人(他們分明在堅決執行最高指示)反而會感到有巨大的壓力，以至於常常要違心地被迫參與呢？為什麼這種明顯違反最高指示(不是“一句頂一萬句”嗎)的行為常常不是偷偷摸摸地進行(事實上，在無人觀看處，此種行為往往還要少一些)，而總是在大庭廣眾之下，具有刺眼的公開表演的性質呢？原因在於以下幾點。首先，不少人身上潛伏著許多惡念，平時隻是苦於師出無名。一旦有了一個堂皇的借口，那就什麼惡事都幹得出來了。其次，打人足以顯示特權。特權之為特權，就在於特權者可以不受常規的約束；因此，特權者一定要通過打破常規去顯示自己的高人一等。無怪乎率先出手者總是某些根特紅苗特正的人了。更普遍的一個原因是，既然我們平常都認為人在感情過於強烈的情況下往往會沖破理智的約束而做出過激的行為來；於是，有些人便故意做出過激的行為，以証明自己具有強烈的情感。打人証明你階級感情太深。深到了你的理智無法控制的程度。反之，則有立場不穩，階級感情有問題的可怕嫌疑。這就是說，打人貌似非理性行為，其實卻是十足的理性行為。它是經過理性精心算計之後故意裝出來的非理性。它是理性的非理性。文革中的狂熱行為，十之八九是裝出來的，是故意做出來給別人看的；所以它癒是在眾目睽睽之下才癒來勁。不難想見，這會形成一種何等強大的群體壓力。在這種故作失控狀的氛圍之下，你要想堅持不“失控”實在是很難很難。這不是說你在眾人的狂熱的感染下自己也會變得狂熱，而是說你在眾人的裝腔作勢之下自己也很難不跟著裝腔作勢。如果你是天生左派，你的階級感情、階級立場根本不容懷疑，你還比較容易頂住這種壓力，因為你沒有証明的必要。如果你的革命性本來就令人生疑而你又急欲顯示自己革命或者生怕被別人指為不革命，那麼你面臨的壓力就格外沉重。這就是為什麼在當時，盡管大家都知道打人不符合政策，且大多數人本心未必想出手打人，但是打人現象還是一再發生，並且越來越狠，以及總是難以制止的原因。明乎此，我們也就對歷次政治運動中發生的荒謬絕倫的種種“過火”現象有了清醒的認識。
5、關於“失控”文革中一個十分有趣的現象是，一方面，毛澤東的權力空前的強大，另一方面，毛澤東的權力又空前的無能。譬如說，毛澤東關於要文鬥不要武鬥的指示，關於實現革命大聯合的指示，下面的群眾似乎都充耳不聞，陽奉陰違。這與其說反映了群眾或群眾組織的某種反叛性，不如說反映了這種群眾運動的自身邏輯，反映了權力本身的二重性。權力的本性是禁止。換句話，權力隻可能對它要去禁止的事情有效力，但對於它不去禁止的事情就沒有什麼效力。毛澤東在文革中的地位相當於一個終審裁決者，他說什麼是革命的，什麼就是革命的；他說什麼是反動的，什麼就是反動的。當毛宣布某事是反動的時候，他的權力可謂銳不可當，因為緊接著就會是強大無產階級專政。然而，對於毛承認其為革命派的那些人而言，毛的威力就相當有限了。群眾組織在思想上接受毛的領導，但在組織上並不受毛的直接控制，其內部又無嚴格的紀律約束。除非大家自覺執行毛的指示，否則，沒有什麼外在的力量能夠迫使他們不得不執行。不錯，大多數人在主觀上都是承認毛的無上權威的，可是，在這種群眾運動中，大多數參與者最關心的是自己在競爭中勝過他人，因此，他們往往不會按照毛的指示去做，而是按照最可能使自己獲勝的做法去做。正如前面分析的那樣，在這場比賽革命的革命中，故意做出種種“過火”“過激”的行動分明是有利於自己獲勝的，而一絲不苟地執行毛的指示反而會陷於被動。在毛這一方面，既然你承認他們是革命派，承認他們的大方向正確，這就意味著你對他們做出的“過火”行動會採取一種理解和原諒的態度。那自然隻會助長種種“過火”行為變本加厲，屢勸不止。起初，毛“放手發動群眾”，其目的很可能是假借群眾的自發行動之力，狠狠地打擊他的政敵，同時又樂得以群眾行動的自發性為名推卸掉自己的責任。但這種手段一經實行開來，毛也就使得自己對群眾中的那些自發性的“過火”行動失去了有效的約束力。得於此者必失於彼。毛對群眾或群眾組織的“失控”並不是後來才發生之事。例如，老紅衛兵從一開始就沒有把毛澤東關於要團結大多數的指示放在心上，因為他們正想用排斥大多數的辦法突出自己的優越地位。大體上說，毛澤東越是支持某一派群眾，那一派群眾倒越可能對那些試圖對其行為有所約束的“最高指示”置若罔聞。這毫不奇怪，你給予的信任越多，你能施加的約束就越少。被支持的群眾一方則有恃寵而驕，有恃無恐的心理，用當時的話講就叫“自我膨脹”。對此，毛隻有兩個辦法，要麼，他幹脆把群眾組織打成反動，打成保守，然後強力壓制。天之驕子的老紅衛兵就是這樣從“小太陽”變成階下囚的。要麼，他搬出另一支更具正統性的力量(解放軍、工宣隊)用以控制那些群眾組織。最後，毛澤東恢復了各級黨組織，結束了群眾運動，重新回到傳統的金字塔式的控制。
6、關於造反派的內戰導致造反派之間長期內戰的原因其實很簡單。首先，造反派的分裂實屬難免。文革既是比賽革命的革命，老的競爭者(保守派)退出後，新的競爭者必然出現。造反派內部本來就有著各種各樣的矛盾，當初為了對付共同的對手保守派，其內部矛盾隱而不顯。一旦老對手被打垮，內部矛盾便尖銳化、公開化。造反派的分裂與其說是矛盾的產物，不如說是競爭的需要。要使競爭繼續成為競爭，沒有對立面也會制造出對立面，而制造對立面的理由總是不難找到的。造反派通常分裂為對立的兩大派，第三派勢力一般都成不了氣候。這和許多民主國家兩黨競爭的格局很類似，第三黨不是沒有存在的理由，而是缺少存在的空間。要競爭，必須有兩派；要使競爭保持高度的張力和集中的焦點，隻需要兩派。造反派之間的內戰，實際上是爭奪優勢或曰爭當核心。這種競爭比造反派與保守派的競爭更不容易解決。當造反派與保守派相互鬥爭時，中央明確表態支持造反派反對保守派，這就等於宣判了鬥爭的勝負結果。可是，面對著兩支造反派隊伍，中央不可能隻支持一派不支持另一派，中央給不了勝負的判決，而造反派們又沒有一種公認的決定勝負的競爭程序。我們知道，在民主國家，兩黨競爭是通過選民投票來裁決勝負的。文革中的造反派卻並沒有採納這種程序。因此，造反派的內戰勢必曠日持久，並且癒演癒烈。再加上普遍的暴力崇拜。當著兩派內戰發生暴力沖突時，大多數人不是努力去消除它、防止它。許多人以為武鬥是“兩個階級兩條路線鬥爭發展到白熱化階段的必然產物”。有些人甚至歡迎沖突的惡性發展，因為那使得他們有機會效仿革命戰爭時期的英雄譜寫出一曲血染的青春之歌。本來，讚成武鬥的人並不算多；可是一旦武鬥發生而又得不到有效的制止，其規模便會越來越大。我並不否認造反派的內戰也可能揭示出某種現實的社會矛盾；但是我相信，這種社會矛盾決沒有尖銳到你死我活誓不兩立的地步。我也不否認在這場“全面內戰”中，當局的縱容、挑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不過我這裡主要是講群眾方面的原因。在我看來，把造反派內戰歸結為爭奪權力還是不夠準確的。因為盡人皆知，權力隻可能屬於極少數人。大部份參與者不是追求權力，而隻是追求自己這一派的優勝；這樣，作為該派中一員，他就能分享到一份勝利者的光榮。事過境遷，今天的人們也許會認為那種榮耀其實毫無價值，可是在當時那種戲劇般的場景下(不妨想一想培根所說的“劇場假相”)，它卻使很多人感到莫大的激動。
7、趕下舞台之後很多當年積極參加文革的青年學生都回憶道，他們是在六八年底、六九間初離開學校，接受工人農民“再教育”之後，才開始對文革本身進行批判性思考的。刺激這種集體性反思的原因很多。依我之見，很重要的一個原因是大家都被趕下了舞台，失去了原有的角色。在被下放的最初日子裡，有些人還力圖保持先前的戰鬥姿態，他們不時地交流有關運動的最新信息，力圖對形勢作出自己的反應，可是他們很快就發現這種努力實在沒有什麼意義。既然他們已經遠離了舞台，他們如何還能繼續表演？正是在這種情境下，他們開始對文革有了另一種審視的角度。他們開始產生了和先前大不相同的觀點。這其實是很自然的。
8、關於“崢嶸歲月”的回憶三年前，一位昔日的紅衛兵頭頭接受記者採訪，講起文革的那段歲月，他說那是自己四十多年的人生中“最輝煌”的時刻。他緊接著又補充道，這並不等於說那段歷史是最光明的，也不表示自己當年的所作所為都是正確的。根據我的觀察，上述表白具有相當的代表性。文革中的群眾運動隻持續了兩年多。作為這場運動的積極參與者，尤其是那批革命小將，很少有人從運動中得到了什麼具體的利益，也很少有人對自己往日的觀點行為毫無懺悔毫無反省；但盡管如此，他們仍然對之懷抱著一種特殊的興奮感。道理很簡單，因為他們都一度登上了政治舞台的中心，進行了一場萬人注目的有聲有色的表演；不論是對是錯，他們都贏得了某種承認，在歷史上留下了自己的痕跡。正是在這一點上，我們可以窺視到人們熱烈地投入文革的基本動機。假如我們承認，許多群眾參加文革，與其說是為了實現他們心目中的革命，不如說是通過革命以實現自己，而當時的政治環境又是那樣嚴重地限制和扭曲了人的自我意識，那麼，我們就對他們在運動中的種種表現──無論是好的還是壞的──都比較容易理解了。這也許是為我的論點提供的最後一個証據。
六、政治心理學──一個饒有興味的研究取經
以上幾段分析，自然還很粗疏；要充實本文的主題，那顯然還需要更多的論述。在這裡，我隻是想提出文革研究的一個值得深入發揮的方面，那就是從政治心理學的角度研究文革參與者的行為。作為文革的過來人，我們知道我們做了些什麼，可是我們常常弄不清楚我們為什麼會那樣做。我們自己不能對自己的所作所為給出讓我們自己信服的解釋。我希望能有更多的朋友關心這一個有意義的課題。
──《北京之春》1996年6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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