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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5月20日訊】 發稿前夕，收到了《四十年前是與非》等有關反右的稿子，方悟四十年前的今天正是對知識份子狂飄席捲之日。
有這樣一種看法，認爲如果不是五七年的反右，取民國而代之的人民共和國的道路，即便不是一馬平川，也不會走得那麽艱難，有那麽多的盤陀曲折；也就是說，五七年以前是無過的，甚至是美妙的。的確，五七年的反右在現代史上是一件標誌性的大事，在不遠不近的今天，我們也很容易以之爲分界找出前後的種種不同。但那場暴風雨並非平地驟起，山雨欲來的凶兆，實際還不僅僅是「兆」，早已顯示的明明白白。
朱正在《肅反與反右派鬥爭》（刊於本期——編者注）中說：「反右派鬥爭不僅是肅反運動的最後完成，而且是肅反運動的進一步擴大」。所謂「最後完成」，妥否還有探討的餘地，「進一步擴大」，說明其來自有，則是很對的。朱文說，肅反「即使按照當時的標準，即使按照並不更加寬大處理的政策」，肅錯的也有「一百三十多萬人」，「錯案約占百分之九十四強」。錯案率如此之高，打擊面如此之寬，在當時都可謂前無古人。可悲的在於，隨即的後來者，以及更後的來者，每每青出於藍，使災難總是「於今爲烈」，以前的種種因此而被掩蓋了，淡化了。肅反如此，鎮反等等亦如此。看不到這一層，把所有的過犯都大而化之的歸結到五七年及以後，進而把五七年前描繪成玫瑰色，那就更可悲了。
反右是肅反的擴大，兩者間有清晰可見的脈絡。然而，反右又不僅僅是肅反在量上的擴大，它確有根本上的新意。鎮反，從鎮壓者的立場說，被鎮壓者都是對新政權構成現實威脅的異己分子；肅反，在肅人者的角度看，遭清算者也都是輔助過舊政權的歷史上的異己分子。反右以前縱有在執政黨內部的清洗，打擊的物件也是混入黨內的異己分子，比如潘漢年、楊帆被定的罪名就是「內奸」。反右則不同，「右派」都是所謂「自己人」，那些大右派幾乎都是歷史上的名左派，對政權的更叠都起過推波助瀾的作用。把這樣的「自己人」和「異己分子」不加分別的作爲清洗物件，就使所有的人都再也無可逃於天地之間，歷史也就真正揭開了所謂「百姓嗷嗷，道路以目」的一頁。從這點上說，反右的確還是有劃時代的意義。
由於右派和新政權淵源深遠，在攘奪天下的草莽時代就曾緩急相濟，所以和歷來的蒙難者比，他們也就最感冤屈。今天回過頭來看，除了葛佩奇等極少數被移花接木甚至無中生有的諸如「殺人」那樣的名言，「右派言論」實在都是左派言論。章立凡在《四十年前是與非》（刊於本期——編者注）中說：「父親在一九五七年當上右派分子殆非偶然，他的命運早就由他的性格決定了。」其實許許多多的個案都告訴我們，右派之成爲右派確有相當的隨機性。
然而右派之成爲右派也有必致的因素。雖然多數——應該說絕大多數右派在言行上左而不右，但他們的「左」往往不合于「左派」的「左」轍。最近讀了《彭述之選集》，它和反右風馬牛不相及，但不知不覺讓人想到了兩者的彷佛處。作爲二零年「共産主義小組」的成員，彭述之的基本主張，酷似以後成爲中國政治主流的那一派的基本主張，在今天，尤其是作爲教外人，便不大能理解彭和他的同道被判爲異教徒的理由。直到讀了附錄中著名的《我們的政治主張》，才想到怎麽說和說甚麽還是有不同。右派也是同樣，那些「右派言論」雖然左而不右，但和深文周納右派的左派們的路數卻有分別。當時最高領袖在一篇名文中有一句名言，叫做「輿論一律」。「一律」就不僅事關左右，也事關異同。也就是說，不僅是限制哪一類言論，而是取消所有的自作主張。因爲自作主張就是萌生異志的溫床。要消滅異志，就得鉗口，然後再是誅心——全民「鬥私」——不過這是後話了。
反右像文革等等的不幸一樣，都是我們民族負面的但同時是寶貴的遺産。今年是反右四十周年，已有不少有識的意見。其中對加害於右派的教訓說得很充分，說得不夠的，是右派本身的責任。早的不說，新政權建立後大大小小的批判，諸如對胡適、胡風、電影《武訓傳》、俞平伯的紅樓夢研究等等，「右派」們基本上都是協從的，有些甚至是活躍的主角。五七年那張對知識人的天羅地網，雖非右派們編織，但右派們確有助成之功。如果對以往的批判右派們都能加以抵制，哪怕是冷眼旁觀，那張網的剛性就會減弱。反右等等的沈痛經驗告訴我們：正如「唇亡齒寒」的古訓所喻示的，他人權利無法保障，也就隱伏了自己權利的無法保障。因此，面對他人權利受到侵害，不僅不能落井下石，也不能視若無睹。「急人所急」，從道義上說是助人，就厲害來講也是護己。
五月二十日
（節選自日本《中國研究》1997年6月號後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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