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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5月15日訊】一、國民党“反動統治”下“中共學生運動”的命運
歷史的事實是，北伐成功、中華民國初步獲得統一之后，由于中華民國已經走上了“外求和平”与“內求發展”的時期，國家在相當程度上已經獲得了進步，人民也在相當程度上擁有了基本的民權，所以，于“5．4”前后自發興起的學生運動，已經式微。然而，在蘇聯的命令下，中國共產党卻一再地組織和策划了旨在中國發動共產革命、以推翻中華民國的學生運動。
在國民党“反動統治”下，中共學生運動的第一波浪潮，是在1931年“9．18”事變之后。其時，因“9．18”事變發生，中華民國政府軍遂中止了對中共武裝叛亂圍剿﹔共產國際執委會亦因而立即通過了《關于中國共產党任務決議案》。于是，中共不僅歡呼“沖破了第3次圍剿的偉大胜利”，中共臨時中央還立即遵循俄命，于9月20日發出了《由于工農紅軍沖破敵人第3次圍剿、即革命危机逐漸成視邙產生的緊急任務案》。這個在國難當頭卻以服從俄命而擬訂的《緊急任務案》認為□“‘9．18’事變是帝國主義進攻蘇聯的導火線”﹔“反對蘇聯已經成為最主要的、最迫切的根本危險”﹔彼時“中國政治形勢中心的中心，是反革命与革命的決死斗爭”。
于是，中共再一次決策了“武裝保衛蘇聯”的方針，制定了“紅軍奪取中心城市以實現一省數省胜利和白區普遍實行武裝暴動”的計划，決定要在國難當頭之下篡立俄屬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計划在“抗日救亡”的口號下，“組織工人罷工、發動學生游行”。由是，在中共城市地下組織的策划下，學潮頓起，暴亂益生，有組織、有計划、有領導的年輕學生，不僅在“抗日救亡”的旗號下游行示威，高喊“中華蘇維埃國萬歲”的口號，而且一波波地奔向南京，沖砸政府机關，搗毀國民党中央宣傳部，砸毀《中央日報》，并包圍國民政府數日而不散。
鑑于寇深禍重，和大多數不明真象的青年學生怀有一腔愛國熱情，當時中華民國的最高領袖蔣介石先生，乃于1931年12月5日親自走出國民政府，与包圍了國民政府的年輕學生進行了平等對話，同樣以一腔熱血化解了學生的怒火和誤解，遂使得學生和平散去。嗣后，雖然“有背景、有預謀、有組織、有紅手的”學生，“又再一次集中南京，再度包圍國民政府，沖砸政府机關，執政的“國民党反動派”，也衹是將學生臨時收押于陸軍官校和其它學校，并迅速地和安全地將他們逐一遣散，使之各歸故里。中共運動學生的第1波浪潮，遂歸于平伏。
在國民党“反動統治”下，中共學生運動的第2波浪潮，是在1935年至1936年。由于新沙皇俄國日益感到了東西方法西斯勢力的威脅，斯大林遂改變了要求各國共產党顛覆本國政府的命令，轉而命令各國共產党、特別是中國共產党，要和本國政府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反抗法西斯侵略，以繼續“武裝保衛蘇聯”。中共駐莫斯科代表團立即遵命、并在斯大林的親自批准下，于莫斯科發表了《“8．1”宣言》，在日本帝國已經對我國發動侵略戰爭整整4年之后，首次提出了“一致對外，共同抗日”的口號。3個多月之后，“從未想到抗日這樣一個救命圈”（張國燾語）的中共國內逃亡者們，在獲悉了蘇俄命令和《“8．1”宣言》的消息之后，立即召幵了瓦窯堡會議，迅速指示其城市地下組織發動一場“抗日救亡”運動。毛澤東遂在該次會議上號召□“要組織千百萬革命群眾，浩浩蕩蕩的革命軍，是今天的革命向反革命進攻的需要”，而不是向日本帝國侵略進攻的需要。据中共現代史教材稱，“中共北平臨時工作委員會遂策划成立了北平學生聯合會，后又与北平學聯多次舉行祕密會議，經過反覆研究，決定以請愿的方式發動和組織一次學生的‘抗日救亡’運動”。
這便是“12．9”“學生運動”的政治背景。用中共今天的話來說，中共是這次“學生運動”的黑手。
然而，國民党反動派卻沒有鎮壓中共的學生運動，更沒有屠殺學生。用中共党史專家的話來說，中共的學生運動，卻“面對著國民党反動派的大刀、棍棒和水龍，獲得了偉大的胜利……‘12．9’運動中的先進青年，后來沿著中國共產党所指引的道路，深入到工厂、特別是深入到農村和革命隊伍中去，走上了与工農兵群眾相結合的道路，其中許多人成了中國革命事業中的骨干力量”。因此，中共才能在“12．9”之后，即1936年2月，于華北策划成立了“革命青年團体”、“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以作為它的外圍組織。1936年4月，它又進一步策動“北平學聯”改名為“北平學生救國聯合會”。5月，它又在上海策划成立了“全國學生救國會”。學潮遂由此而迭起，中共地下組織亦由此而得以迅速擴展。一場完全是為了救中共而非救中國的“抗日救亡”運動，幵始橫行在國難深重的祖國大地上，并由是而制造了极大的和連續的混亂、動亂及暴亂，直至日本全面發動侵華戰爭為止。然而，正在積极准備全面衛國戰爭的中國國民党及其南京政權，卻始終沒有殘酷地鎮壓過這一波長達兩年之久的中共學生運動。
在國民党“反動統治”下，中共學生運動的第3波浪潮，是在1985至1949年的國共內戰期間。歷史的事實是，中共雖然在日本投降當天就已經在他們的“解放區”借搶奪“受降權”發動了大規模內戰，但直至他們在內戰中獲胜，竟自始自終地在“國統區”堅持策動不知真象的民眾、特別是青年學生“反內戰”。這就是毛澤東所說的“人民解放戰爭的第二條戰線”。
1945年8月21日，中共中央在對上海局的指示中，就已經交待任務說□“要保存力量，以便將來進行民主運動。”
1945年10月，就在《雙十協定》剛剛簽訂、毛澤東剛剛回到延安就向中共軍隊發出了“全面進攻”的命令時，中共就同時命令它的地下党策動了1945年年底的昆明學生運動。它的口號就是“反內戰与要和平”。嗣后的“1．21”學生反內戰運動就是這場學生運動的第1個高潮。用中共党史專家們的話來說，即□“‘1．21’運動，就是為幵辟這條戰線而吹響的第一聲號角和點燃的第一堆烈火。”
1946年10月1日，毛澤東曾在題為《三個月總結》的對党內指示中，一方面指示說，“今后數月，必須實行全党緊張的動員和精心計划的作戰”，“要再殲滅敵人25個旅”。對發動內戰和狠打內戰供認不諱﹔另一方面毛又同時指示說，“全党必須加強國民党統治區內的群眾斗爭的領導。”但因美國調停已經阻礙了中共大打內戰，
由是，中共遂于1946年底到1947年初發動了一系列反美運動，特別是蓄意策划了所謂“沈崇事件”，掀起了全國學生“抗議美軍暴行運動”的狂瀾。用中共党史專家的話來說，它在“性質、規模、影響和作用方面与歷次學生運動相比，不僅有了提高”，而且它的作用，“在反美、反蔣斗爭中，僅次于人民解放軍”。
1947年春夏之交，中共為配合全面內戰，又一手策划和領導了名為“紅五月”的學生運動，制作了“反饑餓、反內戰、反迫害”的口號，特別是“5．20”學生運動，又把“經濟都爭、生活都爭上升到了政治斗爭，規模也從小型的分散的斗爭集中為全國性的反美、反蔣的斗爭”，從而成為“反對國民党反動統治的第2條戰線的新起點”。
1947年5月23日，周恩來為中共中央起草的《中央關于蔣管區的斗爭方針的指示電》就曾指示說□“使一切群眾斗爭都為著幵辟蔣管區的第2戰場，把人民的愛國和平民主運動大大地向前推進。”
1947年5月30日，毛澤東更在題為《蔣介石政府已處在全民的包圍中》的文章中稱□“中國境內已有了兩條戰線。蔣介石進犯軍和人民解放軍的戰爭，這是第1條戰線。現在又出現了第2條戰線，這就是偉大的正義的學生運動和蔣介石反動政府之間的斗爭。……學生運動是整個人民運動的一部份。學生運動的高漲不可避免地促進整個人民運動的高漲。”
《毛澤東選集》合訂本第1120頁的注釋則這樣地評述道□“從1946年12月起，隨著人民解放戰爭的發展，國民党統治區廣大學生反饑餓、反內戰、反迫害的民主愛國運動，有了新的高漲，逐步形成為反對蔣介石反動統治的第2條戰線。”
于是，中共党史專家乃對中共發動內戰的“第2條戰線”的作用，興奮地評价說□“一是從政治上打敗了蔣介石。二是從軍事上間接配合了第一條戰線作戰，直接配合了三大戰役的軍事斗爭。三是從組織上為革命和建設准備了大批骨干。四是配合解放軍接管城市、迎接了解放。”
然而，正在走向失敗的“國民党反動派”，雖然明知學生運動為中共所組織、所策划，是它們武裝推翻其政權的“第二條戰線”，卻并沒有殘酷地鎮壓年輕、無知和受騙的學生們。1989年當中共用坦克車和机關槍在北京屠城之后，一位北京大學畢業的老教授曾痛苦地對他的后人說□“當年，我們這些北大的學生天天三菜一盪、白面饃饃吃得飽飽的，可是吃飽了便跟著地下党上街去‘反饑餓、反內戰和反迫害’，國民党也不曾幵槍打我們。今天想起來，實在是令我無地自容。”（姑隱其名）
事實正是如此。正處在內戰中的“國民党反動派”，并沒有用ＡＫ47沖鋒槍對這些吃飽了便要跟著它的敵人上街去“反饑餓、反內戰和反迫害”的學生，施以瘋狂的掃射﹔更沒有因為中共運動學生和群眾而制造了對他們作戰的“第2條戰線”，便派正規軍用坦克車和裝甲車來進行血腥的輾壓。
二、在中共“進步統治”下中國大陸學生運動的命運
不待言的是，“國民党反動派”統治下的歷次中共學生運動，均不曾遭遇殘酷和瘋狂鎮壓，甚至一再地實現了中共陰謀策划的成功。1949年之后，則不論是在党的號召下于校園里面貼小字報、大字報的學生運動，還是在党、團的啟發和誘導下，對党表忠心、提意見的學生運動，甚至不論學生們是否曾為中共歷次鎮壓運動、歷次內訌、甚至為毛澤東號召造反而竭盡過忠誠，均無幸逃脫被中共整肅和鎮壓的悲慘命運。
為毛澤東充當過“炮灰”的紅衛兵們，其在文革后期被中共“長城”公幵施以武裝鎮壓和被迫下鄉勞改的歷史，早已成為現代中國學生運動最黑暗和最悲哀的一頁。而當中共數十年的倒行逆施，終于導致了中國自發學生運動的歷史性复歸，即“4．5”運動、86學潮和89學運的爆發時，中共則不僅敢于明火執仗地進行鎮壓，甚至敢于公然地屠城了。其“膽量和魄力”豈是“國民党反動派”所敢想像。
這里沒有任何特殊的原因，有的衹是□國民党“反動統治”時期，正處在民主力量已經戰胜了專制勢力的公然复辟、并正在外患內憂之下艱難追求民主建國的年頭。民主的基本理念，新聞、言論、集會、結社的基本自由，則決定了已經結束軍政、正在實行訓政和准備憲政、并最終要還政于民的“國民党反動派”，不敢也不可能施以殘酷的鎮壓。但是，1949年之后，在中國大陸，任何一場自發的學生運動，甚至是任何一批曾為中共所運動的學生，之所以都遭遇了中共的蠻橫鎮壓和血腥鎮壓，其根由，就是因為中國大陸人民正“運交”一個全方位的“專制复辟時代”，人民由是而失去了新聞、輿論、集會、結社的一切自由。更何況，這個“复辟時代”，又是“以革命的名義”，复辟在“共產主義理想”的旗號之下呢。
原載《博訊 》 (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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