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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4月26日訊】 四月十三日﹐台灣台南地檢署接獲密報﹐認定台灣成功大學的學生從網絡下載MP3格式的音樂檔案﹐有侵犯著作權之嫌﹐即於當天向成大學生宿舍發動「突襲」﹐查扣了十部存有未經授權音樂檔案的電腦。
從網絡下載音樂﹐究竟是否構成侵權﹖學生以「大家都這麼做﹐為甚麼只抓我」為理由抗議﹐似不可取。但若撇開法律細節不談﹐這次事件其實顯現了網絡科技可以是極端自由開放﹐也可以是極端封閉壓迫的二重特質。在互聯網上流通的種種資訊﹐是經濟學上所謂「公共財」﹙publicgoods﹚的一個特例。公共財的特點有三﹕一是在邊際上增加一個使用者的成本趨近於零﹐即你下載一個MP3檔案不影響我使用同一檔案﹔二是收費監督有顯著困難﹔三是研發成本可能高得驚人﹐但由於數碼科技的特性﹐在知識商品的生產上投入鉅資的廠商﹐也有可能利用技術﹐令收費困難的問題消失。
我們可以做一個「思想實驗」來檢驗上述主題﹕雖然Napster已經被宣告違法﹐但許多程式編寫能力超群的青少年與大學生依然故我﹐繼續在網絡上免費散布未經授權的音樂檔案與軟件。時日一久﹐大家習以為常﹐認為利用網絡科技交換音樂本來就是自然的事﹐每個青少年都樂此不疲地侵犯他人的著作權﹐絲毫不覺慚愧。
拜網絡傳播速度之賜﹐某些受歡迎的CD唱片的銷售量開始上升﹔但隨著網絡科技的成熟﹐很快人們可以用行動電話或是MP3隨身聽直接從互聯網上下載音樂﹐既方便又便宜﹐CD的銷售量就隨之下滑。唱片公司為了確保自己的利益﹐只有努力地在網絡上「巡邏」﹐嚴密監控一切可能的侵權行為。但因為網絡內在的分散性質﹐使得未經授權的檔案交換抓不勝抓。雖然唱片公司可以重金懸賞﹐鼓勵奉公守法的公民檢舉侵犯著作權的行為﹐但在學生族群中這種行為無異於告密﹐同儕壓力註定了這個制度行不通﹔唱片業者亦可「偶爾」協同司法單位﹐重演一次成大事件﹐雖於法有據﹐但終究有損形象﹐於是唱片業者決定對所有音樂產品編碼加密。
然而﹐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不論密碼編得多麼強固﹐當音樂透過揚聲器播放時﹐任何有錄音器材的人都可複製該唱片。絕望之餘﹐唱片公司想出了釜底抽薪之計﹕讓所有接受此類訊號的揚聲器從市場上消失﹐而推廣只能接受數碼訊號的系統。同時唱片業者聯手推出了新的數碼錄音檔案格式與編碼方案﹐要求廠商將加密解密的功能植入矽晶片中。但是總有人不喜歡讓唱片公司拿著作權來壓人。唱片業者於是遊說國會通過法案﹐強制人民「保護」著作權並且需向政府註冊﹔政府則要求每人為每一筆資訊交換付費﹔而為了降低消費者的不便﹐唱片公司與電訊公司開始史無前例的大併購﹐生存下來的跨國超級媒體企業開始像競標3G行動通訊執照那樣﹐爭奪網絡資訊交易授權的市場。最後﹐所有資訊的流通均須受政府的嚴密監控﹐而跨國唱片集團將以奧威爾《一九八四年》中的「老大哥」之姿﹐徹底掌控從創作者到消費者間著作權的實行的所有管道。
這樣﹐一個重要的訊息揭露出來﹕在資訊自由流通的互聯網上強行套用傳統的知識產權——特別是著作權——的法律框架﹐並容忍「反動」的唱片業者將著作權的執行推到極至﹐很有可能會導致許多荒謬﹑危險的效果﹐甚至有威脅整個民主自由社會存在的可能。不可忽略的是﹕前面所描述的一切﹐在理論上完全可行。真要付諸實行﹐以跨國唱片集團所擁有的遊說能力與所面對的商業利益﹐需要不擇手段地貫徹其偏執的意志。這樣﹐資訊間的貧富差距可能擴大到無法彌補的地步﹐互聯網促進資訊自由流通的功能也就渺如黃鶴﹐知識的無產階級將在知識大資本家的宰制之下﹐被送上通往奴役的不歸路。
對目前知識產權概念尚淡薄的中國大陸而言﹐上述課題的認識顯得格外重要。台灣的MP3事件不過冰山之一角﹐而大陸的盜版猖獗更是人盡皆知。今天發生在成大的事件﹐難保不會在內地學校發生。如今中國正在高科技信息產業的發展上全力衝刺﹐在知識產權的保障上與國際接軌固然重要﹐但徒法不足以自行﹐如何讓法律框架與時俱進﹐配合新技術的發展﹐從人與科技的互動中汲取經驗﹐才是知識產權此一西方制度得以在中國生根的根本條件。
而在這一過程之中﹐中國應留意前述所暗示的灰暗未來﹐努力在提供創新獲利誘因與維持人民資訊平權間取得一平衡點。如此一來﹐中國人民才能真正地在新世紀「脫貧」﹐中國也才能真正地以泱泱大國的風範與先進國家並駕齊驅。不此之圖﹐立再多再新再好的法律﹐不過作法自斃而已。
──原載《亞洲周刊 》 胡一天﹐國立台灣大學電機工程及法律學系畢業﹐台灣多家報章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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