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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元專欄】 與楊子立只是認識，連熟人大概都很難算，縱然有所謂一見如故的機緣，那在人的一生中，也是罕見且可欲不可求的。
直到現在，我和子立只見過二面。第一次是軍寧赴美前相約一起吃頓飯，既算他爲我出獄洗塵，又算我爲他餞行，地點就在我家附近，子立是軍寧帶來的。席間，除了一般性的介紹，知道他是電腦工程師之外，子立沒怎麽說話，好像也沒講他的網站。印象深的，只是他講到一位由於政治原因被判刑的劉憲立，家裏很苦。分手時，子立給了我名片，說以後有電腦方面的問題可以找他。
也許上天注定我們有緣，我的電腦真出了問題，嚴重病毒感染，Word系統完全癱瘓。情急無奈之中便開始翻名片，以前在各種場合也收到過一些電腦行家的名片，但是找了半天隻找到了子立的電話。這樣我們又有了幾次通電話約時間、他來我家修電腦的交往。他還教了我一些簡單的技術。之後，我才偶爾上了“羊子思想家園”瀏覽。
我們兩次見面，幾乎就沒談過政治和文化等話題。印象中，他樸實、聰明、木納、認真、對技術很精通。只是因爲他給我留下了人品很好的印象，當一出現電腦問題時我就想到他，他通過電話指導我。後來，我又遇到了問題，再打電話就找不到人了。再後來，知道他被捕了，連續幾天打聽他妻子的電話，都沒找到。一邊打聽子立妻子，一邊去“羊子思想家園”看子立的文字，越看越心懷感動。子立是九十年代的大學生，98年從北大畢業，他學的是力學，卻對自由主義思想如此用力，對六四、對法輪功的被鎮壓、對下層群體如此關注，對九十年代的知識界的分化具有鮮明的立場，而且還創辦了自己的網站！後來又知道他在北大讀研究生時，是“時事社”的成員，經常請一些自由知識份子來辦講座；他畢業後還和一些同齡人發起“新青年學會”，討論學術。在九十年代的青年之中，像子立這樣肯用功、肯思考且堅守良知的學人，實在是中國未來的寶貴財富。
越看就越想儘快找到子立的妻子，瞭解子立的一切。正在無奈之際，幾天前的一個下午，子立的妻子路坤來了電話，她的聲音和簡單的敍述，讓我激動，使我悲憤，催我非見路坤不可。我們馬上約好見面，她來我家。
路坤個子不高，戴眼鏡，不事修飾，看上去非常疲倦，還有些憔悴，肯定是災難從天而降造成的。但是，一見面她就出口驚人：“劉老師，我下決心了，不救出子立決不停止。我以前對子立寫些什麽從來不看，他有時給我講，我也似懂非懂。我也不關心時世，對不公平的事抱著明哲保身的態度。當災難沒有落到自己頭上時，我並不覺得這社會多不正常、多野蠻。但是，這災難說來就來，一下子把人打懵了，腦子一片空白。直到稍微緩過來點，認真一想，才覺得一切都不對。一味明哲保身，最後就是無力自保。”她很激動，說得很快，但清晰、堅定。
之後是沈默，很長時間。她想哭，強忍著。她被無辜關了三天放出來之後，就想在路邊大哭。平靜以後，才開始敍述她自己及子立的遭遇。再後來，她說道：我不知道子立在哪兒，我找不到他！終於忍不住，就哭。我心裏說，哭吧，路坤！我的妻子劉霞在幾年前跟你一摸一樣，也是對朋友只說了“我不知道曉波在哪，他們不告訴我。說我無權利要求見曉波”，接著就是哭哭哭……
路坤在哭，她的苦、她的壓力、她一個人守著心碎的夜晚，一個人面對不知結局的未來……但她是好妻子、好女人、好人。她的哭，她的做，不僅是爲自己的丈夫，而且代表了無數被冤屈者的親人，向這個不公正的野蠻的制度挑戰。正如丁子霖代表的六四難屬群體，向中共政權討還的不只是自己的親人，而且涉及我們每個人的權利和自由，是公道，是正義，是愛！是鮮血的代價才換來的覺醒。
在中國，多少妻子、母親遭遇這種突然的災難，而無數個突然、總是突然，讓她們知道了這是制度的必然。如果繼續忍受每個個體的突然而不奮起抗爭，災難就永遠是必然。她們已經承受了且抗爭了、她們正在承受著且抗爭著、她們在短期內還將繼續承受著且抗爭著，只爲了在長遠的未來，女人們不再在沒有任何準備之時，變成找不到丈夫的妻子、失去孩子的母親。所以，她們是可尊敬的母親和妻子，更是可尊敬的人。
晚上，一起吃飯，她又給我講了子立。他要寫，寫出這個制度的野蠻，寫出弱勢群體的悲慘；他不要出國，哪怕是去康橋；他不想一心掙錢買房子，哪怕只爲了小兩口有個屬於自己的窩，不再被別人趕著一年搬幾次家。
又沈默，路坤又要哭！
子立，如果你有在短期內可以回家的幸運，我勸你還是安心掙點錢，爲路坤也爲你自己建一個家吧！
2001年4月24日於北京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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