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戊明: 中國的民族主義──一個巨大而空洞的符號

詹戊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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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4月19日訊】 自從九十年代以來,中國的反西方主義有三波發展。第一波是90年代初何新 的種種反西方言論,雖然當時其具有暖昧的官方或准官方背景,但在社會上基本 是孤家寡人,應者寥寥。第二波是一九九四年以來,在知識界出現的反西化思潮, 張頤武、陳曉明的後殖民文化批評、甘陽、崔之元的制度創新說和盛洪的文明比 較論,從各種不同的學科和角度,對西方主流文化提出了批評,並且在知識界引 起了相當廣泛的注意和爭論。而《中國可以說不》可以說是反西方主義的第三波, 它直接迎合一部分社會群體的非理性心態,以一種極端化的話語方式表達了社會 意識中潛在的、非主流的西方情緒。

  這種自上而下彌漫開來的反西方主義,是否象有的評論所說的,象徵著“在 當今世界格局中,中國民族主義的覺醒?”我們知道,在現代化的過程中,民族主 義的覺醒或建構的確是一個十分重要的主題。但問題在於,反西方主義是否等同 于現代的民族主義?中國民族主義的重構,是否有可能通過反西方的情緒煽動,而 簡單地加以解決?如果不能,又如何建構中國的民族主義?我認爲,比較起其他問 題,這也許是應該引起公衆重視的問題之核心所在。              
一個巨大而空洞的符號

  在中國的知識界裏,曾經流傳著這樣的觀點:認爲中國的歷史不同於歐洲, 很早就形成了自己的民族國家,因而民族主義思想在中國也是淵源流長。這種觀 點無疑是對歷史的誤讀。從嚴格的意義上說,古代中國從來不曾出現過民族主義 的觀念,僅有的只是對一家一姓之王朝或華夏文化的認同。梁漱溟先生就認爲: “中國人傳統觀念中極度缺乏國家觀念,而總愛說‘天下’,更見出其缺乏國際 對抗性,見出其完全不像國家”【1】。這種並非以民族國家或政治共同體,而 只是以王朝(國家)或文化(天下)作爲界定群體的觀念,只是一種“王朝中國”或 “文化中國”,而且王朝的合法性在於代表文化的正朔,“它原是基於文化的統 一而政治的統一隨之,以天下兼國家的。”【2】傳統的中華民族的邊界十分模糊, 只要在文化或政治上巨服於自己,便可承認它爲華夏大家族的懷抱。錢穆說:“中 國人常把民族觀念消融在人類觀念裏,也常把國家觀念消融在天下或世界的觀念 裏,他們只把民族和國家當作一個文化機體,並不存有狹義的民族觀與狹義的國 家觀,民族與國家都只是爲文化而存在”【3】。因此,古代中國與其說是民族 主義的,無甯說是以文化爲中心的普世主義的。

  只是到了十九世紀下半葉,當西方列強以血與火滌蕩了華夏中心論的古老夢 想之後,中國人才被迫以陌生的國家觀念取代了傳統的天下觀念。在國與國之間 的交往和對抗之中,人們對由種族、地理、文化和歷史紐帶聯結在一起的民族共 同體逐漸有了自我確認,才産生了現代意義上的民族意識。然而,對民族共同體 簡單的、質樸的認同,僅僅是民族主義的原生形態,還帶有強烈的情感成分,如 果要上升到理性的層面,還必須對該共同體所特有的價值體系、社會制度以及行 爲規範作進一步的建構。也就是說,原生形態的情感認同僅僅爲現代民族主義提 供了一個形式性的外殼,更重要的工作是要使這樣一個外殼“實”起來,在其內 部擁有實在性的內容。

  認同民族主義的外殼,是比較簡單的事情,只要通過國際間的交往和對抗, 就可以實現,而確立其獨特的內涵,則複雜、困難得多,因爲它與整個國家的現 代化變遷緊密地聯繫在一起,沒有現成的東西可以憑藉,需要實實在在的建構和 再創造。這裏要著重指出的是,一個國家民族主義的形成與現代化的變遷,幾乎 是同時發生的過程。現代化,成爲民族主義“實在化”過程中一個不可或缺的背 景,甚至可以這樣說,民族主義的“實在化”本身,就是一個國家現代化的過程。

  從理論上說,民族主義與現代化呈現一種正相交關係,西歐、北美的民族主 義形成歷史,也證明了這一點。但是,對於中國這一後發展國家來說,這二者之 間的關係要更複雜一些。中國的民族主義情感,主要是受到西方列強侵略的刺激, 而現代化在當時又無異爲西化,於是,對於中國人來說,西方具有了敵人和老師 的雙重身份。正是這雙重身份,使得現代化與民族主義的關係變得撲溯迷離起來, 在許多時期,尤其是民族危機的時刻,西化與質樸的民族主義情感常常顯得格格 不入,甚至直接發生著衝突。

  美國當代著名的政治觀察家白魯恂談到,民族主義的發展必須超越種族或民 族歸宿的要求,建立實質性的內容去激發大衆的情感、設立規範和準則,限制領 導人的行爲。但現代中國的民族主義缺少象美國的獨立宣言、人權宣言、憲法這 樣的神聖象徵,也沒有英國那樣的議會制度和一整套行爲規範,顯得分外單薄 【4】。這樣,儘管中國的民族主義情感形式形成較早,大致在甲午海戰以後就 初具形態,但它的內容卻遲遲不能“實”起來,始終停留在激烈而淺薄的排外情 緒上,即一種粗鄙化的反西方主義。而且,民族主義的情感越是熾烈,它的現代 化內容就越是難産。民族主義在中國,成爲一個巨大而空洞的符號,徒有激情洋 溢的愛國情緒,而始終缺乏穩定的、持恒的、爲共同體的人們所基本認同的價值 體系、社會制度和行爲規範,而這些迫切需要建構和認同的實質性內容,恰恰又 是中國的民族主義所最匱乏的。

反西方主義是一種粗鄙化的種族主義

  由於近代以來中國的民族主義徒有一個巨大而空洞的軀殼,一個世紀以來, 不少黨派、社會集團和知識份子都企圖以某種東西去填補這一空洞,比如用某種 政治意識形態的內容作爲民族共同體認同的物件,或者回歸中國古老的文化傳統, 重新弘揚儒家的價值理想等等。但是,這一切努力不是以某一黨派的特殊利益冒 充民族的普遍利益,就是一廂情願地以古代的文化認同替代現代的政治認同,其 實質依然等同于傳統觀念中的“王朝中國”或“文化中國”。這樣的“民族主義” 內容建構儘管可能具有某種一時的填補真空的功能,卻經不起稍長一些時段的曆 史檢驗,——暴露出無法整合民族、凝聚人心和規範行爲的拙處,很快被時間所 抛棄。當代中國的民族主義,猶如一尊被抽空了內在靈魂的蠟像或稻草人,無法 找到自己真實的歷史位置,徒有虛張聲勢而已。

  一旦民族主義失去了其內在的精神靈魂,就會出現這樣的情形:民族主義成 爲盲目排外、妄自尊大或自以爲是的代名詞,民族主義蛻變爲粗鄙不堪的反西方 主義。本世紀初的義和團就是反西方主義的一次可笑表演。儘管義和團是從反抗 西方的強權伊始,有令人同情之處,然而,由於這種“愛國”的反西方主義不具 有任何現代性的精神內容,甚至與現代化的發展趨勢背道而馳,所以其實質無疑 成爲一種最糟糕、最落後的種族主義,一種頑固拒斥現代文明的種族主義。這種 發端於社會底層的粗鄙化的種族主義,又是以傳統的“王朝中國”或“文化中國” 爲認同背景的,所以具有極強的保守主義性格,一方面容易與知識份子中的民粹 意識合流,另一方面也更樂意被統治者所利用,成爲統治者抵抗現代變革、維持 現實秩序的最好藉口和最現成的社會資源。

  今天,儘管反西方情緒所依賴的語境有了很大變化,但那種精神脈絡依然清 晰可辨。有評論爲中國的民族主義辯護,認爲其所憑藉的中華文明傳統是和平的、 溫和的和非擴張性的。固然,中國文明不同于伊斯蘭文明,較少具有極端排它的、 原教旨的侵略性格。然而,我們也應該看到,一種民族主義如果長期缺少現代理 性的實質性內容,而始終停留在非理性的情感層次,那麽,其中內含的排它性成 分仍然具有潛在的暴力性。當種族化、粗鄙化的反西方主義處於劣勢時,可能是 “溫和的”、“和平的”,然而一旦真的實現了“富國強兵”,圓了所謂的“強 國夢”,由於沒有現代理性的內在制約,民族主義中那種情緒化、非理性和種族 化的成分,未必沒有可能導致一種黷武的衝動。要知道,近代以來落後挨打的曆 史教訓使得中國人比西方人更相信社會達爾文主義,相信所謂“物競天擇”、“優 勝劣汰”,相信唯物主義的“武器的批判”。現代中國人早已將老祖宗的“不爭” “無爲”忘記得一乾二淨,綿延一個多世紀的抵抗外敵、內部殘殺和你死我活的 階級鬥爭,在不知不覺中已經形成了中國文化的新傳統,即所謂“鬥爭哲學”。 有什麽東西可以保證,這樣的“鬥”文化(當然不會僅僅是文鬥而沒有武鬥)沒有或 不會滲透到我們的民族意識和反西方的情緒中去呢?

  在本世紀,反西方主義曾經有過兩次大規模的社會實踐,一次是世紀初的義 和團運動,第二次是六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火燒英國領事館是當時最具象徵 性的事件),我們注意到,這兩次全社會的排外騷動,都是以愛國、忠君、保教等 傳統民族主義爲號召的,而且出現了朝廷、士林和江湖即社會上、中、下三個階 層的某種合流。未來的中國有無可能重演歷史的一幕?這自然取決於一系列歷史因 素的藕合。到目前爲止,這些因素有萌芽的迹象,也有藕合的趨勢,但尚示形成 不可逆之定勢。

  即使如此,我們也應該對此保持足夠的警惕。要防止反西方主義的惡性發展, 最好的辦法也許是儘快使中國的民族主義“實”起來,使之具有一種開放的、現 代的精神內涵。
建構開放的、現代的民族主義

  作爲一種開放的民族主義,其意義在於,它不是封閉的、種族的、排外的, 而是與整個全球的現代化變遷接軌,成爲本民族現代化過程中的一個環節。在發 展中國家,由於其現代化發生的歷史是外部刺激型的,而現代化的經驗典範又往 往是具有殖民主義面目的西方國家,所以民族主義與現代化常常發生衝突。這種 衝突在現實中可以理解,但是在理論上並沒有充足的邏輯。在這裏,有兩個重要 的問題需要得以廓清。

  其一是西方文明與西方霸權的區別。反西方主義往往將這兩者混爲一談,將 西方霸權當做西方文明中的一個有機部分,甚至核心內容,因爲要反對西方霸權, 索性連西方文明也一起拒絕。然而,我們知道,西方文明雖然隨著殖民主義的擴 張來到東方,但二者並非是一個有機的不可分離的整體。霸權主義是西方發達國 家狹隘的“國家利益”的體現,而西方文明並非以此作爲必要的前提。文明的價 值是可以脫離狹隘的“國家利益”而獨立存在的。在西方現代文明的多元結構中, 既有支援霸權主義的資源,也有抗拒它的成分,不可一概而論。反對霸權主義自 然必要,但沒有必要連西方的現代文明也一併拒絕,從而喪失民族主義自身的開 放性格。

  其二是現代化與西方化的區別。反西方主義通常也將這兩個概念不作區別, 以爲現代化就是西化。固然,從發生學的意義上說這也許是對的,因爲至少在50 年代之前,作爲現代化成功的模式,只有西方諸國。然而,二次大戰結束五十年 來,全球的情形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現代化的模式,不僅有西歐北美,還有日本、 東亞以及南美、東歐若干國家。再以西化這樣一個狹隘的概念來根據現代化的豐 富多樣性已經遠遠不夠了。即使僅論西化,也有美國、英國、法國、德國和北歐 等多種模式,它們之間文化和制度的差別比我們所能想象得要大得多。在當今世 界,現代化已經呈現出一種多種模式並存和競爭的多元化格局。現代化不再是西 化的另一種說法,而是東西方多種現代模式的一種理論抽象,一種韋伯意義上的 理想類型。這就意味著,現代化無論在理念還是經驗層次上與民族主義並不存在 著必然的衝突關係,因爲現代民族主義的最重要目的,就是實現本民族的現代化, 建構具有本國特色的現代化模式。

  無論哪一種現代化模式,即使是非西方的現代化模式,都沒有必要以反西方 尤其是整體性的反西方主義爲其前提。至於究竟何爲現代化,我們不妨以維特根 斯坦的“家族類似”觀念來理解它。所謂的“家族類似”,是指沒有一個特徵是 所有“家族”的成員都共有的,但所有的“家族”成員彼此之間都有相似之處。 從經驗的層次來說,一般認爲市場、自由、民主、法治等等是現代化公共元素。 從“家族類似”的觀念加以解讀,沒有一個特徵──比如“民主”──是所有現 代化“家族”成員所共同具備的,比如香港就是有自由而無民主,而日本恰恰倒 過來,有民主而無自由,但這並不影響他們都是現代化“家族”的成員,都有彼 此類似的特徵,至少現代化元素中的大部分,無論是香港還是日本都共同具備。 在現代化的諸元素方面,西方國家是最典型的。如果整體性的反西方,就等於拒 絕了現代化的大部分元素,也就失去了現代化的相似性意義。史達林時期的蘇聯 和毛澤東時代的中國,也曾經以現代化爲標榜,但歷史已經證明:當時蘇聯和中 國的發展方向是與全球性的現代化大趨勢背道而馳的,只具有個別性的現代化元 素,自然不具有“家族”的相似性,無法歸類於現代化的“家族”成員。

中國民族主義的實質性內涵

  由此可見,一種具有現代性質的民族主義之建構,必須是開放的、非種族的, 必須置身於全球性的現代化大背景。中國的民族主義自然需要反抗形形色色的世 界霸權,但同時也需要借鑒包括西方在內的各種現代化模式。近代以來,中國並 不缺少民族主義的價值符號和文化象徵,所真正匱乏的倒是其實質性的政治內容, 特別是具有現代化元素的、擁有公共利益的政治內容。現代的民族主義認同,不 僅僅是一種種族的、文化的認同,更重要的在於民族國家的認同,而民族國家不 是一種形式的、主權的和法律意義上的抽象,而是關於共同體生存方式、社會制 度和價值體系的實質性的內容。這就是說,現代的民族主義認同,不是無原則、 無內容的,不僅是對民族國家的外殼認同,而且也是對其內在的價值體系和政治 體制的認同。而究竟什麽樣的價值體系和政治體制比較適合中國,這不是一個簡 單的事實性認同,而是一個有待創造的建構性過程。中國民族主義的實質性內涵 依然處於探索之中。民族主義的開放性格不僅意味著對外的相容並蓄,全方位借 鑒,而且也要求內部的開放,容許共同體的每一成員在社會公共領域,對什麽是 最好的共同體生存方式進行自由的、平等的討論,並且借助一定的社會空間,進 行試錯性的社會實驗。而民族主義的現代性格則要求這樣的討論和實驗必須置身 於現代化的背景之下,必須對現代化的那些公共元素諸如市場、自由、民主、法 治等,在中國的特殊語境下加以重新的選擇和配置。通過民族主義的構建過程, 使中國真正獲得一種現代性,即現代化的“家族類似”性質。可以說,只有當這 種開放的、現代的民族主義政治內容基本確立,而且通過立憲的方式,確確實實 爲共同體的成員所自覺認同的時候,中國的民族主義才會真正“實”起來,才會 具有穩定的、長久的整合功能,成爲全民族的認同物件。這,將是下一個世紀中 國所要實現的目標。

  歷史已經證明,而且將繼續證明,這一目標不是僅僅通過反西方的種族煽情 所能實現得了的。反西方主義只是一種飲鳩止渴,它只能倒過來加劇民族認同的 危機本身,而無助於走出歷史的迴圈,走出現代化與民族主義衝突的傳統困境。 當代中國所需要的不是粗鄙化的反西方主義。而是一種開放的民族主義,一種通 向世界現代化大“家族”的民族主義。
注釋:
【1】【2】梁漱溟:《中國文化要義》,《梁漱溟全集》,第3卷, 山東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60、294頁。
【3】錢穆:《中國文化史導論》, 上海三聯書店影印本1988年版,第19頁。
【4】白魯恂:《民族主義與現代化》, 香港《二十一世紀》,1992年2月號。                     
──轉自《思想評論 》
(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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