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道涵一九八二年沒有被安排為中央委員，自然意味著他在上海市的職務也已經是過度性質，一九八五年換屆選舉之時，汪道涵再次推荐由江澤民接替自己上海市長兼市委副書記職務，雖說當時的胡耀邦、趙紫陽及眾位中共元老對此安排并非意見高度一致，但沒有人不認為汪道涵的這种舉荐是出以公心，所以江澤民再次接替汪道涵的班也就順理成章，當年劉瀾濤、李一民推荐李鵬、喬石分別出任國務院電力工業部部長和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部長時，同樣是這种情況，推荐人自己甘愿退居的“高風亮節”舉動本身，使得還想繼續在領導崗位上多呆一段時間的眾多元老們對他們舉荐的人選無法挑剔，也不好意思再挑剔。
擔任上海市長時期，汪道涵与陳國棟等人在工作上的配合談不上十分默契，當時的那一屆上海市委、市府領導班子中，汪道涵是思想、作風最為開放的一個，而陳國棟則受陳云、姚依林等人的影響較深。
据當時在上海市委工作的人士回憶，汪道涵在北京工作期間，原配夫人已經去世，后經一机部的老部下從中撮合，与北京外交學院畢業的孫維慧再結良緣，一年后便老來得子，上門祝賀的老朋友曾當面向汪道涵開玩笑：有一位外交學院畢業的賢內助，主管對外經貿工作自然得心應手，為人向來十分和善的汪道涵則跟著開怀大笑。
孫氏的年齡比汪道涵前妻的孩子大小差不了几歲，“文革”前夕夜大畢業后，曾被分配到哈爾濱，但她拒絕前往報到，以至長期沒有正式工作。
汪道涵因為是國務院系統的老副部長，在北京的居住條件一直比較优越，長期享受著北京東單地區黑芝麻胡同里的一座獨立四合院。
到上海后，市府工作人員考慮到這對老夫少妻已經有一個孩子与汪氏前妻的子女住在一起多有不便，便除了給汪氏按市領導級分配的一套住房之外，另加了一套，陳國棟等人的夫人听說后，心中頗有不滿，在市領導有夫人陪同出席的公開場合里，時常抱怨孫維慧不把她們放在眼里，理由是她們這些市領導夫人最晚也是四十年代參加革命的，而孫維慧論級別的話，說她是個科級干部都有“突擊提拔”之嫌。
不過，即使陳國棟本人對汪道涵也有看不慣的地方，汪道涵提出從北京調江澤民接任上海市長，也不會引起陳國棟的反對，當時已經擔任國務院電子工業部長、中共中央委員的江澤民，無論從知識化、專業化和年輕化的角度，接任上海市長都完全說得過去，而從革命化的角度，更令陳國棟自然回想起當年江上青對他的知遇之恩。
江澤民養父江上青在抗戰初期提拔汪道涵時，同時，也把陳國棟安排為皖東地區的長壁縣長，汪道涵主動向陳國棟提起這段歷史，自然令陳國棟對江澤民產生好感，与汪道涵一起退居二線后，陳國棟出任上海市顧問委員會主任，從“發揮余熱”的角度，陳國棟首先希望的是上海市委的新領導班子成員都能夠誠心誠意地尊重乃至服從他這位“政治元老”，僅僅基于這層考慮，他陳國棟自然會相信与江澤民的情感講，肯定會比与芮杏文的感情交流來得容易。
果不其然，芮杏文到上海不久，便根据群眾檢舉揭發對上海上層元老發難，當時上海有所謂“陳國棟的秘書（經濟問題）、胡立教的儿子（流氓犯罪）、汪道涵的房子”一說，芮杏文力主查辦，江澤民則裝聾作啞，結果，陳國棟的秘書和胡立教的儿子分別受到司法處理，汪道涵的房子則不了了之。
上海工作的几年時間里，汪道涵對于江澤民來講，雖說有點類似鄧小平、陳云之于胡耀邦和趙紫陽，但不同之處在于汪道涵對江澤民基本上是處處支持，全力維護，而不是像鄧小平和陳云對胡、趙那樣處處牽制，隨時提防，另外，除了汪道涵對江澤民的大力提拔之外，江澤民本人在与汪道涵長期交往和共事過程中，各方面都受益非淺。
汪道涵畢竟是中共打江山者中為數不多的正牌大學生出身，相對于為數眾多的工農出身的老干部來講，其文化功底和參与中共早期對外開放的領導工作決定了他對新生事物接受較快，其教育程度和長年工作實踐決定了其在官場生涯中足智多謀，這一切都令江澤民佩服不已，熟知其中內情者評价說：“江澤民無論是當總書記之前還是之后，在汪道涵面前從來是必恭必敬，如果說他對陳國棟（前上海市委書記）之類的元老人物僅僅是敬畏的話，那么對汪道涵則有發自內心的敬仰和佩服。從市長職位上退下來以后，汪道涵改任國務院上海經濟規划區辦公室主任，實際上是充當了中共中央、國務院与上海市委、上海市府之間的聯絡人。
當時，時任國務總理趙紫陽對上海的對外開放非常關心，強調既要加快改造老上海，又要用新思想去設計。据當時擔任中國國際信托投資公司國際問題研究所副所長朱嘉明先生回憶，一九八八年初，趙紫陽的首席智囊鮑彤建議朱嘉明組織一些中青年理論工作者去上海，就浦東開發問題形成一些初步方案，臨行前，鮑彤特別叮囑朱嘉明等人，要听听上海方面的意見，尤其是听汪道涵的意見。
這一細節足以說明當時的汪道涵，足以被“趙紫陽一伙”視為改革開放的同路人的，事實上汪道涵，也包括江澤民，自被調到谷牧身邊具体主持全國對外經貿及對內引進工作之后，就已經成為中共最早一批對外開放的身体力行者，雖然如今中國大陸對外開放的道路已經再無逆轉的卡能，但當年他們這批人所從事的工作，卻是頂著党內保守勢力的很大壓力，許家屯先生曾經在其回憶錄中記述：當年中共保守派原老、擔任中共中央外事工作領導小組組長（時任國務院總理趙紫陽僅僅是個副組長）的李先念，一提到谷牧的名字便反感地說：“谷牧是革命派，我不欣賞。”李先念這里所說的“革命派”，其實就是外界所說的“改革派”，就是因為李先念的反對，谷牧沒有能夠兼任國務院港澳辦主任的職務。江澤民入主中南海后，汪道涵成為當代帝師，谷牧此時早已“退居二線”，挂名全國政協副主席畢竟也是當年恩主之一，所以江澤民對谷牧還是表現出了特別的尊重，專門抽時間上門看望“老領導”。
但是話說回來，江澤民畢竟是在“六四”鎮壓導致中共高層全面否定趙紫陽之“右傾”路線的大前提先被推到台前的，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被當時仍然在世的陳云、李先念等政治元老視為他們這一派的接班人，所以無論江澤民本人是否情愿，都必須被捆綁在党內改革派對立面的戰車上，至少是李先念等人還在世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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