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共五中全會上，江澤民闡述了中共的外交方針，即“冷靜觀察、穩住陣腳、沉著應付、韜光養晦、善于守拙、絕不當頭、有所作為”。這二十八個字中的前二十四個字，是鄧小平在蘇東事變后，為中共外交所定的基本方針，也算是鄧小平留給中共第三代領導人的政治遺囑。應該說，十年以降，中共雖然距“沉著應付”的境界還有不小的差距，但還是基本穩住了陣腳；雖然在忙于應付中，不大能顧及“韜光養晦”，但以“守拙”為進退依托的哀兵姿態，還是為中共外交開辟了一爿不小的轉圜余地。
也許是中共領導人在其近年所展開的“大國外交”中找到了些猶魚得水的感覺，鄧小平去世后，江澤民親自為這個中共領導層所共知的“二十四字方針”加進了四個字：“有所作為”。何謂“有所作為”？按江澤民在中共五中全會上的解釋，就是在涉及到中共利益或原則的問題上，中共絕不能讓步，要堅決維護其利益和原則；在國際論壇上，要為發展中國家和第三世界國家“說話”，為其“代言”，与其開展多方面的合作，爭取大多數國家的支持，在國際上形成于中共有利的輿論氛圍；對待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要敢于“碰硬”，因為經驗表明，中共越“硬气”，美國等西方國家就越是要与中共打交道，美國總統克林頓在訪問中國時宣布“新三不”，就是斗爭得來的結果；要善于利用市場的力量來分化西方陣營，要看到西方世界并非鐵板一塊，這樣，在中共与美國發生糾葛和衝突的時候，西方國家就不會跟著美國的指揮棒轉；要廣為宣傳中共在台灣問題上的立場，以多种方式最大限度地爭取絕大多數國家的理解和支持，為最終解決台灣問題創造有利于中共的國際環境。
如此，按照江澤民的闡釋，中共外交的基本方針實際上已并非是“二十八字方針”，當然，更非“二十四字方針”。把新增加的“有所作為”這四個字后綴于鄧小平的“二十四字方針”，已使中共的外交方針有了實質上的變化。依上述“有所作為”的蘊意，中共顯然已不能滿足于一個“冷靜觀察”的旁觀者角色；而把解決台灣問題這一中共外交活動的中心目的公之于眾，直接訴諸國家間利益交換与博弈的外交場合，也顯然与“韜光養晦”相去甚遠；至于“大國外交”，則已非“守拙”的范圍；在國際舞台上代表第三世界說話，就更是与“絕不當頭”相悖……其實，中共現今的外交方針大可以概括為八個字，那就是“穩住陣腳、有所作為”，即只要能穩住陣腳，就要有所作為。這樣，江澤民通過增加“有所作為”四個字，就把鄧小平所定的基本上是內斂的、“無為而治”的、“避戰”而能屈人之兵的外交思維，轉變成為外向的、富于進取（或曰進攻）性的、“以硬碰硬”的外交路線。為此，江澤民可謂身体力行，每年都頻繁穿梭于世界各地，甚至不惜投入巨資，為其繁忙的外交之旅增添“主席專机”。
當然，作為鄧小平指定的中共“第三代領導核心”，江澤民尚不能公開地放棄鄧小平所定下的外交方略，而只能以“修正”的方式對其加以調整。但是，從鄧小平去世后中共外交的路徑來看，其所作所為已經越來越明顯地具有“有所作為”的特點，鄧小平的“二十四字方針”在中共的外交實踐中，已經逐漸地為中共領導層拋諸腦后。
中共“有所作為”的外交路線，將成為東亞乃至世界外交大格局變化中的一個最不确定的函數。在“有所作為”的暗示和鼓勵下，北京的某些政策研究者已經向中共高層建言，在未來的國際經濟交往中，尤其是大陸加入WTO后，要防止外國特別是美國控制中國的經濟命脈，為此，要充分利用大陸在實際物質產生方面的优勢，同時利用西方特別是美國金融衍生品泡沫泛濫的短處，給美國的經濟制造麻煩，最好能引發其股市泡沫的破滅，進而引發其金融衍生品市場的崩潰……這樣做的目的在于“迫使美國因后院起火而自顧不暇，無力發動針對中國的經濟、軍事攻勢，拆除美國建立全球單級霸權的經濟基礎”。
与此“豪邁”設想相對應，也有人向中共高層建議，要改變中共在亞洲特別是東亞處處与美國“合作”的做法，以免將來在解決台灣問題時反受其害。其具体建議是，要把維持美國在東亞戰略均衡的要求，作為美國保証在中共解決台灣問題時不加以干涉的交換條件，即如果美國保証或默許在中共解決台灣問題時不以武力介入，則中共對美國在東亞的行動給予配合，反之，就要處處制約美國的戰略利益，打破美國在亞洲的戰略格局，形成于中共有利的戰略均衡。為達此目的，要利用各种方式分化日本与美國的關系，甚至不惜迎合日本提出的“日元經濟區”的建議，利用大陸市場的作用和日本与美國的經濟矛盾，削弱美元的地位，把一旦与美國交惡的經濟風險減少到最小。更有人建議，中共的外交“不要再以對美外交為中心”，因為鄧小平确立的這個外交原則“已經不适應新的世界与地區形勢的變化”。
与外交路線的實際變化相适應，中國大陸已經在作著“解決台灣問題”和与美國交惡的社會心理准備，而這反過來又成為“有所作為”的社會心理基礎。遍覽大陸媒体，到處充斥著對台灣的“打”、“殺”之聲，層出不窮地涌現著反美斗士。相當多的人其實已經遠非“有所作為”所能形容，用“大有作為”怕是更為貼切。這些人不僅要在亞洲挑戰“美國的利益”，而是處處要和美國作對，“凡是美國擁護的，中國就反對；凡是美國反對的，中國就擁護”。在這种思維的作用下，美國大選成了中共媒体嘲笑的對象，總統難產則成了美國民主失敗的象征……甚至在网絡警察密布、管制极嚴的网站上，有人公然指責中共外交部沒有把大陸不擴散導彈技術的允諾与美國停止對台灣軍售的保証作為交換條件……
當然，以中共近兩年的外交軌跡來看，中共高層似還不能、不愿或不敢与美國和西方撕破臉皮。但是，有了上述這樣一個心理基礎，中共在亞洲或某個地區制造一些不大不小的麻煩，給美國出些不大不小的難題，就都不會出乎人們的意料之外。也許，中共可以籍此增添些与美國討价還价的砝碼，增加些用來証明其政權合法性的民族主義的凝聚力。
与“文革”時期中共“反帝、反修”的虛張聲勢不同，現在，在國家實力有了一定程度的膨脹后，中共外交的“有所作為”將會給亞洲、世界、抑或中國大陸自己帶來什么后果呢？且讓人們拭目以待。
－－轉自《中國之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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