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3月28日訊】第六代導演衝破農村限制，深刻展現都市文化變貌，在國際上好評如潮，但被中國官僚設卡限制，難以為國爭光。
据亞洲周刊報道，李歐梵，美國哈佛大學教授。著有《西潮的彼岸》、《浪漫之余》和《上海摩登》等。
今年二月底，在哈佛大學有一件盛事：舉辦在美國首映十一部中國大陸第六代導演的影片，其中有兩部是世界首映，也就是說，在中國大陸也還沒有演過。我有幸見到這兩部影片的導演：《呼我》的阿年和《月蝕》的王全安，相談甚歡，也使我對中國大陸電影界有更深一層的了解。
在海外談中國大陸電影，往往只提到少數導演──特別是第五代的作品，尤以陳凱歌和張藝謀最為人所津津樂道。其實中國電影界人才輩出，卻因作品不能廣為流傳而鮮為人知。如果想把影片拿到國外參加影展，更是困難重重。
其實任何一部中國影片得獎，應該是國家的榮幸，但中共官方似乎特別注重面子問題，「家丑不可外揚」，處處設關卡檢查，使得導演本人和舉辦影展的人都不胜其煩。有時候導演會不顧風險，未經批准就到國外參展，但回國后非但得不到榮譽，而且還會遭到「秋后算賬」式的處分：他拍下一部片子就會受到更多刁難。
此次在哈佛的公演（還不是電影節），本有四位導演答應前來，結果其中兩位因為顧慮到今后拍片會有困難而不敢出國參加。從海外的立場看來，實在荒謬之至。也許原因不在哈佛大學，而是紐約的林肯中心和華盛頓的國家藝術博物館，這些影片會繼哈佛之后在這兩個重地放映；也許中國官僚根本不理會在海外的影響（在哈佛場場客滿，造成電影檔案館有史以來的最大盛況，不亞于江澤民年前在哈佛的演講），而是斤斤計較檢查的標准和尺度問題，譬如《呼我》中有非法賣血的場面，《月蝕》中有吸毒鏡頭，可能都非目前的電影檢查尺度所容許。
但這兩部片描繪的都是今日北京年輕一代人的都市生活：《呼我》以七天的時間結构敘述几個互不相關的人的生活，最后在都市的空間中相互連接，充滿了人情味，尤以傳呼机接線生的片段最引人發笑。
《月蝕》的風格几与波蘭大師奇斯洛夫斯基相似，其鏡頭的運用出類拔萃，令我嘆為觀止。我后來和導演王全安傾談，才知道除了奇斯洛夫斯基之外，他也很欣賞當年我最崇拜的安東尼奧尼的作品。安東尼奧尼的視野是哲學性的，他著眼于現代都市人生活的失落和無意義。而王全安的《月蝕》，片名也可能得自安東尼奧尼的《日蝕》的靈感，描寫的也是兩個都市女性的失落和沒有歸宿感，但在气氛的營造上卻處處顯示出北京的大都會文化的世故（sophisticated）風貌，也使我想起台灣導演楊德昌作品中的台北，現代的文明在都市──這是個不爭的事實。
至于第五代導演，卻往往無法表現出都市文化的風貌，張藝謀更是如此，只有在鄉村的題材中，一如近作《一個都不能少》和《我的父親母親》，才能一展所長。我認為這是第六代導演最具先天优勢的地方。
此次在哈佛演出的影片當中，有不少是以都市生活為背景的，但是風格各异。我看到的另一部影片《美麗新世界》（施潤玖導演）就是以當代上海作為題材，用的是鄉下佬進城的「老套」題材，卻把上海社會的各面諷刺得入木三分，故事雖然略嫌陳舊，但是演員的演技（特別是姜文之弟姜武）几乎無懈可擊，使此片樂而不俗。
除此之外，在哈佛放映的第六代導演的作品，尚有章明的《巫山云雨》、何一的《郵差》、賈樟柯的《小伍》、張元的《儿子》、宁瀛的《民警故事》、呂樂的《趙先生》、路學長的《長大成人》，以及王小帥的《扁擔姑娘》。這些導演之中，有的早享聲譽（如張元），有的新近得到國際大獎（如王小帥），也有的是初出茅蘆，如王全安。當觀眾在座談會上，問王全安是否有顧慮到片子的發行和市場問題的時候，王回答說：「我只要能把自己心里想表現的東西拍出來，就感到心滿意足了。」言下之意是，他既不計較賣座，也不愿意說教。
中國大陸第六代導演的另一個共同特色是：他們都各有話說，但是并沒有把自己的作品看成是如何了不起的「大作品」（這是陳凱歌的大毛病）。現代生活日趨多元，其意義已經不是任何「大歷史」或「大敘述」的模式所能概括。第六代導演所敘述的故事，是他們各人的故事，這些故事如果能大量的呈現出來，才能顯露出一個社會和文化的多元生机。
以任何意識形態之名來扼殺這些生机，我認為這不但是极為不智之舉，而且對中國在國際間的聲譽都是有害無利的；与其花下巨資爭取主辦奧林匹克運動會，何不投資鼓勵第六代導演──或任何華人導演──多多拍片，以「為國增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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