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几天，根据夾在相机里帶出來的絕密文件編輯成的《中國六四真相》在海外引起轟動，頗受各方關注。托名張良的作者明确指出：此時拿出六四文件，就是要給本來已經十分激烈的中共党內高層權力斗爭注入新的動力，為因為十六大權力分配而近乎白熱化的權力斗爭火上澆油。作者的政治取向也明白無誤：通過挑起對六四的爭論來迫使改革派与強硬派攤牌，從而把政治改革再次提上議事日程，藉披露這些文件，給支持政治改革的領導人助一臂之力。密件提供人和他的仍在体制內的朋友認為重新評价天安門事件對中國民主化進程非常重要，希望天安門文件使北京當局正視六四，期望重新啟動一度中斷的民主改革進程，使中國有更民主的未來。
六四問題歸根到底是：開槍鎮壓，是對，還是錯？如果錯了誰應為此承擔責任。該書沒有直接評判當時的中共領導人對六四鎮壓所應承擔的不同程度的責任。但是，其中所提供的材料將是外界判斷誰對六四鎮壓負責的重要依据。在這一點上，該書并無特別意外的結論，只是為那些應該負責的人提供了實實在在的証据。從這种意義上講，該書是為改革派清算強硬派提供的賬單，也為判斷中共內部的改革派和頑固派提供了一些判斷依据。例如，該書披露了李鵬的一些反對政治改革的言論，當時的中國總理李鵬領導了鎮壓學生的內部斗爭，他在一次領導人會議上把學生要求公開性和擴大選舉斥為胡說。當今天政治体制改革遇到阻力時，人們會聯想到李鵬。
從該書中受益最少的是顯然是李鵬。不僅如此，其名聲還會進一步受損。一切証据都表明，開槍的責任，李鵬一人最大。本來，李鵬本可以拉一大批人跟他承擔責任，如鄧小平、陳云、王震、李先念、鄧 超、姚依林等。可是這些人都已作古，而活著的人如陳希同、李錫銘、羅干等又份量太輕。看樣子，歷史責任的重擔，都將落在李鵬一個人的肩上。
如果李鵬的馬克思主義辯証法學得好，這也是他變被動為主動的絕佳机會。對李鵬來說，也并不是机會全無，該書的出版，可以幫助他為抵制重估六四，在十六大上牟取更大權力凝聚支持。如果所有的政治局委員和常委都是堅定的共產主義信徒，李鵬就可以拿著該書為自己邀功請賞，因為那一次他的确拯救了共產党，這一次難道不應該作共產党中國的國家主席？
鄧小平決定鎮壓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擔心縱容六四會導致他自己被軟禁。李鵬則害怕平反六四會導致他被軟禁。在未來某一天中共領導層的一次正式的或像本書中所看到的那些非正式的會議上，李鵬會說：“我認為澤民同志對我党在六四問題上立場日益軟化負有主要責任”。江澤民可能會反過來說，“李鵬同志對于誤導中央使用武力處理六四事件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李鵬如果不化被動為主動，他面臨的恐怕不只是軟禁。不同的是，他這回要對付的不是學生、知識分子和市民，還是同桌的政治局委員和常委。
該書對江澤民既有不利之處，也有有利之處。對江不利的一點是江主動整肅《世界經濟導報》，并受到趙紫陽的批評。
對江有利的一點是該書証明江沒有參加導致鎮壓的決策過程。由于江与鎮壓本身沒有直接關聯，這也導致他對六四的態度与李鵬略有不同。對李鵬來說，為六四承擔責任的人越多越好。這樣人人有份，才能在不給六四平反保持一致，李鵬才不可能成為犧牲品。江認為，六四承擔責任的人越少越好，這樣才能減輕六四鎮壓的后遺症。江澤民不僅認為他自己与六四無關，甚至他還試圖把鄧小平從六四的罪責中解脫出來。在江澤民定調的鄧小平悼詞中，鄧在六四中的作用被定性為“支持當時的党和國家領導人關于平息六四風波的主張”。易言之，鄧小平只是一個側面的支持者，不是擔負主要責任的拍板和執行者。對六四擔負主要責任的應是當時的党和國家領導人。在當時的政治局常委級党和國家領導人中，堅決主張鎮壓的只有李鵬和姚依林。
江澤民的思路非常清楚。鄧小平是江的政治恩人，鄧有責任，江也不光彩。而且，若連鄧与六四鎮壓的關系都不大的話，江与六四鎮壓就更沒有關系。江對鄧的解脫，以及在接收哥倫比亞廣播公司采訪時通過助手表明自己与六四無關，顯然都是在把責任向李鵬身上集中，以便自己以后容易脫身。江在處理与李鵬的關系上有三种選擇：与李聯手，与李曖昧，与李決裂。現階段，江顯然選擇与李不結盟、不決裂的曖昧手段來應付李。這本書的目的正是要通過激化矛盾，來試圖打破江与李之間的曖昧關系。
從目前已知的內容看，《六四真相》与兩個姓李的中共現任領導人關聯最大。如果李鵬是該書的最大受害者的話，李瑞環可能是該書的最大受益者。該書的一個新穎之處是首次披露了李瑞環在六四中的一些鮮為人知的事情。書中透露，李瑞環也許是除趙紫陽之外最主張對話、最反對鎮壓的人，并預感到鎮壓將是中共歷史上所犯的最大錯誤之一，而且他反對用監禁的方法對付知識分子和學生。他在一次政治局會議上放言：“我要指出的一點是，我們不能只是將這些抗議歸因于耀邦同志過世，或者一小撮煽動份子。自我們的人民共和國創立以來的四十年，我們的党已學到一些痛苦教訓－在反右運動、文化大革命等等事件之中。從現在情況來看，再一次政治大錯誤有可能讓剩下的人民的支持全部喪失。我們非常需要對話。我們不能再向學生發動煽動性或敵對的宣傳了，我們也不能再使用『反党、反社會』的標簽，知識份子和學生對這個標簽已經极度敏感，而現在，事与愿違的是，不論誰被貼上這個標簽，他立刻大獲同情。我們不應再以這种方式處理這些人，只是逮捕异議份子把他們關進監牢沒有意義。”
其次，該書第一次披露。鄧傾向于在政治和經濟上都比較開放的溫和派人物李瑞環當總書記。但其他元老贊成在關閉中國最勇敢的報紙中采取果斷強硬措施的上海市委書記江澤民。江澤民与李瑞環的關系一直不順，過招不斷。江澤民始終要把李瑞環排除在主要接班序列之外，而李執意不肯放棄，其根子還是在八九六四。
盡管該書与上述三個人的關系最大，但是受其中任何一人之托的可能性都很小。首先要排除李鵬，他是最主張武力鎮壓的人。其次，要排除江澤民，他在本書中形象欠佳，也被描述為態度較強硬的人，并因六四鎮壓而直接受益。而身為天津市委書記的李瑞環當時沒有參加決策的全過程，后來也未必有机會拿到這些材料，故可能性也不大。朱容基和第四代領導人中的胡錦濤、曾慶紅均未參預當時的決策，其中只有曾慶紅在事后看到這些文件的可能性最大。這些人中是否有作者的幕后支持者不得而知。溫家寶參預了這些決策過程，但溫一向小心謹慎，不會走出這一險棋。現在還不清楚，作者此時抖出這些材料，是他的個人行為，還是受到某個派系舵主的托付。給張良提供材料的并為之撐腰的人可能是一個比“張良是誰”更大的迷。很顯然，作者后面有要人撐腰。作者自己也說他在党內有一個葉利欽式的朋友。而且書中許多地方說出了資料來源，故對當局來說，要想查個水落石出并不困難，因為能接触到這些材料的人數极其有限。但是有撐腰的人擔著，查出又如何？
《中國六四真相》的問世也許會，也許不會直接導致中共當局對六四的重估，但是它表明，离重新評价六四比以往任何時候都進了一步，而且還有無數默默無聞的人在為重新評价六四的早一日到來默默努力，并以此來為中國的民主化政治改革尋找契机。
（2001－0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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