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很年青，不過三十多歲，已當上了《人民日報》的編委、部主任兼版面主編。今年他買了部奧迪100型轎車，在報社內引起不小的轟動。有人說他路子很野，關系眾多，也有人說他很會賣版面，道儿极黑。听了我的轉述，他不以為然地一笑，打開他那輛嶄新黑亮的私家車門，讓我坐在了前排……
听說在美國，只有老婆和客人才讓坐在前面，你是老吳的同學，老吳當年在報社是我最鐵的朋友，他的哥們儿就是我的哥們儿。你剛回國，別听他們瞎嚷嚷，我買車怎么了？又沒偷又沒搶，這是本事！這年頭儿，雷鋒沒錢都沒人理，整天拿著大哥大，挎著BB机，在飯店招客的小姐，是北京人最羡慕的職業，床上一倒，美鈔不少。我們呢，高級記者每月才一千零八十塊錢的工資，加上工齡工資、副食補貼、交通費、書報費、洗理費等各种附加工資，月收入不到一千五百元人民幣，還不夠王府飯店的一盤菜錢，你讓我們這些號稱“無冕皇帝”的怎么活？
我承認，過去在大陸當記者是個很好的職業，全國就那么几家報紙，記者享有很多特權，如坐飛机火車不用排隊買票，走到哪大都吃香喝辣的，特別是党報的記者，到地方上好象一個小神仙，被人貢著捧著，臨走還可以拿些走。但這几年全變了，記者証滿天飛，大報小報成千上万。為了掙錢，當記者的什么都干，而且名聲也越來越坏。近几年民間把社會上的人分為十种人，一個順口溜說：“第五种人是記者，坑蒙拐騙全都干。”這不但說明記者的社會地位下降，也說明了記者本身素質的降低。俗話說，飢寒起盜心。大陸現在的記者，實行業務職稱工資制，高級記者月工資一千零八，主任記者月工資九百四，記者月工資八百一十三，助理記者才六百十八塊錢，比机關干部和中小學教師還低。我的一個朋友，九零年從人民大學新聞系畢業，老婆分到机關，兩人加起來才一千三百多塊錢一個月，除了交小孩托儿費五百多塊，交房租水電煤气費，緊緊巴巴地省吃儉用，所剩無几。工作七年，連個彩電都買不起，老婆正在鬧离婚，說還不如嫁個西單擺夜攤的。楊鈞，你認識，號稱《經濟日報》總編助理，他的職稱是主任記者，每月收入最多一千八百多塊，他妻子原在一家民辦的研究單位混，“六四”后那單位被查封了，失業中又得了黃膽性肝炎，家里存的万把塊錢都貼進去還不算，又借了几千塊錢，本來挺机靈的小伙子，如今快成小老頭了。他昨天還給我打電話，讓我給他找家想出名的鄉鎮企業，五百字一万塊，他保証登在頭版上。
當然，這都屬于笨主儿。靠記者這塊牌子發了財的人也大有人在，大体上分為灰色收入和黑色收入兩种。灰色收入是指記者在給本報、本刊、本台完成寫稿任務之后，替別的報紙雜志寫東西所掙的稿費。如新華社記者寫通訊稿是沒有稿費的，但如果寫給由該社派生的《半月談》、《環球》、《經濟參考》，就會有每千字50-100塊錢的稿費，如果投給外地的雜志和小報，稿費會更高一些。也有的是靠出書寫報告文學掙錢的，但總的都很累，屬于腦力勞動和体力勞動結合的產物。這幫記者最多能有現在大陸中等水平的收入：家里有進口冰箱、彩電，銀行里存個万八千的。
大部分發了財的記者，都是靠黑色收入起家的。這類人中有些是專門從事廣告業務和制作專題節目的記者，因為廣告是現在大陸各家新聞單位的重要經濟來源，除了少數象《北京晚報》、中央電視台等的廣告業務是賣方市場，坐等客戶上門，客戶還得排隊、走后門求著早上廣告，其它絕大部分新聞單位基本上是買方市場，需要動員廣告業務人員和記者四方奔走拉廣告。而且有許多報刊還采用承包廣告費的辦法，刺激記者拉廣告的激极性。廣告提成低15%，最高的達70%，也就是說，每拉一千元的廣告，記者自己可得150-700元不等，所以不管假藥還是冒牌貨，只要付錢，照樣給登廣告。到后來干脆搞專版介紹，由記者寫吹捧產品或人物的文章，對方按廣告費付錢，各得所需。我這車就是這樣得來的，《社會市場導刊》聘我做顧問，提出拉來的廣告費四六分成，我拿小頭儿，他們吃大頭儿。以我在新聞界混了這么多年的關系，和手中的發稿權，認識的企事業單位，哪個不買面子？去年一年，我以《社會市場導刊》的名義，為二十几家大中型企業開了新聞發布會，為几十家鄉鎮企業寫過專題報告，給該刊帶來了好几百万元的廣告收入，他們給我買輛車，還算是便宜了他們。所以，我大大方方地開著它上下班，時不時還得用它去采訪，我沒管報社要油錢，他們得表揚我才是。我這搖筆杆子的比起那些扛攝像机的電視台記者差遠了，他們現在是最發的記者貴族群。隨便在新聞聯播中插個一兩分鐘，要价都得上万。一個專題片，找個七、八個贊助單位，給公司經理几秒中的鏡頭，最少也有几十万賺頭。我家樓下的一個北京電視台的小記者，剛工作時騎一輛扔了都沒人撿的破自行車，見到我總是老師長老師短的。這几年當上了一個專門介紹市場消費服務專題節目的負責人，嘿，這下可神气了，一身的皮爾卡丹，開一輛据說是兩千塊買來的去年才出厂的“二手”切諾基吉普車，抽煙都抽罐裝的美國駱駝牌，嫌三五牌的太淡，而且假的多。見到我居然和我稱兄道弟起來，我心想我當記者時，你丫的還在鄉下啃甘蔗呢。
特黑的有沒有？太多了。《光明日報》的老許，有一天到虎坊橋商場逛街，發現濟南的一家洗衣机專售柜台坐著几個小姑娘，走過去掏出記者証，說接到許多讀者的來信，反映他她們厂的洗衣机有許多問題，准備報道，要她們告訴她們的厂長。說完丟張名片，揚長而去。小姑娘一看是《光明日報》的，立刻打電話通知了厂長，該厂長嚇得連夜驅車赶到北京，帶了許多土特產找到老許，央求筆下留情，因為厂子承包了，完不成承包銷售額，該厂長損失很慘。姜不愧老的辣，老許不緊不慢地拿出他老婆和女儿連夜赶出來的二百多封“群眾來信”，說正准備每天登一封，直到把產品打出市場為止。几句話讓該厂長恨不得磕頭求饒，老許見火候已到，提出不發這些“群眾來信”的代价是，必須擺平這些來信的讀者，平均每人一千塊，需二十万元錢。另外他還可以反過來寫一篇該厂長治厂有方的新聞，只要一万五。那厂長左思右想，只好按价付款，自認倒霉。當然，比老許黑的人大有人在。中央電視台那几個主持人，光從“正大方圓”節目中，撈進自己口袋里的，每人至少六位數以上，不但有車有別墅，有的還開了自己的公司，專門吃客戶和電視台的中間回扣。而且，這种活上下聯著很多人，犯了事都有人扛著。前几天，北京電視台的一個專跑体育新聞的記者，因涉嫌敲詐、貪污受賄20万元人民幣，被拘留審查，但調查搜集証据時，公安局的人根本進行不下去，連被敲詐錢的人都替其遮掩，甚至有人愿出面替他當人頭頂著，最后連北京副市長都出面為他說情，事情就不了了之了。
這几年，大陸由被采訪單位出經費的有償新聞越來越多，新聞的客觀性本來就少，這樣一來就更沒有了。新聞輿論的重要性眾所周知，其公正的主要因素是依靠記者的個人素質和道德修養。但如今的大陸，一切向錢看，記者在自身的生活沒有基本保障的情形下，不可能不淪為金錢的奴隸，墮落是不可避免的。象《工人日報》、《經濟日報》每年印報虧損高達數百万，《人民日報》更多，以這樣的環境，報社根本無法提供足夠的采訪經費，現時平均每名記者差旅費不到五百元，還不算因政治原因被刪除的新聞，你叫他怎么公正全面？你看看人家國外的記者，年薪好几万不說，起碼不會為家里有沒有冰箱、彩電操心費力，不會為女儿上哪個托儿所、學校到處求爺爺告奶奶。我在大學的同班同學，在香港一家二流水平的報社當記者，工資都有五万多港幣，到北京每次請我吃飯，我都有要飯的感覺。你看同是中國人，為什么我們就必須絞盡惱汁地，為錢而丟掉做記者的基本職業道德？用新聞的良心去換錢，讓神圣的報紙上沾滿銅臭？我們成了什么了？跟那些天天在賓館飯店找人打炮換錢的小姐有什么不同？記者？我看簡直就是“妓者”！
(轉自<<万維讀者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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