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毛澤東不惜一切代价推行的“屠夫經濟”時代，中國的工業化以難以想象的巨大綜合社會成本換取了可觀的成就。到1978年，工業在整個國民經濟中的比重已經上升為49‧40％，一個門類比較齊全的國營工商業体系粗具規模，而且在軍事上成為极少數擁有核威懾力的國家。与此同時也造就了龐大的城市職工大軍。
但是，由于大陸中國的工業化完全与農村城市化的進程脫節，特別是与市場化脫節，使整個國民經濟及城市職工畸形化。一方面，計划經濟、重工業及其軍事工業优先發展的戰略，造就了一個嚴重畸形的工業体系，大量投資被浪費，大量設備閑置或使用不足，生活用品的供應嚴重匱乏，工業品的最大消費群体農民不但被排斥在工業化進程之外，而且极不公平地為承擔了工業化的高昂成本。他們被戶籍制度和集体化強制束縛在土地上，以簡陋的生產工具和极低的勞動效率補貼著龐大的工業規模和城市人口。另一方面，由于沒有市場化的几年競爭机制，公有制下的國企職工享受著鐵飯碗和各种福利保障，所有者缺位所導致的效率低下不會影響他們的收入和利益，因而也就不會對他們构成就業壓力。他們對利益最大化的追求主要不是表現在工作上，而是表現為隱蔽的怠工、偷懶、損公肥私，效率的巨大損失則轉嫁給整個社會。這种分配格局導致了他們在改革之初的保守或觀望的曖昧態度。直到國企改革使效益低下的代价必須由他們自身來承擔時，他們才產生了真正的危机感和越來越強烈的不滿。
以國有企業為主体的城市職工，由于在舊体制下相對于農民和知識界而言，無論在社會地位上還是在經濟收入上，都是受益最大的平民階層。經濟上的平均主義使他們沒有受損害的不公平感，社會地位上他們是名義上的領導階級，有著主人翁的自豪感和优越感，殘酷的政治身份歧視也基本不會波及他們。所以在大規模的國企改革沒有進行之前，除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高通漲時期對物价飛漲的不滿之外，他們所享受的福利待遇沒有發生太大的變化，其利益也沒有受到真正的損失，而且獎金還比以前多了些。所以他們既沒有知識界主体由“臭老九”到執政者的輔佐者的解放感，也沒有私營業主先富起來的滿足感，更沒有二者的受尊敬的感覺，他們對于改革的態度一直不太明朗。只是在工人階級的至高無上的“主人”地位被經濟大潮所動搖乃至淹沒之時，他們才切實感到了在社會地位及榮譽感方面的日甚一日的傷害。
直到90年代中后期，國企的大面積虧損使中共政權不堪重負，只能用甩包袱的辦法讓大量國有企業關、停、并、轉，國營經濟改革的深入，不僅使中小型國企、就是有些大型國企都陷入破產和被拍賣的悲慘命運，縣鄉鎮一級的國企的關閉率高達95％，隨之而來的是大批職工下崗、失業。對國企職工來說，失去了飯碗直接關系到看得到摸的著既得利益，顯然比名義上的主人翁地位的損失更具毀滅性。同時，舊的由國家全包的福利保障制度的逐漸廢除，而新的适應于市場經濟的社會保障体系又沒有同步建立，更令他們的處境雪上加霜。研究就業和社會保証的經濟學家馮蘭瑞提供了一組數字：“九五”期間，城鎮新增長的勞動力5400万人，同期僅能安排3800万人就業，倘有1600万人失業。國有企業再產生1500万至2000万的失業大軍，共計就有3000多万人失去工作崗位。這期間，農村新增勞動力再加上現有的剩余勞動力有2.14億人，只能消化7700万人，尚有1.37億農村剩余勞動力需要“轉移”。這樣一算大陸失業人口高達27.78%。在失業補償嚴重不足和社會保障极不完善的現存体制中，城市的3000万失業者是國企改革的最大受害者。
另外，在國有企業改革的過程中，出現了大量的令人震惊的腐敗，破產、負債的企業的法人們卻一個個腦滿肥腸，“窮廟富方丈”的現象触目皆是。那些自認為把一生都奉獻給了党和國家的人，那些原以為一輩子都可以捧著鐵飯碗的人，卻被党和國家一下子拋入沒人管的近于絕望的境地。社會地位的急速下降，生活水平的相對大幅度下降甚至朝不飽夕 ，使他們突然失去了生活上和心理上的平衡，爆發出對現行政權和現行秩序的強烈不滿。
于是，上訪、請愿、游行等抗議活動在全國的城市中愈演愈烈，正如農民的集体抗議事件在廣大的農村迅速上升一樣。僅2000年十月下旬以來至十一月十四日為止，大陸一百五十五個地區，共發生了八千一百五十多宗游行、示威、請愿事件。
与此同時，由于各級政府机构的合并和精簡，這种抗議活動已經超出了工人和農民的階層，擴大到被精簡下來的党政干部群体。昔日的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之間，在被迫下崗或失業的困境中，第一次成了同一戰壕的戰友，第一次彼此之間有了心心相印的平等感覺。据報道有二十一個省(區)、直轄市屬下的党政机關部門，發生了五百三十多宗集体罷工、請愿、赴京上訪事件，這是文革結束后，首次有眾多党政机關干部走上街頭。
但是由于中共不允許任何獨立的民間工會組織的存在，工人的權益又得不到法治的保障，他們的利益沒有組織化和合法化的表達渠道，沒有与厂方或政府進行平等談判的權利，只能在忍無可忍之時冒著巨大的人身風險，進行自發的分散的請愿和抗議。而政府在應對這類以群体反抗為手段的利益訴求時，除了財政安撫和強制鎮壓之外，再沒有任何可供有效使用的法律手段。所以，中共政權對愈演愈烈的群体性抗議事件的處理，皆為暫時的治標的權宜之計，而無法建立長遠的治本制度。
在對現存秩序強烈不滿的意義上，城市的失業群体作為改革成本的僅次于農民的承受者，他們是推動政治改革的動力，但是從這個龐大群体的以往經驗、利益訴求和改革理念上，他們又是大陸中國走向健全的自由經濟和憲政民主的強大阻力。因為在改革之前，他們的經濟利益和社會地位与其他群体相比，都有很大的优勢。同時，他們中的主体是從農民轉化而來，既有著農民式的懦弱和自私，又有著不同于農民的對絕對平均主義的鐵飯碗時代的記憶，他們在目前的卑賤境遇中，自然會与昔日的處境進行對比，因此更怀戀經濟上吃大鍋飯、生活上有免費的福利保障和政治上做名譽主人翁的毛澤東時代。而現在的改革對他們來說只意味著：讓那些僅占總人口不到5％的先富起來的權貴階層和私營業主們，在私有化的旗幟下名正言順地合法占有全社會80％的財富，而他們自己則是鐵飯碗、福利保障和社會政治地位的全部喪失。所以，他們宁可通過再一次“劫富濟貧”的經濟文革來重新均分社會財富，也不愿意繼續推進這种剝奪了他們的飯碗和社會地位的改革，他們宁可要陳胜、吳廣和洪秀全，也不要瓦文薩和哈維爾。
据中南社會調查所對武漢市民的入戶問卷調查，四十項熱點話題中，民眾最關心的話題，是如何懲治腐敗。反腐敗被排列成為第一熱門話題，關注度高達85.4％，而對排在第二位的熱門話題發展經濟的關注度僅為56.7％，兩者差距近三十個百分點。零點調查公司對七省市農村居民的調查也顯示，農村居民對反腐敗的關注度也高達70％左右，但只有近38％的受訪者對反腐敗有信心，大多數都持保留態度。
這种對反腐敗的高度關注說明了民眾對社會公正的渴望，但是并不能說明他們所要求的社會公正就是建立市場經濟和憲政民主。在大陸中國民眾的經歷中，几乎沒有受到過西方式的以應得權利（天賦人權）平等為基礎的社會公正的恩惠，沒有依靠私有制來保障個人財產的經驗，沒有嘗到過利用市場競爭來積累個人財富的甜頭，更沒有用憲政民主來達成個人自由的体驗。而只有通過“劫富濟貧”和“打土豪，分田地”式的暴力革命，依靠國家政權的強制性分配來達到結果平等的經驗。中國傳統“劫富濟貧”式的農民起義和中共“打土豪分田地”的暴力革命，都是他們耳熟能詳的歷史；土地改革和國有化的絕對平均主義，离他們也并不遙遠。他們宁愿為了得到強權恩賜的絕對均分的一小份面包，為了回到集体主義的大鍋飯而出讓個人的自由和權利，也不愿意為了得到平等的自由權利而暫時損失一片面包。
更重要的是，中共偽造歷史和強制意識形態灌輸，使他們只有對分配上絕對平等的美好記憶，而沒有毛澤東時代的國有化讓中國人付出的巨大代价（物質匱乏、政治恐怖、精神一律、人權毀滅）的悲慘記憶。這种由執政党精心制造的民族記憶的扭曲和空白，割斷了真實的歷史，扼殺了自省和汲取教訓的机會，抹去可以升華民族精神的苦難歷史，使中國人在整体上無法積累成功与失敗的經驗，其結果是每一次大變革都回到原來的起點，歷史呈現出原地踏步的惡性循環。
在毛澤東的名字仍然作為“大救星”，而深植于大陸最廣大民眾的記憶之中時，怎樣引導民眾接受他們毫無經驗的自由經濟和憲政民主，怎樣把他們對現存秩序的不滿納入漸進的理性的政治改革進程之中，而不是被民粹主義、民族主義和新老毛主義所利用，的确是對大陸的堅持自由主義价值觀的各類精英的嚴峻考驗。而自由与平等之間、經濟效益和貧富不均之間的吊詭，在大陸語境中能否得到常識性的澄清，則是自由主義能否說服民眾的啟蒙關鍵。
2001年1月16日于北京家中
（原載《爭鳴》2001年2月號， 感謝作者授權大紀元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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