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包要我為他的文集寫序，真的誠惶誠恐。無論從治學資歷的角度講，還是從對中國的思想啟蒙的貢獻的角度講，我都應該尊他為先生。學生為先生作序，實在是一种狂妄或僭越。
這本文集中收錄了大量寫于八十年代的舊作，從中更能体會出老包后來走上与現存体制徹底決裂的不歸路的必然性。無論是對明清思潮的反省、還是對“五四”運動的啟蒙精神的堅守，無論是与新儒家的論戰、還是對自由民主憲政的執著，其主題直指中國綿綿几千年的專制主義傳統：儒學制度化，制度倫理化和暴力化；辮子沒有了，精神卻長存……這一切把我帶回了那個激情噴涌的歲月。
在我大學還沒畢業的時候，老包已經是八十年代初最有影響的《走向未來》叢書的主編了。回顧思想解放的八十年代，在以呼喚改革開放為主潮的思想啟蒙中，《走向未來》叢書的出現無疑是一個重大的事件。這套叢書對當時中國思想界的衝擊，特別是對年輕一代的啟蒙，用“振聾發聵”來形容是決不過分的。盡管叢書涉及到人文學科的各個領域，但是給我印象最深的仍然只有兩個主題：一是引進西方的現代觀念；二是對中國傳統的反省和批判，既有對古老傳統的直接批判，又有對49年之后的新傳統的沉痛反省。
我從八十年代中期開始的對新舊傳統的激進否定，無疑從《走向未來》叢書中汲取了不少思想資源。所以，稱這套叢書的策划者和第一任主編為先生，是名副其實的。如果說，老包在八十年代的文字，還主要是借直接批判傳統來間接批判49年后的一党專制乃至個人獨裁的共產主義制度；那么，六四以后的文字則是直接指向現存一党專制，并通過對中共的奪權史和執政史的基本史實的清理和分析，揭示中共骨子里的專制主義和犬儒化的功利主義。
“中國民主化之所以長期滯阻不前，還有一個不可忽視的原因，就是抗日戰爭胜利以后，中共對世界文明一直采取拒斥的方針。所謂世界主流文明，直白地說就是以英美文化為代表的自由、民主、人權、法治等价值原則和制度規范。”再明白不過了，老包所堅守的信念，非但沒有因“六四”悲劇以及他個人所受到的不公正而改變，反而更加堅定和明晰。正是這种清醒而執著的信念，使老包能夠對九十年代的民族主義狂潮保持難得的警惕。
有种說法：‘二十一世紀將是中國的世紀。’我一直鬧不清楚這句話的确切含義，是自信？自大？還是自狂？不論它屬于哪一种，都讓我感到不寒而栗。”已經二十年了，又經歷銘心刻骨的“六四”血案，我重新翻開家里珍藏的《走向未來》叢書，看著當年讀書時划下的筆跡，再看看那龐大的編委會名單，几乎所有人的當下處境都优越于老包，其中的許多人仍然在小康時代的知識界和文化界呼風喚雨。該隨主旋律和世俗潮流而變的人早就又成為新的弄潮儿了。而惟獨老包，這個在八十年代的中國文化界響當當的名字，在八九運動中成為知識界的重要象征之一的名字，卻于九十年代消失了，他變成了被這個制度所不容的异類，在他曾經熟悉的文化界變成了真正的邊緣人——沒有工作、沒有固定的收入、沒有在大陸公開發表文字的權利、經常受到專政机關的非法騷扰……但是這些在其他人看來的“悲慘”處境，對老包本人來說未必就有多么不幸，因為他所付出的代价不過是一种委曲求全或夾著尾巴做人的世俗幸福，而他所得到的卻是作為一個知識人的獨立、尊嚴和良知的持守。在這個腐爛得几乎沒有任何做人的底線的享樂時代，我為老包慶幸，其處境使他成為极少數拒絕同流合污者之一。
一個知識分子，面對一個無恥而殘忍的制度，身處一個健忘而麻木的民族，想做一個誠實的人、有尊嚴的人，進而以高貴的人性自我期許，那么，除了叛逆之外就再也沒有別的選擇了。無論選擇什么樣的生存方式，總要付出必要的代价，不為自由、尊嚴和高貴的健全人性付代价，就要為奴役、乞求和委瑣的病態人性付代价。老包選擇了前者，那么他所付出的所有代价都是值得的。想以頭撞牆就不能抱怨頭破血流！
2000年9月14日于北京家中
（北春、2000、12）
相關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