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七十年代，蘇聯的狀況如何呢？作為第一個共產國家、全球兩大超強之一，蘇聯的走向維系著冷戰的前途乃至人類的命運，一直是全世界翹首關注的焦點。
自從1964年魯莽改革的赫魯曉夫被迫下台后，克里姆林宮的新主人勃涅日列夫向斯大林主義作了部分倒退，其統治持續了漫長的十八年，這就是歷史所稱的平庸、沉悶、壓抑的勃涅日列夫時代。
在這段時期，公有制計划經濟的全部弊端已經顯露無余，它已明顯地喪失了號召力。与西方各國比較，以公有制計划經濟的方式組織生產，其生產效率遠低于私有企業。同時，人們發現，社會主義并不比自由資本主義制度有更高的社會正義，相反，它產生了獨斷的無可逃遁的身分等級制度——階級成分的身分歧視和官本位等級制。更可怕的是，社會主義不僅沒有實現它曾經許諾的更大自由，反而產生了新的极權制度，其控制与壓迫社會的程度，遠遠超過了歷史上的暴君。
工人階級的失望主要是社會的普遍貧窮，以及他們与國家交涉的能力遠低于過去与資本家交涉的能力。因為國家的雇主地位是唯一的、壟斷的，工人無從選擇；同時，工會也已成了官方的附庸机构，工人的政治經濟地位遠不如前。
知識分子的失望主要是這种社會全面剝奪了個人的基本自由。
勃涅日列夫時代就是社會主義上述特征的典型代表。雖然在日常生活方面它比斯大林的大飢荒時代有所改善，然而是無法与西方國家比較的。
不過，就是在這樣的艱困時代里，蘇聯作家索爾仁尼琴寫出了他的史詩般的小說《古拉格群島》，對作為一個大監獄的共產极權社會進行了入骨三分的刻畫，獲得諾貝爾文學獎。而蘇聯的“氫彈之父”核物理學家薩哈羅夫則于1971年和1972年公開發表其兩份“改革方案”，勇敢地起而呼吁保護人民的基本人權。他的具体改革建議包括大赦政治犯、停止秘密審判、開放邊界、開放外國文獻書刊、停止干扰外國廣播、廢止死刑等……，凸顯了一位知識分子高貴的人類良知，并榮獲諾貝爾和平獎，在蘇聯与國際社會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特別是1975年當西方与東方華沙條約成員國簽訂了赫爾辛基協定后，蘇聯与東歐的异議分子群体冒險犯難，破土而出，對照協定，對共產制度提出批評与挑戰。在蘇聯乃至其他東歐國家，由于在經濟、政治与文化方面的全面的制度性失敗，對無效率的中央計划經濟体制和不民主的“党-國”极權政治体制的怀疑，在民眾中，特別是在知識界普遍滋長起來了。事實上，在這些國家內，已經逐漸形成了一個官方的意識形態与組織网絡都無法控制的空間了，即是說，与政權相對獨立的民間社會正在逐步長成的過程中。
這就是在蘇聯与東歐國家中眾說紛紜的所謂“公民社會”的出現。它醞釀了一個重大轉折時代的社會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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